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蔣介石又一次處於命運轉折點的時候，他在南昌迎來了黃郛。
黃郛一到南昌的北伐軍總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國民黨黨報便紛紛撰文，指責黃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應讓他混跡於南方的革命陣營。蔣介石為此在紀念週上大發雷霆，說：“黃膺白（黃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難道我們革命，連朋友也不要了嗎？”
李宗仁那時在蔣介石手下任江左軍總指揮，他經常可以在司令部內見到許多陌生面孔。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兩個，一個是張群，另一個就是黃郛。
初次見到黃郛，對方便給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風度翩翩、舉止從容，且能說會講，其成熟幹練一望而知。
黃郛是蔣介石的浙江同鄉、日本振武學校的同學。辛亥革命時，蔣、黃一起參加過光復上海之役，並結拜為異姓兄弟。雖然黃郛是老同盟會員，但從未加入過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任何黨派，不僅如此，黃郛後來還在北洋政府迭任過要職，甚至一度出任內閣總理。要知道，國民黨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來，武昌和九江的輿論對黃郛大加排斥似乎並不冤枉。
當然了，只要蔣介石出面說話，其他人再囉唆和不滿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張群已經在總司令部做了總參議，但黃郛並未被授予任何職務，那他來南昌幹什麼？
<h2>萬全之策</h2>
事實上，黃郛一直都與蔣介石有著比較密切的書信往來，並且從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起，就開始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南昌時期的蔣介石儘管已經顯山露水，但在政權和黨權上尚不具備優勢，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均視之為敵，好聽點說他是“擁兵自重”，難聽點就直接指責為“新軍閥”。另外，蔣介石當時擁有的軍事力量也不足。國民革命軍在誓師北伐時一共有八個軍，其中只有何應欽的第一軍跟蔣介石有直接關係，而且蔣介石還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實僅有第一軍第一師。顯然，當時的蔣介石要想問鼎中原，難度著實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過，所以才會在日記中寫道：“三年來酸辛淚，時自暗吞。”
感覺周圍危機四伏的蔣介石急需拿出一個萬全之策，但絞盡腦汁亦無所得，這時候他便想到了黃郛，說：“要籌劃大計，非膺白兄莫屬也。”
蔣介石兩次給黃郛寫信，邀其南下，第二次還特派張群到天津送信。
思慮再三，黃郛決計南下幫盟弟渡過難關。他首先途經上海，透過和自己的故交、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敖商談，為正苦於薪餉無著的北伐軍籌到了大批款項。接著，在張群陪同下，他又來到南昌，當面向蔣介石闡述了自己“共底於成”的策略。
“共底於成”包括政治、財經、外交、軍事、社會人心五個方面的內容，其中居於首位的是“離俄清黨”。
黃郛援引了一個經濟現象。他說由於一般市民畏懼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已經導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產價格，呈空前絕後之暴漲，初則廣幫，繼則滬幫，紛紛北來”，北方成為“中產階級準備的最後立腳處”。
黃郛的意思是，蔣介石只有改變“聯俄聯共”的政策，才能在國民黨內部站穩腳跟，進而問鼎中原。
黃郛的這一番宏論，對蔣介石而言無疑非常具有說服力。蔣介石決定採納他的建議，著手開始進行“離俄清黨”的準備。
其時，中共羽翼未豐，手上連槍桿子都沒有，相對而言，“清黨”是容易做到的，難的是“離俄”。國民黨當初依靠蘇聯才在廣東再度崛起，倘若沒有蘇聯的支援，黃埔軍校都不一定能辦得起來。如今鳥盡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談何容易。黃郛為此也想到了辦法，這就是從清末起就採取的“以日製俄”策略。
日本雖然主要以國民黨的對手奉系為支援物件，但它和蘇聯在中國東北存在著根本的利害衝突。按照黃郛的分析，“中國兩個鄰居（指日本和蘇聯）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緩急輕重之策，先謀求同日本、英國的諒解，以迅速改變從前一邊倒向蘇聯的局面。
黃郛長期在北洋政府從事外交工作，在日本軍政兩界均有熟人。在黃郛的牽線搭橋下，蔣介石先後與日本軍政代表進行會晤，稱自己與蘇聯和中共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並將斷絕這種關係。他告訴日本軍方代表鈴木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態度。”
這一期間，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主持下，武漢政府透過反蔣方案，撤銷了蔣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蔣介石與武漢政府的矛盾由此愈發激化，也更加堅定了他“表明態度”的決心。
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攻佔南京。當天便發生了“南京事件”（即“寧案”），英美兩國以在寧僑民遭到北伐軍的侵犯和劫掠為由，下令在長江上停泊的軍艦對南京城實施炮擊。
日本在“寧案”中也有損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軍艦開炮。據說日本艦隊司令在軍艦駛回上海後即自殺謝罪，他在遺書中說，由於奉令不準開炮，以致海軍保護僑民不周，這讓他無面目再見國人。
日本政府在“寧案”中表現出來的態度，顯然與之前對蔣介石達成的諒解有很大關係。當時一般輿論對“寧案”的解讀，大多歸結為列強對北伐軍的挑釁，也有說北伐軍部分士兵違紀，或者是北洋軍喬裝後故意嫁禍北伐軍。
