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北伐開始後，李宗仁及其新桂系遲遲沒有動靜。外界紛紛傳言，李宗仁對蔣介石的成見仍然相當深，所以才採取了這樣敬而遠之的態度。
李宗仁越是如此，蔣介石在公開場合越要表現自己的不計前嫌和寬宏大度。他多次派辛亥元老、北伐軍司令部顧問吳忠信前來勸說。最後一次，吳忠信對李宗仁說：“你如不就職，蔣先生說他就不能繼續北伐了。”
看看面子也掙得差不多了，再作態下去，就怕北伐的功勞簿上只有蔣、馮、閻的名字。李宗仁也就來了個見好就收：“吳先生，蔣總司令既把事情說得如此嚴重，那我不敢再推辭，只有遵命去就職了。”
在馮、閻就職一個多月後，李宗仁在漢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同時就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
第四集團軍原定於4月底在武漢乘車北上，但因為車少軌壞，運輸困難，遂改由白崇禧率部先期北上。經過將近一個月的運輸，白崇禧到達石家莊，在那裡，他見到了閻錫山。
閻錫山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民國軍政界有許多名人都出自於日本士官學校，比如蔡鍔、蔣百里、程潛、趙恆惕，這些人一看就是矯健、精幹之輩。白崇禧以為閻錫山也和他們一樣，沒有想到對方卻是一個身穿棉衣褲、棉鞋，留兩撇小鬍子的“老朽”。
其實閻錫山當年也不過四十五歲，只是面相顯老。談話時，他講一口山西五臺的方言，不僅難懂，而且聲音又很小，白崇禧聽得十分吃力。
當白崇禧告訴他，自己的部隊即將陸續抵達時，閻錫山高興異常，他對白崇禧說：“你來了，勝過十萬雄兵。”又說：“如果西北軍不撤退，我不會著急的。”
<h2>一點脾氣都沒有</h2>
第二次北伐進入中期階段後，閻錫山的晉軍各部會攻冀中，在方順橋一帶與奉軍展開激戰。方順橋為保定門戶，一旦失守，保定即暴露於冀中平原，將導致四面受敵，奉軍因此往方順橋一線調集了大量兵力，形成了對晉軍的壓倒性優勢。
危急時刻，閻錫山把衛隊旅和憲兵營都拉上了火線，並連連致電馮玉祥，請他派位於方順橋東南方向的韓復榘部緊急支援。
韓復榘對面已無強敵，本可兼程而進，他本人也答應支援，然而馮玉祥卻以津浦線方面另有需要為由，把韓部給調走了，僅留少數騎兵在前線進行警戒。
韓部撤離後，晉軍右翼頓失屏障，閻錫山用於進攻方順橋的部隊險遭奉軍合圍。發現形勢危急，閻錫山電促馮玉祥迅速北上解圍。孰料馮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其駐紮於京漢線上的部隊：“不遵命令擅自退卻者，槍決！不遵命令擅自前進者，亦槍決！”
西北軍不進不退，為的卻是要報復閻錫山。原來幾年前，馮玉祥在南口戰敗西撤，閻錫山曾應吳佩孚、張作霖之請，陳兵晉北，從後路進行襲擊，讓西北軍受到了不小損失。
南口戰役時，馮、閻並未站在一條戰線上，閻錫山聯馮還是討馮，其實都無可厚非。現在大家已經聯合北伐，馮玉祥居然還要利用這一機會來公報私仇，就顯得太過分了，因此連白崇禧都為之不平，認為“馮玉祥完全是不講信義的人”。
桂軍先頭部隊的赴援，令晉軍轉危為安。至5月下旬，西北軍、桂軍均已進入河北境內，閻、馮、桂三路北伐大軍開始向北京齊頭並進。當奉軍的偵察機發現南方僅裝載援軍的火車就達到百餘列時，張作霖深感力不能敵，遂被迫離京出關，結果又在皇姑屯遭到日本關東軍的暗殺。
6月上旬，北伐軍佔領平、津。這時全國除東北外，形式上已具備統一雛形。15日，南京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同時昭告天下：“中國之統一，因全國人民奮鬥與犧牲，正告完成。”
