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燃燒的火焰(1 / 8)

<b>白崇禧</b>:字健生,生於廣西省臨桂縣。時任軍委會參謀次長。

<b>楊森</b>:在會戰中被任命為北方截擊軍總司令,負責在汨羅江南岸堵擊日軍。

<b>二見秋三郎</b>:第十一軍副參謀長,直接分管後勤,反對進攻長沙。

<b>豐島房太郎</b>:第三師團師團長。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二期、陸軍大學第二十八期。

<b>楊幹才</b>:第一三四師師長。會戰前期負責在主陣地外圍據守。

<b>夏炯</b>:第二十軍副軍長兼第一三三師師長。會戰前期負責守住關王橋。

<b>王超奎</b>:生於重慶市武隆縣。楊森第二十軍的著名勇士,曾調第九戰區幹訓團校官大隊受訓,後升任營長,英勇戰死於第三次長沙會戰。戰後,國民政府將他的犧牲地點“向公嶺”改為“王公嶺”,新牆鄉改為超奎鄉。

<b>向文彬</b>:生於四川省廣安市。在第二十軍任團長,他的部隊是淞滬會戰時出名的尖子部隊。

<b>池之上賢吉</b>:獨立混成第九旅團旅團長。第九旅團原為在山西太原組成的新編部隊,後南調充當警備武漢的臨時派遣部隊。

<b>山崎茂</b>:第九旅團臨時編組的整合步兵大隊的大隊長,奉命偷襲影珠山。

<b>楊漢域</b>:第二十軍軍長,指揮了影珠山之戰。

<b>李懷英</b>:在第二十軍任營長,是一個久經戰陣,富有作戰經驗的基層指揮官。

<b>楊漢烈</b>:時任騎兵連連長,在影珠山之戰中大放異彩。

經過兩次長沙會戰,楊森及其第二十軍表現出的驚人潛力,引起外界極大的關注和興趣。軍政部專門派出一支電影攝製組,就地駐紮於第二十軍內,以官兵訓練以及組織民眾為素材,拍成了一部戰爭紀錄片,並製作許多複製,送各戰區和部隊觀摩學習,以便吸取經驗,普遍實施。

事實上,楊森確實已形成了一套適合第二十軍特點的系統打法,基本要領是,當日軍主力出現時,便隱身一旁,等日軍主力透過後,再不停地對其後方進行襲擾,使日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看你跟看定時炸彈一樣。

這顆定時炸彈的完全起爆時間,即為對手的撤退時間。此時,要把積蓄的全部力量拿出來,毫無顧忌地進行側擊、尾擊、伏擊。

第五戰區所屬的王纘緒、孫震,因掌握日軍“掃蕩”規律,也常常採用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方法,但在最後取得的實際效果上,都無法與“楊森戰法”相提並論。

民眾組訓也是“楊森戰法”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軍政部拍紀錄片時,攝錄了大量這類畫面。

除了透過老百姓自發地刺探敵情、輸送糧彈外,楊森還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群眾戰地組織,比如婦女慰問隊、擔架隊、情報隊、搬運隊——這個搬運隊不是輜重兵那樣的角色,而是幫著搬老百姓的東西,在戰時它們的作用往往不亞於正規軍。

通常部隊作戰時,都要建立擔架兵,擔架兵必須是年輕力壯計程車兵才行,這無疑要分去部分戰鬥力,但傷兵又不能不往後方送。楊森的辦法是在民居設立緊急救護所和包紮站,由群眾擔架隊就近抬送傷員,也就省去了擔架兵一項。

一時之間,“楊森戰法”在軍中相當風行。有一次楊森回重慶,軍政部還特地給他放映了這部片子。

各戰區各部隊的軍師長、參謀長看過片子後,都學著楊森,從後方指揮所鑽出來,跑到第一線去察看地形,並且逐個分析研究如何才能對日軍展開破襲戰。

大家都在研究,薛嶽也在思考。

第二次長沙會戰使楊森和第二十軍迅速躥紅,薛嶽卻十分受傷。在南嶽會議上,白崇禧以軍委會參謀次長的身份講話,說:“敵軍此次竄犯,是自來自去。”

自來自去,就是來去自如的意思,實際上是否定了薛嶽關於大勝仗的宣傳。

薛嶽與白崇禧素來不睦,他對白崇禧的這番講評感到很是惱火,會後連續向蔣介石遞交了幾份辭職報告,並且憤恨地說:“再幹,我就不是人!”

