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的，有興趣嗎？”
“謝謝－－”我不抽菸，但我提醒他，門上貼有不準吸菸的標誌。
他笑了：“要是他們的邱吉爾在這裡，他會服從嗎？”他根本不買賬。
這樣子的一個自以為僅次於上帝的人，你拿他有什麼招？他第一次來北京，就夠折騰人的，在山東，給王所長出了個難題，要一把真正的大刀會的刀，或者一面大刀會的旗留作紀念。好象他張了嘴，別人必得照辦似的，後來未能滿足他的要求，好一個不高興。在首都機場，硬是不跟王所長擁抱、貼臉告別，卻和所長秘書莉莉親熱個沒完。
第二次來北京，老謀深算的汪會長，滿足了他的慾望，送給他一把誰知是真的，還是假的大刀。但他又提出來，半點也不客氣地要求授與他一個名譽頭銜，弄得我們這位老資格只撮牙花子，承認他比自己還敢獅子大開口。
所長和會長在這方面看法一致，立德爾是個很令人討厭的傢伙。
早知道，我就不該招惹他。
在倫敦，叼著雪茄煙的大鬍子告訴我，他的外曾祖父曾經在山東傳過教，很了不起的一位上帝的信徒，他把他的全部生命，都獻給了教會。給我看了這位傳教士的油畫象的照片，果然象聖徒那樣，令人肅然起敬。還從他的檔案箱裡，找出來一份影印的滿清政府檔案遞給我。
他先讓我評價一下那份檔案：“不會是假的吧？我花了錢的。”
我想不至於，假字畫、假古董可能，但造假的滿清檔案騙人，下的本是不是太大點了？不過，照汪會長的話，很有點指點迷津的意味，老先生認為：中國人是絕對的現實主義者，有利可圖，什麼事幹不出來呢？
不過，我寧可把這世界想得好些，但願不是象老前輩所說那樣不可救藥。
原來這位立德爾博士的外曾祖父，很可能曾經在威海衛聖公會教堂當過神父。
根據這份沒頭沒尾的影印件，大致看出這位從新奧爾良來到中國的神職人員，曾奉他們國家公使的命令到鉅野、曹州等地參與辦理教案，並協調各列強與中國政府官員的關係。但檔案裡提到的這個人，是不是他的外曾祖父，猶待核實，所以，這也是他把我拖到一邊去的緣由。
他希望我回國以後，繼續幫他尋找他外曾祖父的資料，可我對歷史十分懵懂，這才找到我的朋友王所長。他和我是老鄉，五十年代都劃過老右，還曾一塊兒被“改造”過幾天，所以有一點友誼。
後來經他考證，這倒確是一份兗沂曹濟道的奏摺。他的學問顯然比吃政治飯的汪會長高明，而且判斷可能是那個後來成了八國聯軍索要的義和團主犯的毓賢乾的。一個道臺是無緣得見天顏的，胡亂進言，弄不好要犯僭越之罪，所以是由當時的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轉呈的。由此可見這位美國傳教士挺能活動，居然從知府、道臺到三口通衙門，到總署，拿今天的話說，一路開放綠燈，也是不可小視的人物。
這位道臺大人（是否毓賢？待考），不知得了洋人什麼好處，還是讓洋人的洋槍洋炮嚇破了膽（無非這兩端，非此即彼。正如不親外則仇外，不媚外則排外一樣，中國人好象特別喜歡走極端不可似的），給皇上打了這個報告，認為博士的外曾祖父“折衝樽俎，竭力斡旋，時作持中之論，議論公允，慷慨陳詞，少有偏袒之意”，並且說：“齊魯一地，教案迭起，民教糾紛，了無寧日。”這位道臺的主旨是想把洋人推薦給朝廷，認為洋人的事，若由洋人他們自己來調停處理的話，或許比較好辦些。
好一個賣國主義的主意！
皇上居然沒扇他大耳刮子，算他走運。
6
毓賢很快由兗沂道到省裡來主政臬司衙門，大概在現在的濟南市三山街一帶，類似於當下的公檢法部門吧？也是很有權勢的。此人以“善治盜，不憚斬戮”[2]聞名，很顯然，是一個蘸著老百姓的鮮血染紅了頂子的官吏。
直到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鉅野教案發生，山東巡撫李秉衡革職，張汝梅接任這份差使，民教衝突，此起彼伏，實在維持不下去。於是清廷把一度調往湖南的毓賢，又請了回來，接任山東任巡撫一職。雖然成了封疆大吏，但那些焦頭爛額的教案，使他窮於應付，根本沒安生過。
應該說，這位毓大人，是總結了前任被革職的教訓，上任後對洋人還是竭力周旋，想坐穩這把交椅的。
儘管他沒有少鎮壓百姓，大刀會的人死在他手下的，也不在少數。當他作為臬司，和兗沂道的錫良處理鉅野教案時，也是胡亂抓人，刑訊逼供，濫編供詞，很想討好洋人，以便了結此案的。連教士薛田資都認為：“中國的官僚把幾條人命看得一錢不值。大約有五十人被抓了來，有一部份人很快就釋放了，有一部份被嚴刑拷打致死。有的死於牢房裡的傳染病，牢房裡幾乎一直有傳染病流行。七人被判罪，其中兩名被殺頭，其餘五名被判為無期徒刑。聖誕節剛過就開了斬，為了警告其餘，砍下的頭被塗黑了，在城東門上掛了好幾個星期。”