北伐和統一曾是蔣介石的第一要務。可是隨著這一目標的逐漸瓜熟蒂落，他不僅沒有能夠因此鬆口氣，反而更加“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首先是地盤的分配。第二次北伐本以蔣馮結盟為開端。這種結盟當時對雙方來說都是互利的：馮玉祥對蔣介石的擁戴，不但在軍事上增加了聲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蔣的個人聲望。同樣的，蔣介石僅手中那塊中央政府的金字招牌，就讓馮玉祥覺得，只要與之靠攏，一切困難和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蔣馮的關係也確實比較密切。兩人在北伐進行的過程中多次會面，並且每次都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北伐功成，馮為了表示對蔣的擁戴，甚至提出要在鄭州為蔣鑄造銅像，最後在左右的勸阻下才未付諸實施。蔣對馮也是推崇備至，屢屢誇讚西北軍一路披堅執銳，斬關奪隘，為北伐立下了赫赫戰功。蔣的“師爺”吳稚暉有一次給馮玉祥發電報，更是稱譽馮“一柱擎天，唯公有焉”。
按照蔣馮之間曾經這麼親密的關係，在地盤分配上，似乎蔣介石更有理由傾向於馮，但在與閻錫山會面後，蔣介石馬上改變了主意。
就在這次會面中，閻錫山講起了馮玉祥如何在方順橋戰役中公報私仇，拒不援助晉軍的事，言下不勝唏噓。末了又說：“請你翻開歷史看看，哪個人沒有吃過馮的虧？”
蔣介石先前已經從白崇禧那裡知道了方順橋戰役的經過，閻錫山舊事重提，讓他的後背頓起涼意。西北軍的實力他是知道的，一旦有了更多更好的地盤，那他們的勢力豈不是發展得更快，將來更難以控制？
閻錫山的意思也很清楚，馮玉祥倒戈之名可謂如雷貫耳。有評論者甚至說，在馮玉祥崛起的十餘年間，國內掌兵符的大帥，皆畏其如虎，打仗時，他們最怕的不是馮玉祥畏戰後退，而是馮主動要求“精誠合作”或“效命自驅”！
馮玉祥的反叛似乎已成為一種習慣，他勤於叛，善於叛，也樂於叛，凡此種種，其印象已深入國人之腦髓。面對這樣一位從來不按常理出牌的“倒戈將軍”，你老蔣能保證自己的運氣會比他以前的那些倒黴上司更好嗎？
經過一番計議，蔣介石決定將山東、河南、青海、陝西、甘肅、寧夏六省分給馮玉祥，將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北平、天津分給閻錫山。這些地盤中，稅收比較豐厚的當屬山東、河北以及平津兩市。馮玉祥雖得到了山東，但當時山東的膠東和濟南都仍在日軍的佔領控制之下，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省份，遠不如河北、平津。
估計馮玉祥可能不會同意，蔣介石又把北平市市長和崇文門統稅局給了馮，依靠這兩個“肥缺”位置，馮每月可多收入約二十萬元。蔣介石希望以此來平衡馮的心理，但為慎重起見，在正式做出決定之前，他還是專門徵求了馮玉祥的意見。讓他想不到的是，馮玉祥的姿態特別高，說一切以蔣的意旨為意旨，怎麼分都可以。
老馮這麼可愛，反倒弄得老蔣一點脾氣都沒有了。他連忙跟老馮解釋，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分配——從地盤大小來看，西北軍有六個省，不少了；晉軍只有四個省，不算多。
至於平津兩地，那裡外交關係複雜，不易應付，萬一發生意外，難保不釀成第二個濟案。老蔣說老馮你性情剛直，不宜於外交折衝，所以只能把它們交給老閻去應付了。言下之意，還是為老馮著想。
老馮諾諾連聲：好的，沒問題，你怎麼安排都行。
可是老蔣一走，老馮就罵開了娘。
<h2>表演本領</h2>
馮玉祥長期侷促於西北苦寒之地，早就有了向外發展的打算。他曾對人說過：“我們連個海口也沒有，要向國外購買一些武器裝備，真是太不方便。”
