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立德爾博士是位並不令人十分感到愉快的漢學家。
在美國，中國熱早過去了，研究中國，不算是一門熱門的學問。但也還有一些人在研究中國，如最近去世的費正清博士，如這位活著的立德爾博士。不過，大鬍子說：“我對於中國滿清末年的的興趣，純粹因為我自己家族的緣故。”
費正清博士，我不認識，但讀過他的著作。立德爾博士，我認識，卻從來沒見過他的任何有關他的外曾祖父和中國的隻言片字，總聽他說在研究著，但也總未見他寫出來。這也並不稀奇，美國是個什麼樣的人都有的國家，其實，林子大，什麼鳥兒會沒有呢？中國何嘗不同樣如此！
反正誰也不會當回事的，來的都是客，那就熱烈歡迎唄！泱泱大國，一向以禮貌著稱於世，史學所的王所長，史學會的汪會長（請注意“所”和“會”的一字之差），當然要盡地主之誼，好好款待一番了。何況立德爾博士的外曾祖父曾經在中國幾乎生活了一輩子，現在他踏著先人的足跡又來了，汪會長說：“這不正說明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嗎？才讓外國人仰慕不已的。”
史學所的那位挺漂亮的秘書，對立德爾博士說：“我們歡迎你到中國來尋根！”
請注意，這一點相當重要，故事所以會那麼撫今追昔，一切的一切，都是從這兒引發出來的。
2
立德爾博士雖說是漢學家，只是對中國人而言。在美國，他是基金會的幹事。
這位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人，赤紅臉膛，鷹鉤鼻子，頭髮早歇了頂，但絡腮鬍子卻十分茂盛的博士，實際上是一傢俬人基金會的幹事。
老兄的那山羊毛大鬍子，給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他喜歡熱情洋溢地同人擁抱，這還可以；他更喜歡親親熱熱地與人貼臉，那就不敢恭維了。外國人就是外國人，沒辦法。
這次是先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訴我，他第三次要到中國來。
我給王所長打電話，照會他這件事，他說他也收到了博士的信。同時，我給汪會長也打了電話，答覆是一樣的。因為是一個來訪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漢學家，必須要向史學所和史學會分頭打招呼。
大鬍子啟程之前，又拍來一份電報，要我某月某日的幾點，到飛機場去接某某次的航班。以及十萬火急，務必務必的話。
我認為立德爾有一個判斷上的錯誤，基金會幹事並不等於訪華的一位外國元首。
我趕緊拿起電話找王所長，對方很驚訝：“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接著，我從汪會長的公鴨嗓裡，也聽出了同樣失望的調子：“這可就日怪啦！”
3
我和立德爾博士認識，是很偶然的。
有一年，我去英國，根據主人的安排，有一天，到牛津大學的東方語言學院見幾位漢學家，那是一種隨便的、不拘形式的交談，喝著咖啡，各談各的，基本上是一個無主題變奏。
這也很好，省得成本大套。我們已經有太多的嚴肅和一本正經，這一點，我對立德爾頗多非議之處，但他不那麼努力把自己捆綁起來，更隨心所欲些，倒是讓我膺服的。
三月的英國，春寒料峭，黃水仙雖然開了，但絲絲縷縷的雨，總使人排解不了心頭的冷意。他出現了，這個新奧爾良的大鬍子。霎時間，就熱熱鬧鬧起來。
我當時不知道他老兄是美國人，還以為是他們一夥的，也許遲到了，也許從外地趕來的。
他和在座的每一個人握手，擁抱，貼臉。大嗓門，生硬的中國話，和雪茄煙的味道，喧賓奪主，馬上全是他的市面了。
對於我們幾個中國客人，不用說，熱情有加。左頰右頰的優禮有加，真讓人禁受不了，他那鬍子好象山羊毛織的毯子似的，還有一點扎人。
這時，方知道他剛從美國來，到這兒來查一點他外曾祖父那個年代的資料。他經常來，跟此地的同行很熟，別看隔著大西洋，倒比從我家去史學所或史學會更便當些，我與這兩個單位的一個姓王，一個姓汪的領導聯絡什麼事，唯有電話，想登門朝拜所長或會長的話，真擠不起車，老骨頭老肉，實在吃不消的。
想到這些，比起人家大西洋上飛來飛去，象吃餡兒餅似的容易，難免要洩氣的了，真是的！
不過，若是立德爾一張嘴，他的外曾祖父為中國如何如何貢獻了一生，我也不怎麼愛聽。當然，我未必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多麼多麼的“革命”，對這位據說對中國還不錯的傳教士，有什麼反感。細想一下，這種情緒，也頗有趣，或許便是所謂的“複雜性”了，就如同所長也好，會長也好，並非十分“待見”這位老外，又不得不做出十分“待見”的樣子，不也是好笑的嗎？
他，也就是這位鬍子老外，當時，很鄭重其事地問我：“你是山東人？”
我說我不是。
“山東人都是大個子。”
我回答他：“但大個子不一定全是山東人。”
“如果你不反對，我想求你一件事。”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直接了當，是個按下子彈，馬上扣扳機的主。而且，對不起，決不把麻煩別人，當一回事的。才認識五分鐘不到，他張嘴要我給他辦事。
與立德爾博士，是這樣認識的，那天倫敦真冷。
4
請原諒我把鏡頭閃回，1899年10月2日，那是光緒二十五年的事。
我也說不好為什麼，寫到這裡，突然想起了這樣一件久遠年代裡的一個場面？也許這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撫今追昔”了。
那一天，秋高氣爽，萬里無雲，在泰安去沂州的驛道上，蹄聲得得，一路飛塵地駛來了一輛教堂老爺的四輪馬車。車上坐著聖言會的副主教福約瑟大人，和拎著馬棒的教堂執事，和護衛他的扛著來復槍的德國兵。
“讓開！讓開！”趕車的吆喝著。
擋道的獨輪車，一邊裝著扇石磨，分量不輕，十五歲的李二全和他的爹，兩個人都光著膀子，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努力地想把這不聽話的車往路邊靠靠，好教馬車過去。洋人是惹不得的，連帽子上有頂戴的官員，都對他們點頭哈腰的。
那時的驛道，說實在的，連現在的三級公路也比不上。
第一，土路，坑坑凹凹，全是車轍，第二，狹窄，會車總要磕磕碰碰，少有不罵娘入祖宗的。
“滾！”馬車上的人大聲吼著。
心越急，越出事，獨輪車歪倒了。本來上火，趕車的再吹鬍子瞪眼睛，李二全把肩上的繩子甩脫，索性去他媽的了。
穿著黑袍的福約瑟大人，在車上站起來，他說：“我憑我這支手杖，走遍山東，沒有一個人敢擋我的路！你好大膽！”
他這樣振振有詞的時候，他和他的跟役心裡都明白，在曹州被打得屁滾尿流，是另外一回事。也許，這是使他惱怒的原因，他下令他的護兵：“給我打！”
德國兵舉起了槍。[1]
5
立德爾博士點起了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