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精誠所至</h2>
黃郛在北方軍政界擁有很高地位。馮玉祥對他也很關注，尤其對黃郛出版的“一戰”專著極為欣賞，曾買了數百本讓部下閱讀。這些部下中有人後來見過黃郛，竟然還能背得出書中的幾段警句。
黃郛後來經人介紹正式與馮玉祥相識。當時馮玉祥正以陸軍檢閱使的身份率部駐紮北京南苑，他邀請黃郛定期去南苑軍營，為他本人及其營以上軍官講授軍事學，以及分析國際國內形勢。
從北平到南苑，一個小時車程即可到達，但那段道路崎嶇不平，黃郛向有胃病，來回兩個小時顛簸下來，經常捂著肚子叫痛，並且許久都說不出話來。
儘管家人多次勸他告假，然而黃郛仍堅持不懈，他說：“這個集團可能是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須認識瞭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讓他們）多認識本國及世界形勢，或者可以少誤國事。”
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黃、馮關係日益密切，兩人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有一次黃郛講演結束，請馮玉祥指派一些部屬到家裡吃頓便飯。雖然請的是晚飯，但客人們很早就從南苑趕來北京，並且轉述了馮玉祥關照的話：“黃先生（黃郛）不是空閒著的人，他為愛國肯來指導我們，北京城裡有地位的人誰還會像他那樣？你們早點去，謝謝他。”
黃郛的工夫沒有白費。就在他和馮玉祥結交的那一年，馮玉祥朝“已成力量之人”更進了一步。當年美國《每週評論》發起民意測驗，在“十二名在世的最偉大的中國人”中，馮玉祥得票僅次於孫中山，名列第二，超過了他的上司、直系首腦吳佩孚。
眼見“首都革命”的時機逐漸成熟，黃、馮經過多次密謀，決定發起政變。透過政變，馮玉祥罷黜了“賄選總統”曹錕，解散了聲名狼藉的“豬仔國會”，同時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以實際行動將自己從北洋系統中割裂開來。
很多時候，政治家的私人情誼也是難得的寶貴資源。雖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並沒能維持太久，但黃郛卻因此與馮玉祥建立起較為深厚的信任關係。這一點是其他人無法比擬的，南京政府的國民黨要員，不管老的還是新的，與馮玉祥的關係都不深。
在武漢政府已向馮玉祥投去“甘辭厚餌”的情況下，黃郛出面稍一斡旋，馮玉祥就答應蔣介石的邀請，到徐州與其見面。
1927年6月19日晨，蔣介石沿隴海線專車西上，在郝寨車站歡迎馮玉祥。一時間，郝寨車站的站臺上冠蓋如雲，眾人都屏息以待，靜候著那個傳說中的重要人物到來。
等了很久，西面才傳來數聲汽笛，一列火車緩緩駛進了月臺。
軍樂隊趕緊奏起歡迎曲，按序排立在月臺上的蔣介石等人也急忙整肅衣冠，並紛紛向緩緩移動的車廂內窺視。前面的車廂是“花車”，也就是有豪華裝飾的高階車廂，裡面有臥室、起居間和飯廳。大家認為這一定是馮玉祥坐的，但是左瞧右瞧，發現全是馮玉祥的文武隨員，唯獨不見馮玉祥本人的影子。這些隨員見月臺上的人伸首窺探，便知道是在找他們的老大，遂用手指了指後面的車廂。
大家一齊向後走去。令人詫異的是，後面的車廂並非客車車廂，而是一系列裝運馬匹的敞篷車，以及裝執行李貨物的鐵皮車，裡面既無窗戶也無桌椅。
等鐵皮車駛近了，只見一個布衣敝履的關東大漢站在鐵皮車的門口，向著眾人招手，原來他就是馮玉祥。
車停了，眾人一擁上前，逐一與馮玉祥握手寒暄。蔣介石等將領均佩劍著冠，衣著鮮亮，而馮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軍服，且腰束布帶，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極為強烈的反差。
這是蔣、馮第一次見面。老馮當時眼中的老蔣是這個樣子：四十歲左右，整個人瘦瘦的，兩隻眼睛都凹了進去，說起話來先笑，然後就是哼哼哼。
雖然彼此都覺得對方的形象有些彆扭，可是由於前面做了鋪墊，會晤的氣氛還是不錯的。馮玉祥抵徐後，下榻在花園飯店。當晚蔣介石設宴招待，席間談笑風生，頗為融洽。
趁談得高興，蔣介石便提出來，希望馮玉祥能幫他們打武漢。馮玉祥不是第一次聽到類似的請求，先前汪精衛也是這一套，當然是反過來，讓他幫武漢打南京。
在已經收了汪精衛好處的前提下，馮玉祥決定兩不得罪，誰也不打。他對蔣介石說：“若是我們自己打起來，何以對得起孫中山先生，又何以對得住中國的人民！不論如何，我寧願得罪你們也不願你們自己打。我懇求你們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們的敵人，這是重要的事。”