在北伐戰爭進行到最後階段時，馮玉祥十分賣力，他讓鹿鍾麟指揮韓復榘等部進兵河北，直取平津。鹿鍾麟和韓復榘都是河北人，鹿鍾麟在“首都革命”後那兩年一直代表馮玉祥統治著北平，他們都抱著打回老家，取得地盤的迫切期望，也說明馮玉祥早就有了將這些地方收入囊中的打算。
老馮以為，西北軍在打退奉軍的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最大，就算不論他和蔣介石的那點兄弟交情，單單論功行賞，也應該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
結果老蔣的分配方案令他大失所望。可是不同意你就說不同意好了，老馮這人卻還有個特點，在地盤、金錢之類比較“俗”的問題上，他向來不肯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真實意圖，就怕別人說他是爭權奪利。
以後馮玉祥在河南新鄉給部隊講話，提出“地盤要小，軍隊要少，工作要好”的口號，既是說漂亮話，也是發牢騷。其實他內心對蔣介石和閻錫山已極度不滿，自然也再不會有給蔣介石鑄像的閒情逸致了。
6月中旬，蔣介石電邀李、馮、閻到北平舉行善後會議，馮玉祥便以生病為由，覆電不來參加，並讓其駐漢口的代表向李宗仁進行解釋，希望對他原諒，實際是想探測李宗仁對善後會議的態度。
“李白”分到的地盤是廣西、湖南、湖北、漢口。他們對此也十分不滿，認為自己不是沒有參加北伐，卻未能從北方分得寸地，更沒有能夠拿到可從外國購買軍火的出海口，乃是蔣介石從中作祟。
此時北伐剛剛結束，“李白”都還不太好意思跳出來公然爭奪或吵鬧，不僅如此，李宗仁還特意表現出來了一點高姿態，他一邊派人到新鄉去對馮玉祥進行慰問，一邊給馮玉祥發電：“深盼馮公顧全大局，忍辱負重，扶病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則公私兩利，實國家之幸。”
馮玉祥一看李宗仁鐵定與會，也怕不去開會要丟掉點什麼，遂覆電：“我兄如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弟當扶病奉陪末座。”
7月上旬，同道北上的蔣介石、李宗仁在鄭州與“扶病”而來的馮玉祥會合。這時候的老馮已經是滿面紅光，臉上看不到絲毫病容。
可是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老馮卻又頻頻咳嗽。李宗仁望其人，聽其聲，便知道他是假咳嗽，於是就用膝蓋碰了碰坐在他身旁的李濟深。
散席後，李宗仁問李濟深：“你看馮先生在害病嗎？”李濟深微笑道：“他在扮戲！”
第二天，一行人乘車抵達北平郊外的長辛店，閻錫山、白崇禧等人早就在車站迎接。這是李宗仁和閻錫山第一次見面。除了和白崇禧一樣，覺得閻錫山“面板黧黑，長相看老，說一口極重的山西土音”外，李宗仁還對此人得出了另外一個印象：態度深沉，寡言鮮笑，一望而知為工於心計的人物，與馮玉祥粗放的外表，形成了鮮明對比。
閻錫山士官學校的學歷依然引起了李宗仁的興趣。李宗仁曾聽閻的同學程潛說過，閻錫山在日本留學時的成績其實一般，加上平時裝扮又土裡土氣，當時誰也沒看出他有什麼過人之處。不料回國之後卻漸露崢嶸，成了整個士官系中混得最好的人物。
7月6日，大家齊赴北平香山碧雲寺，在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蔣介石任主祭，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任襄祭。四人行禮已畢，然後開啟棺材蓋，瞻仰孫中山的遺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