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資本</h2>
換蘭譜，拜把子，甚至結為兒女親家，只是當時南北雙方要人拉近彼此關係的習慣做法。新桂系不是這樣，他們強調的是團體，從李宗仁到白崇禧，再到留守廣西的三把手黃紹竑，三人都沒有金蘭結盟，所以李宗仁本身對與蔣介石結拜這件事並不是很熱心，除了老婆外，也沒向任何一個人提及。
然而蔣介石卻是認真的。他對李宗仁說：“你要寫個帖子給我呀！”過些日子又繼續追問：“帖子寫好了沒有？”李宗仁被搞得很難為情，實在推託不了，他便支吾著說不知道如何寫法。蔣介石想了想說：“那你就照我給的那種方式寫吧。”
蔣介石如此一說，李宗仁也就真這麼做了，而且竟然一字不改地把蔣介石的四句誓詞又照抄了上去，只是署名改為“李宗仁，妻郭德潔”。
白崇禧也得到了蔣介石的特別賞識。白崇禧原在第七軍任參謀長，蔣介石籌組北伐軍司令部時，就提議把白崇禧調升司令部參謀長。他找李宗仁商議，李宗仁還頗覺意外，說：“恐怕健生（白崇禧）資望太淺，年齡太輕，不能負此重任。”蔣介石則說：“我看還是他好，還是他好！”
最後內部探討下來，決定由資歷較深的李濟深擔任參謀總長，由白崇禧擔任副總參謀長。李濟深在廣州留守，其職權由白崇禧代行，所以北伐期間，軍中仍呼白崇禧為“參謀長”。
新桂系與蔣介石之間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蜜月期”。“四一二”前後，北伐軍除留守廣東的一個軍外，其餘開到前線的七個軍大部分都反對蔣介石，傾向於武漢政府，只有新桂系的第七軍、何應欽的第一軍站在蔣介石一邊。這種情況連老外都很清楚，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前，上海工部局日報就曾有過這樣的報道：“據準確之觀察，國民黨中不久將發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堅強支持者，他會幫助蔣介石。”
從蔣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轉成為最迫切的反對者。旁人或許覺得不可思議，但實際上從北伐一開始，這一陰影就已經留在了當事者心中。
當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軍編成兩個軍，遭到了蔣介石的堅決反對。蔣介石只允許他編成一個軍，也就是第七軍，並且沒有在財政、軍需方面給予任何補助，第七軍的裝備、給養完全由廣西自行解決。
如果說這是因為廣東政府本來就如同空架子，沒有很厚的底子作為支撐，尚情有可原外，下面發生的事就很容易讓“李白”感到不快了——廣東政府從蘇聯運來一批軍火，包括步槍一萬多支、重機關槍一百挺，李宗仁幾經交涉，蔣介石也只肯分給第七軍步槍一千支、重機關槍四挺，其餘的大部分為第一軍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儘管對此不滿，但他們作為地方軍隊，需要在蔣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謀求發展，所以暫時只能把怨氣放在肚子裡，對蔣敢怒不敢言。
其實蔣介石那時候也是有苦說不出。作為北伐軍總司令，他必須經常讓自己的嫡系部隊承擔最艱難的作戰任務，否則就難以調動桂軍、湘軍、粵軍等其他非嫡系部隊。在武昌久攻不下時，他甚至對劉峙等親信部屬說出了“雖至全軍覆沒，積屍累邱，亦非所恤”一類的狠話。
這樣做的結果，並沒有能夠讓蔣介石獲得非嫡系部隊及其派系的應有尊重，反而在作戰不利時，還得蒙受各方指摘。與此同時，蔣軍在戰鬥中受到的嚴重削弱，又使其難以得到快速發展。蔣介石在日記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將士死亡過半，犧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譏刺，中正（蔣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贖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隊的發展倒大大超過了蔣軍，其中桂軍就由一個軍變成了兩個軍（第七軍和第十九軍）。隨著羽翼漸豐，“李白”開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資本。
到這個時候，蔣介石對“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讀。在“李白”看來，蔣表面上信任他們，實質不過是為了更好地指揮第七軍，就連蔣讓白崇禧當副總參謀長也被認為是別有用心。
白崇禧對李宗仁說，蔣介石私心重，偏愛第一軍，容易引起其他各軍的不滿，由此引起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很難處理，這個參謀長很不好當。
白崇禧還說到，老蔣為人刻薄，事情不論大小都要由蔣一個人決定，他作為參謀長每走一步都必須向上請示。在這方面，蔣、白確實常有衝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軍在江西繳了孫傳芳部隊的三萬多支步槍，白崇禧當著蔣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將這批槍支分發給各軍，以補充他們在作戰中的損失。
