1946年初，酒川茂雄來到橫濱，對自己的祖國進行了一番細緻的研究。他看到面露菜色的人民，看到被炸彈轟炸過的城市，還有少得可憐的物資——日本居然想用那些東西征服世界。茂雄想：“也許爸爸說得對，這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可實在看不出來。”在第一封家信中，茂雄試圖忠實地報告他看到的景象，可龜次郎聽了信裡的內容後，在回信裡斥責了兒子一番：“記住，你是個正派的日本人，茂雄，不許針對你的祖國說三道四。”從那以後，茂雄的家信裡就大多是含糊其詞了。
他剛到日本的時候十分興奮，東京正在恢復往昔的繁華，成群結隊的矮小工人個個看上去都跟他的父親差不多，他們蜂擁到轟炸過後的廢墟上，來來回回地清理。茂雄還從沒見識過這種全民族的勃勃生機，他終於被日本民族那打不垮的堅韌精神深深打動。他看見沿街無數跟自己母親一樣的老太太，她們穿著寬鬆的帆布長褲，比男人還要賣力地幹活，拖走一筐一筐的瓦礫。東京幾乎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漸漸被清理乾淨，煥發出新一輪的勃勃生機。“我得敬佩這些人。”他給父親寫信說，龜次郎覺得這比抒發日本失敗感想的那封不愛國的信強多了。
茂雄對自己的工作很有興趣，他負責跟隨麥克阿瑟將軍，為指導日本佔領區土地改革的哈佛教授擔任翻譯。阿伯納西博士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瘦高個，有著獨到的洞察力，雖然他依賴酒川上尉一字一句的翻譯才能明白那些日本農民的話，然而最終靠的全是自己的觀察。茂雄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看見有學問的人是如何思考問題的。一位種植水稻的農夫告訴茂雄：“我有兩百四十坪水稻。”酒川要把這句話翻譯給阿伯納西博士，可是博士似乎根本沒在聽，他正在自己琢磨那塊地，估算它的產量。因此，還沒等茂雄或是那位農夫開口，阿伯納西博士就對那塊地的價值一清二楚。如果茂雄翻譯的結果與博士的計算不符，那麼茂雄就得針對這些事實反覆確認，通常情況下，阿伯納西都是正確的。
乘著吉普車在鄉間行駛的漫長旅途上，酒川負責開車，阿伯納西則闡述他那套關於土地改革的理論。“麥克阿瑟將軍反對的，茂雄，是一種中世紀的關於土地所有權的概念。每一個地區都有十來個富人控制著土地，並且按照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進行劃分。這個體系其實不算糟糕。當然比平均分配要好得多。但是如果個人的經濟利益——通常是隨心所欲的——超過了使國家生存下去的利益，問題就來了。”
“什麼問題？”茂雄問道，阿伯納西願意與他談論這種成年人的問題，茂雄覺得非常榮幸。那些直腸子的上校非要用當地混雜土語談話，簡直就是地獄。
“這個嘛，比如某個地區需要更多的糧食，可地主卻出於其他考慮拒絕種糧，或者什麼都不種。”
“會有這種事情？”
“看看你周圍！很明顯，即使是在日本自衛戰爭時期，這位地主還是把土地攥在手裡不肯拿出來。一有這種事情，就得來一場革命才能拯救你們的國家。縱觀歷史，革命和大肆佔有土地總是相輔相成的。幸運的是，土地革命只有兩種發展方式。在法國，土地的所有者完全失去了理智，還沒等整個腐朽的舊體制衰亡，法國大革命就率先爆發了。當時很多人因此送了命。那種革命是最糟糕的。英國和法國殊途同歸，用的是稅收的法子。到了最後，囤積了大量土地的地主們怎麼也沒辦法繼續持有土地了。稅金實在太高。於是他們不得不出售土地，據我所知，一條人命也沒損失。這才是合理的土地改革方式。”
“你認為日本面臨的問題與英法兩國一樣？”
“所有的國家面臨的問題都一樣。”阿伯納西說，他們沿著柴縣的一條石頭路上下顛簸，“人和所持土地之間的關係很簡單，而且到處都一樣。每個國家最初都是在生產者之間平均分配土地。擁有更優越的智力，或者更高明的技巧，這導致能幹的地主開始積聚大筆財富，而社會也鞏固他們的這種財富。只要沒有更大的人口壓力，這些大地主就可以為所欲為。然而當家庭人口增多，其達到適婚年齡的兒子們就想把手伸到大片大片的閒置土地上。目前，一切宗教、政治和習俗方面的社會契約都對大地主有利。在大多數國家，那些最初進行反抗的農民都遭到了絞刑。在日本這裡，最初的暴亂者要求土地的時候，被頭朝下釘在十字架上。然後，這種壓力逐漸增大，便出現了血腥暴力的革命形式，除非像英國人那樣聰明，透過巧妙地推行稅收來達到同樣的效果。”
“你覺得所有的國家都重複著這種迴圈？”茂雄追問。
“我曾親眼見證過五次這類的革命，並一一對其進行了細緻的觀察。在墨西哥，人們肆意違反常識，簡直讓人難以置信，結果是出現了血腥的報復事件。在英國，有一群聰明的立法者用極其簡單的方法實現了制度的轉變。羅馬尼亞的情形慘不忍睹。西班牙也一樣。在美國西部，放牛人起初用長槍短炮來保護不義之財，但是最終，那些城裡人還是歸於理性，透過實施稅收制度戰勝了自己的貪慾。沒有哪個國家能避免土地改革。它們只能決定到底用什麼路線進行這種改革：是流血革命，還是稅收制度。”