黃郛從日本領事館得到了英美擬對蔣介石實施高壓政策的情報，他立即向蔣介石進行了傳達。
“寧案”讓蔣介石的軍政生涯面臨著一場重大考驗，蔣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們日夜商討著應對之策。有一天晚上，黃郛去蔣介石的住所詳談，臨行還特別關照家人帶上鋪蓋，準備萬一時間太晚，就留宿於蔣介石處。
黃郛給蔣介石的建議是，抓住時機，化被動為主動，在外交上爭取日本的支援和英美的諒解。蔣介石表示完全認同，他對黃郛說：“膺白兄，現在是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我們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援！”
<h2>信任已成力量之人</h2>
受蔣介石之命，黃郛兩次與日本領事矢田七太郎進行秘密談判。矢田得到了蔣介石準備發動政變的機密情報，而黃郛則希望日本能出面調停蔣介石與英美等國的關係，並讓英美與日本保持一致，將矛頭指向武漢方面。
幣原外相在聽取矢田的彙報後，即與英美使節進行會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國公使達成協議：對“寧案”的抗議照會不加時限，不提製裁，所有鋒芒全部指向對“南京暴行”應負責任的“中外勢力”。
所謂“中外勢力”，指的當然不是蔣介石和它們這五國，而是中共和蘇聯。
與列強爆發大規模衝突的危險消除後，蔣介石馬上開始了蓄謀已久的行動。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軍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第二天凌晨，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一週後，蔣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漢政府的汪精衛聞之十分震怒，宣佈對蔣中正“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至此，寧漢雙方處於完全對立狀態，並均稱自己為代表國民黨的唯一合法政權。
一開始，北伐還能繼續，儘管是各幹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漢北伐軍佔領了河南重鎮鄭州，同一天，蔣介石的南京北伐軍則攻佔了山東的南面門戶徐州。
不過很快，武漢政府就因財政恐慌和政局不穩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覺得先搞垮武漢才是正事，於是同樣暫停北進。
6月10日，汪精衛到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這時的馮玉祥坐擁陝甘寧三省及十幾萬軍隊，其兵力分佈於隴海線上，從鄭州可以直下武漢，從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寧漢對立的局勢下，其地位顯得舉足輕重，可以說他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邊，哪一邊的勝算就更大。
為籠絡馮玉祥，汪精衛不僅將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讓給了馮玉祥，同時還按照北伐軍的編制，將馮玉祥的部隊擴編為七個方面軍。
聯絡馮玉祥，本是黃郛“共底於成”策略的一部分，當時黃郛就指出，只要蔣介石能引“閻、馮為同調”，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過這主要還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衛會搶先出手，透過“以豫交馮”，將馮玉祥也放入寧漢相爭的籌碼盤中。
在寧漢對峙中，蔣介石並不佔據有利地位。如果汪精衛再得到馮玉祥的全力支援，“南下攻粵或東下攻寧，皆意中事”，而蔣介石很可能在武漢發起的第一輪攻擊波中就頹然倒地。
現在沒有什麼比把馮玉祥拉過來更重要了，但問題是汪精衛已經走在了前面，何況蔣介石與馮玉祥又素無交往，兩人甚至從沒有見過面，就算是要給對方送金贈銀，都不知道該從哪個渠道著手。
關鍵時刻，黃郛再次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他擁有武漢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資源，即與馮玉祥有著很深厚的私人關係。
對蔣介石、李宗仁、唐生智這幫新生代軍人來說，馮玉祥稱得上是軍界前輩，清末時就擔任混成旅旅長，但他在北方軍政界的名聲一直以來都不太好，時人稱之為“倒戈將軍”，連李宗仁都知道，“北方軍人都對他銜恨”。
黃郛自然不會不清楚這一點，而且他和馮玉祥在個人性格、氣質乃至學識上的差距也很大——許多人視馮玉祥為“土包子”，黃郛本人卻學識淵博，不僅在政府迭任要職，還出版過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著。
不過這些都不影響黃郛看好馮玉祥。他很早便聽說馮玉祥治軍嚴明，能與士兵共甘苦，並叫得出幾乎每一個士兵的名字。與此同時，馮玉祥雖然行伍出身，從未受過正統軍事教育，但卻有刻苦慕學之名，思想比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時就參加過灤州起義，用當時南方流行的話來說，即“很愛國”。
黃郛在北方從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發展革命勢力，以便實施“首都革命”。馮玉祥這樣的履歷和獨特風格，不能不引起他的興趣和好感。
黃郛經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從這句名言中的“宏”出發，他建立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交友觀和用人觀，這就是他曾向蔣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黃郛認為，以中國之大，如果只有少數人做事是不夠的，所以必須“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幹出成績。
馮玉祥顯然就是黃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