耍了一通脾氣之後,老蔣在辭職報告上批了兩個字:“慰留”。

身為職業軍人,或許會頭腦發熱,或許會死要面子,但事後都會有一個相對較為客觀的分析和檢討。薛嶽也深知自己在指揮和判斷上出現了重大失誤,因此在重新設計保衛長沙的方案時,推出了一個新的戰術,命名為“天爐戰法”。

第一次長沙會戰,薛嶽將主力兵團置於長沙,到了第二次長沙會戰,則前移至汨羅江南岸,結果吃了大虧。這次薛嶽又回到原點,不過他的舊瓶裡還裝了新酒。

從新牆河到長沙這一段,儘管不會再組織主力兵團截擊,但沿途會用二線兵團進行不間斷的側擊和包圍,所謂“天爐”,就是透過側擊和包圍讓日軍有墜入火爐、遭烈火焚燒之感。

從“天爐戰法”的創意上,多多少少可以窺見“楊森戰法”的影子,而在“天爐戰法”中,駐守新牆河的第二十軍也確實是其中的一大關鍵環節。

楊森不敢懈怠,自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後,就加緊對第二十軍進行整補和訓練——不先吃飽了,哪有力氣減肥。

進入1941年12月中旬,湘北前線觀察到日軍調動頻繁,接到偵察人員又得到了一份日軍向鄉公所強索苦力的檔案——強索苦力是為了修築道路,修築道路是為了運輸輜重,運輸輜重是為了糧草先行。

薛嶽判斷日軍將第三次進犯長沙,楊森也根據敵情和戰區“天爐戰法”的戰略戰術作了相應部署。

此時屬第二十七集團軍序列的共有三個軍,楊森令第二十軍守新牆河以南第一線,湘軍第三十七軍守汨羅江南岸第二線,在正面呈兩線接力,而通城至平江的第一線轉由滇軍第五十八軍把守。

這三個軍的總體任務,就是給薛嶽的“天爐”點起第一把火,給日軍在“爐”內取取暖、升升溫。

阿南即將發起的第三次長沙會戰,間隔第二次長沙會戰僅過了兩個月不到,這在軍事上顯得頗為反常,要知道前兩次會戰整整相差了兩年,阿南曾在其間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如此急急用兵,與局勢變化密切相關,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阿南有些近乎失衡的心理狀態。

第二次長沙會戰是阿南上任後的開山之作,從發動汨羅江南岸會戰,到擊潰第七十四軍,這些戰績都讓他扎足了面子和臺型,太有腔調了。

可惜的是,後半段都讓一個叫楊森的人給攪了。

會戰結束後,南京侵華日軍總部的一些人背地裡議論紛紛,都說“長沙會戰不打還好,一打反而給予了中國軍隊以反宣傳的材料,很是不利。”

阿南提交報告,說明這一趟他沒白乾,愛嚼舌頭的那些人不屑一顧:成績不一定是做出來的,但一定是要總結出來的,你就吹吧。

辛辛苦苦忙了半天,原來自豪還停留在幻覺狀態,阿南怒不可遏,老虎不發威,你當我病貓!

阿南赴南京出席軍司令官會議時,在會上大發牢騷,以致於會議就被他一個人給拖到了深夜。在日軍將領中,阿南以沉穩著稱,如此不尋常的舉動,說明他心裡已經有了浮躁之氣,而這正是大戰前所有指揮官都應力避之處,也是他的同行薛嶽曾掉坑的地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偷襲得手,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南進政策”成為熱點。從東京到南京,日軍內部流行著這樣一種想法,即中國戰場已成為次要戰場。

第十一軍似乎要被邊緣化了,日本參謀本部一再暗示,要從第十一軍調動兵力去南洋,第6師團等絕對主力皆在此列,這讓阿南如坐針氈,憋足了勁想在調兵之前再打一場大仗,以便在挽回臉面的同時,增加自己的發言權。

1941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的第二天,早已蓄勢待發的日本第二十三軍開始進攻香港。第九戰區奉命將粵軍第四軍、暫編第二軍調撥南下,以策應英軍守衛香港。

得知粵軍南下,第十一軍參謀長木下勇向第二十三軍發出照會電報,探詢是否要出兵進行牽制。

電報是白天發出的,第二十三軍尚未回覆,木下勇晚上怎麼都睡不著覺,腦細胞高度興奮,最後他從床上一躍而起,決定不管第二十三軍高興不高興,歡迎不歡迎,都一定要出兵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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