“在我看來，在日本這裡，我們走出了第三條路，依法實施土地革命。”
“當然，”阿伯納西立刻表示贊同，“你我兩人做出決定，而負責推行的是麥克阿瑟將軍，而這個決定最終將成為他在日本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土地將得到公正的分配，並同時避免流血革命。”
“那麼說，真的有第三種道路？”茂雄追問。
“是的，”阿伯納西答道，“但很少有哪個國家有幸成為美國的戰敗國。”
他們默默驅車走了兩英里多，尋找一條鄉村小路，這條路通往一座不合常理的、坐擁大量土地的莊園。這裡曾使得日本陷入危機，他們發現那條小路的時候，茂雄望著近旁那狹窄的土地——說它狹小，是相對於夏威夷而言——不禁笑了起來。
“有什麼可笑的？”那瘦高個子不苟言笑的同伴問。
“我剛才在想，這是多麼諷刺的事情啊！”
“什麼諷刺？”阿伯納西問道，他向來熱衷用歷史打趣兒。
“咱們倆跑到這兒來，為打了敗仗的日本分配土地，而在我自己的家鄉夏威夷，情況卻比這裡糟糕得多。”
阿伯納西蹲坐在後座，兩隻膝蓋抵住下巴，默默地等了一會兒，直到茂雄朝他投去目光。阿伯納西隨即狡黠地一笑，問道：“那你以為我剛才跟你談的是什麼？”
茂雄十分震驚，他放慢吉普車的速度，直至乾脆停了下來，他鄭重地轉回頭去看著這位指揮官。
“你的意思是說，你剛才一直跟我談的是夏威夷？”
“當然了。我想讓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們有哪些選擇。”
“你從哪兒瞭解的夏威夷？”
“任何對土地改革有興趣的人都會了解夏威夷。目前，匈牙利和日本各自面臨著革命，而夏威夷和中國仍保留著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主義的殘餘。”
“兩個國家都得革命？”茂雄問道。
“當然，”阿伯納西乾脆地說，“縱觀歷史，我們得到一個最慘痛的教訓：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逃過歷史的主宰。中國的革命可能最後落得個血腥收回土地的結果。夏威夷可能可以透過推行稅收政策和平達到目的。”他頓了頓，然後說道，“也就是說，假使像你這樣聰明的小夥子懂得其中的道理的話。”
“我來到這裡幫助日本，我認為這很諷刺，”茂雄說，“這種事我應該在自己的國家做。”他換了擋，開到一座小房子面前，裡面有幾個誠惶誠恐的日本地主正等著他們。
“正如我剛才所說，”阿伯納西博士沉著臉重複道，“很少有國家有幸成為美國的手下敗將。日本真幸運。”
當茂雄最終追上正在麥克阿瑟將軍的勞工部門擔任翻譯的大哥五郎時，這個說法得到了再次證實。茂雄登上日本島的時候，五郎正在名古屋參加一個旨在將日本工業聯合起來的長期專案，五郎的上司並非哈佛的阿伯納西博士那樣沉默寡言的思想家，而是一群紅頭髮的美國勞工組織者，來自美國勞工聯合會。
“這個工作真快把我逼瘋了！”矮壯的五郎大聲抱怨，用手揉著理得短短的頭髮茬。
“你的上司是個傻瓜？”茂雄問道。
“傻瓜！他們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角色。讓我發瘋的是，每天要花上十五個小時逼著日本人參加工會。我給他們宣讀了麥克阿瑟將軍的宣告，說民主最堅實的基礎之一就是有組織的、能充分保障自己權利的工人階層。你也知道，我認為麥克阿瑟將軍說得對。這是唯一能夠讓日本戰勝財閥的方式。強大的、意志堅定的工會。但是，上帝見證，在日本，要讓人民加入在夏威夷被禁止的組織，真是個讓人發瘋的差事。”
“你是說，工會？”茂雄問道，兩個人正在下榻的第一旅館裡喝著日本啤酒。
“你說得真他媽對，我說的就是工會。”五郎大為光火，“咱們實話實說吧，茂雄。咱們其實是在日本打一場消滅財閥的戰爭。你知道，這裡的大公司手裡掌握的東西只相當於夏威夷大公司的一半。茂雄，你拼死拼活，為那些戰敗國的人民據理力爭，而自己祖國的同胞們卻沒人管，這真是個瘋狂的世界。”
茂雄使了個虛招來敷衍五郎，這是他理順思路時慣用的辦法。他並不開口，用啤酒杯長久地貼著自己的嘴唇，五郎抓住這個機會說：“如果工會在日本是好東西，那麼在夏威夷也是好東西。如果財閥在日本是壞東西，那麼在夏威夷也是壞東西。我讓日本人加入這裡的工會，但如果我在夏威夷也如法炮製，就得給人抓起來，揍一頓，然後扔進大牢。你說這有多他媽的瘋狂啊。”
“你說的話挺有道理，”茂雄終於開口，慢條斯理地說著，“我的頂頭上司——就是阿伯納西博士——對土地問題也說過一模一樣的話。只不過他還老說另一句話：‘一個國家抓住時機吃場敗仗，實在算得上一件幸事。’我越是觀察咱們在日本的所作所為，越是信服他這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