“對這一不公平的事情，我束手無策，象往常一樣，我去拜會知縣，請求他公平處理。可是我得到的回答僅僅是美言相許而已。更為不幸的是，連這個知縣也被革職了。”
“兇手還是那個義和團，而義和團據說是‘全部都已消滅了’的。1895－1896年，毓賢接到‘嚴行禁止’義和團的敕令以後，也曾向北京報告說，他已經執行執行了這一敕令。他因此加官晉爵，很快成了山東巡撫。因此，讓這個知縣冒險向上面報告，說還有義和團，這對他來說是多大的苦惱啊！特別是對七個囚犯的判決已經得到皇帝的批准。複審幾乎是不可能的了，否則，按照中國的法律，毓賢就得掉腦袋。”[3]
儘管如此，洋人還是不滿意他，到底將他轟出山東，由袁世凱總攬大權。甚至後來毓賢回到北京，讓外國人壓著，硬是坐了一陣冷板凳，去太原任山西巡撫，也不放過他。
1900年3月15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爵士拍給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侯爵的電文中，這樣寫道：“關於山東反對基督教結社的情況，我已於本月10日電告閣下。現在，我必須報告：前任該省巡撫已被任命為山西巡撫。山東近年來發生騷亂的主要原因，無疑是這位官員對反對基督教的結社抱有同情；這裡的各國使節對他行為提出了強烈抗議。
當我向總理衙門談論到卜克斯先生案件時，我曾警告他們說：如果卜克斯先生案件的解決不能令我滿意，我必須堅持懲罰巡撫，因為他對該省的混亂狀態負有責任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知道，該巡撫由於教案而被免職，並且美國公使曾經正式要求永遠不再錄用他。”[4]
在稍後一些日子裡，這位公使致外交大臣的電文裡，仍然表明他要給當時的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對他們任用毓賢表示不滿。
“我們迄今尚未收到總理衙門對3月10日照會的答覆；昨天，我閱讀了任命前山東巡撫擔任山西巡撫職位的官方通告，使我對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抱有嚴重的疑慮。山東反對基督教結社的成長和逍遙法外，普遍地被認為是由於這位高階官員所給予他們的同情和鼓勵；他的行為在過去若干時候以來已經成為好幾位外交使節提出強烈抗議的主題。總之，毓賢被指定擔任如此重要的一個職位，不能不認為是中國政府方面對列強的意見和抗議特別缺乏考慮的表現。”[5]
直到1900年3月29日，竇納樂爵士仍在堅持：“該省前任巡撫毓賢已被任命為山西巡撫，他是主犯。除非此人首先受到懲罰，我們便不能夠堅決要求懲罰那些較低階的官員，因為他們實際上是根據他的命令列事的。”[6]
於是，他在山西任上，就和他鎮壓過的義和團一起，特別的反外、仇外起來。
仔細想想，這當然也是很有意思的。
7
一開始，立德爾博士和史學所取得了聯絡以後，便把我撇開了。
當然也可以說，史學所和立德爾直接掛上了鉤，他們之間的許多來往，也就不想把什麼都對我這個外人講了。
這種謀略，完全屬於國粹了。老會長嘲笑我對我老鄉的忠實，中國人跟中國人玩兒這一套，最在行了。哪怕親孃親老子，也不講情義的。
首先，立德爾也不是東西，過河拆橋，他也滴水不漏地瞞住我。我還挺當回事地和第一歷史博物館的內廷大檔的老先生套近乎，給他挖資料呢？
我當面問過這位鬍子。學他，也直接了當：“這麼做，至少不夠朋友吧，也該打個招呼的嗎！”
他面不改色，他問：“山東人的性格，是不是特別的講義氣？”
“可以這樣說吧！”我回答。
“能不能認為全部的中國人，都很講義氣呢？”
“那倒未必的。”
“這就對啦，何況我是外國人呢！”
這個王八蛋！
其次，我對史學所的做法，尤其我那位老鄉，實在不敢恭維。“王所長，真有你的！瞞天過海，紋絲不動！”
王所長多少還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呆氣仍在，並未被官場的明爭暗鬥磨練得多一點滑頭，白“改造”那些年，仍然缺乏適應生活的能力。他面部肌肉不歸原位了，不知怎麼對我解釋。
可我明白，他囁嚅地說出“莉莉”二字，便知道是他的秘書，一個人精，搞的名堂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們向這個老外發出了邀請，真是進展神速。要不是汪會長那公鴨嗓在我寒舍門外響起，我不知道兩強相爭，已經到了劍拔弩張，剌刀見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