蔣介石沒有作聲，過後白崇禧卻還是自作主張地將槍支分發了出去。蔣介石當然很不高興，認為白此舉是為了討好各軍，以樹立個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國民黨元老談話時，曾說白崇禧“辦事越出他的職權範圍”。
其實就算沒有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會甘於久居人下。畢竟桃園結義也罷，千里馬、伯樂也好，與團體利益一比，分量都輕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勢已經擺好，蔣介石在徐州反擊戰後的不利處境，則正好讓他們找到了一個集中發難的機會。
<h2>這還不是兵變嗎？</h2>
白崇禧要往老蔣眼裡插棒槌，這根棒槌擱不擱得住，就看旁邊的何應欽如何反應了。
何應欽時任第一軍軍長兼黃埔軍校教育長，在所謂的“黃埔系”中，儼然蔣、何並稱，其地位僅次於蔣介石。從黃埔時期開始，蔣、何就有了默契合作，可以說是生死之交。尤其在第一次東征的棉湖之役中，當蔣介石的指揮部被包圍時，何應欽曾親自督隊衝鋒，挽救危局。那一天後來還被蔣介石定為他和何應欽同生死、共患難的紀念日。
在此之前，何應欽對蔣介石一直是言聽計從，蔣介石對何應欽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之感。如今遭到白崇禧的“逼宮”，蔣介石就把全部希望寄託在了何應欽身上，他希望何應欽趕緊站起來，即便不扇白崇禧一個漏風掌，起碼也得讓對方噎到話都說不出來。
令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何應欽居然一聲不吭，對老上司的求助暗示視若不見。
蔣介石的腦袋頓時蒙了，他氣得當場拂袖而起：“好，好，我這就走罷。”
回到寓所後，蔣介石獨自一個人在房間裡踱來踱去達半小時之久。第一軍雖然被稱為他的嫡系部隊，但實際上該軍只有劉峙一個師算是絕對忠誠於蔣，其他兩個師都不太靠得住，如果身為軍長的何應欽再不表示支援，確實就完蛋了。
直到此時，蔣介石仍然不願相信，在自己再次遭到“包圍”，政治生命即將面臨覆亡危險的時候，何應欽真的會見死不救。
考慮再三，他傳來侍衛長：“你打電話請敬之（何應欽字敬之）來！”
何應欽接到電話後隨即趕到蔣介石的寓所。蔣介石儘量用很親切的語調問他：“敬之，你以為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提議如何？”
何應欽回答道：“在當前形勢之下，我也只能同意他們的建議。”說完，就返身告辭而去。
蔣介石把何應欽看成左右手，可是何應欽卻有另外一番想法。他自認與白崇禧私交甚厚，不願輕易與之翻臉，而且以他的眼光來看，徐州新敗，南京政府腹背受敵，這種情況下，若再與武漢交鋒也確實不智。
顯然，今日之鮑叔已非昨日之鮑叔，蔣介石對此感到極為失望和憤怒。
見蔣介石已完全落於下風，南京政府的軍人都紛紛站到了新桂系一邊，有人甚至說：“不管長衫佬（指吳稚暉等文官）贊成與否，我們主張與武漢合作。”
為了達到以退為進的目的，蔣介石想到以辭職相威脅。“師爺”吳稚暉則趕緊召集在寧要員開會，要動員大家對蔣介石進行挽留。
會上，吳稚暉首先發言，不外乎是目前正在北伐，蔣介石又擔負北伐的軍事主責，所以絕不可以辭職云云。他剛剛坐下，何應欽就站起來說：“總司令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從此我們也可以愛一愛國家。”
接著白崇禧也站起來發言：“革命是大家的事，總司令走了很好。我們大家聯合起來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們一樣可以做。”
相對來說，李宗仁的話算是比較客氣：“請總司令自決去處。”不過他的實際意思其實和何、白並無不同。
吳稚暉仍想站起來替蔣介石說上幾句，有人從背後伸手拉了他一把，用嘴對著他的耳朵低語道：“這還不是兵變嗎？你不要老命啦？”
“兵變”的一個明顯跡象是，在召開會議之前，李宗仁已經把第七軍部署在了南京以西，同時又聯絡反蔣的周鳳岐，讓後者派部隊進入南京外圍，從而對南京城形成了包圍。
蔣介石明白大勢已去，只好主動表白，說他確實“需要休息一下”。會議遂不歡而散。
8月13日，在“李白”的逼迫下，蔣介石通電下野。剛剛被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的黃郛與蔣介石共進退，幾天後也宣佈引退。
<h2>能忍人所不能忍</h2>
蔣介石下臺後，馮玉祥連電寧漢雙方調解，汪精衛也表示論事不論人。寧漢對立的局面鬆弛了不少，於是李宗仁決定前往武漢商談寧漢合作事宜。
這時孫傳芳已陳重兵於江北。北洋軍在浦口隔江炮轟南京，炮聲終日不絕。李宗仁所乘的“決川”艦無法在下關江面停泊，他們乘夜間跑到下關上游約二十里的江面，以蘆葦為掩護，才得以安全登船。
8月22日黎明，“決川”駛近安慶江面。晨光熹微中，李宗仁發現長江南北堤岸上分佈著許多武漢方面的部隊。過安慶時，兩岸的唐生智部隊更多，不僅岸上有絡繹不絕的步兵，江面上也出現了載運輜重及火炮的運輸船隻。
安慶連同整個安徽在內，早就被新桂系視為俎上之肉，但因為徐州失守，第一、七軍均調駐南京，安慶附近並無駐兵，武漢部隊佔據安慶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部隊並不屬於原先“東征”的張發奎。張發奎因追擊南昌起義軍已經跑到廣東去了，現在佔領安慶的是唐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