第二天，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元老也專車抵徐，參加與馮玉祥的會商。會商過程中，馮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一方面竭力贊同北伐，另一方面在寧漢對立上力主“調解”，並且說武漢方面已開始進行“分共”，國民黨內部不能再進行自相殘殺了。
蔣介石至此不再提及讓馮玉祥打武漢的要求。晚宴上，馮玉祥一語驚人：“今天是南赤、北赤在這裡集會！”
<h2>紫氣東來</h2>
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後來又赴蘇聯考察，這讓他在北方軍人中幾成異類。張作霖和吳佩孚都說：“南方的‘赤化頭子（南赤）’是蔣介石，北方的‘赤化頭子（北赤）’是馮玉祥。”
馮玉祥的驚人之語即出此典。他由“南赤、北赤”開始借題發揮：“我們哪裡赤呢？我們是真真實實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護中華民國的赤子，決不像張吳（張作霖、吳佩孚）兩個樣子，他們只要殺誰就給誰一頂赤帽子戴。”
有蔣介石“師爺”之稱的吳稚暉心領神會，立即呼應道：“今天這裡是紫氣東來！”
6月21日，蔣介石拿來擬好的一份電報稿給馮玉祥看。馮玉祥看後無異議，便與蔣介石共同在電稿上籤了名，這就是“馬日通電”（21日的電報代日韻目是“馬”字）。
“馬日通電”出自於黃郛手筆。黃郛自始至終參加了徐州會談，他起草的這份通電有兩個內容最為重要，其一是要武漢政府早日送蘇聯顧問鮑羅廷回國；其二是呼籲寧漢合流，共同進行北伐。
生意場上，人情歸人情，生意歸生意。蔣介石為“馬日通電”付出的代價是，允諾每月撥助馮玉祥軍費兩百萬元，並預請馮玉祥將來任軍政部長之職。
馮玉祥從徐州返回鄭州後，即將“馬日通電”發出。武漢政府頓時陷入孤立和被動，汪精衛曾經高喊“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以“左派領袖”的面目與蔣介石進行抗衡，如今也不得不改弦更張，宣佈“和平分共”。
寧漢合流，但未能合作。吃了虧的汪精衛以“在夾攻中奮鬥”為口號，派張發奎率粵軍“東征”，武漢政府也準備隨之東遷。為了抵抗“東征”，蔣介石將徐州前線的主力部隊全部調回南京進行防禦，結果造成徐州空虛，被孫傳芳趁機予以攻佔。
有人建議縮短戰線，退守淮河，但蔣介石認為徐州乃戰略要地，放棄徐州，勢必助長北洋政府和武漢的氣焰。他調來嫡系的第一軍兩師，親自指揮對徐州發起反攻。
出師時，蔣介石誓言說，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可是事與願違，不但徐州沒有打下，而且敗得很慘。
徐州反攻戰的失敗，讓蔣介石認識到不搞定武漢就無法分身北伐。於是他召來負責前線指揮的何應欽和白崇禧，商量西征討漢事宜，不料白崇禧卻不願服從命令，而主張與武漢講和。
蔣介石聞言非常生氣，他憤然說：“這樣，我就走開，讓你們講和好了。”
白崇禧話一出口，就讓老蔣栽了個懸樑的大筋斗：“我看此時為團結本黨，顧全大局計，總司令離開一下也好。”又說：“總司令太辛苦了，應當休息休息，讓我們試試看吧！”
蔣介石立刻意識到白崇禧並非出言無意，實際上是在“逼宮”。
“逼宮”不是偶然的，這是新桂系蓄謀已久的一次突襲行動。新桂系的“新”，乃是相對於已被他們掃蕩清除的老桂系而言。在這支崛起於廣西的新興地方軍事集團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居一、二把手的位置，時人也常以“李白”並稱。
“李白”的桂軍第七軍在北伐軍中佔據八分之一，蔣介石對他們不能不重視。李宗仁可以時常出入於總司令部，見蔣介石從來無須預先約定。他們談話有時是為了公事接洽，有時只是一般的聊天。有一天李宗仁在蔣介石的辦公室和他閒聊時，蔣介石突然問他：“你今年幾歲了？”李宗仁回答：“三十七歲。”蔣介石便說：“我大你四歲，我和你換帖。”
所謂換帖，也就是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李宗仁連忙說：“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當啊！同時我們革命也不應再講舊的那一套哇！”
蔣介石說；“沒關係，沒關係，你不必客氣。我們革命，和中國舊傳統並不衝突，換帖子後，使我們更能親如骨肉。”
蔣介石說著開啟抽屜，取出一份紅紙寫的蘭譜，原來他已經事先填寫好了蘭譜。
李宗仁又推辭：“我慚愧得很，實在不敢當。”一邊說，一邊向後退，表示不敢接受。
蔣介石站了起來：“你不要客氣，你人好，你很能幹……”他搶上兩步，把蘭譜塞入了李宗仁的軍服口袋，並叮囑李宗仁也寫一份給他。
李宗仁回去之後，把蔣介石所寫的蘭譜拿出來一看，上面除了一般蘭譜所共有的生辰八字，以及一般如兄如弟的例行文字外，還有蔣介石自己撰寫的四句誓詞：誼屬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蔣介石寫完誓詞，鄭重簽上“蔣中正”三字，另外附有“妻陳潔如”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