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的歷史是對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相互間的敵意，以及那種頻繁的在戰爭過程中達到頂峰的暴力的一種敘述。很多名留青史的軍事大家都認為，研究已經消逝的軍事歷史，對於糾正戰爭的指導思想，幫助建立靈活多變的戰略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多年以前，人們就已經認識到海上商業對於國家的財富及其實力的深遠影響，雖然當初沒有這些千真萬確的原則，但人們已經洞察到了這一切。正是這種理念才導致了本國財富的增長與繁榮。為了能夠獲取超出本國國民應得的份額，他們完全有必要竭力排斥其他的競爭者。這種排斥往往有兩種手段，一種是透過壟斷或者強制性條令的和平立法，另一種則是直接的暴力方式。
一方面，對立的雙方都試圖瓜分到更大的商業好處，這種利益的衝突所產生的憤怒情緒，必然會導致一場血戰；另一方面，無論是什麼原因挑起的戰火，是否掌控了海上霸權都成為一個決定勝負的關鍵。所以說，海上力量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軍事史。一個瀕臨海洋或者要藉助於海洋來發展自己的民族，海上力量就是一個秘密武器。這也是本書討論的主要話題，儘管不是唯一的話題。
軍事天才拿破崙在沙場決戰中研究了眾多前人的戰役，比如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愷撒大帝。當然，那時候火藥還不為人所知。拿破崙發現，雖然很多戰爭的具體情況是根據武器的進步和時代變化而變化的，但有些教義①卻是永恆的，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這些教義可以被提升到一個原則性的高度。雖然在過去半個世紀裡，科學技術的進步促使海洋武器裝備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海上的動力源也由人力或者風力變成了蒸汽動力，但是研究昔日海上的決戰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和啟發意義的。
因此，我們完全有必要研究大帆船時代海上戰爭的歷史與經驗，當然，我們要批判性地研讀，而不是全盤學習。一方面，這種研究能夠提供現在進行運用和評價所需要的教訓；另一方面，蒸汽時代海軍的歷史還太短，尚未形成明確的學說。在帆船時代，我們有了很多的海上戰爭實踐經驗，而對於未來的海上戰爭，我們幾乎只能依靠主觀的臆斷。儘管我們試圖詳細研究蒸汽時代的艦隊與透過划槳驅動的單層甲板大帆船艦隊的相似之處，使這些理論具有比較堅實可靠的基礎，但是在沒有實踐的驗證之前，光有這些比較和鑑別是不能夠完全使人們滿足的。
的確，蒸汽艦隊和單層甲板大帆船的相似性絕非表面上那麼簡單，它們都具備能夠不依賴風向而馳騁大海的能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可是兩者間又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普通的大帆船隻能在海風吹起之後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風停止，它便一動也不動了。我們能夠觀察事物的相似之處，這是一種明智之舉，但尋找事物之間不同的地方也不失為一種智慧。但是，當我們發現事物的相似點時，便容易對在新發現的類比中存在的巨大差異失去耐心，從而可能忽視或者拒絕承認這種觀點。蒸汽艦船和單層大帆船雖然發展不平衡，並且它們都具備上面提到的那些效能，但是有兩點它們是不盡相同的。我們想從大帆船的戰鬥經驗中尋找可以提供給蒸汽艦船的教訓和原則，就必須把這兩者的差異性和相似性牢記於心，否則就會做出錯誤的評判。在使用的過程中，單層大帆船的驅動力會迅速衰減，因為人的體能不可能維持很長的時間，結果就導致單層大帆船進行戰術運動的時間是有限的；此外，在單層大帆船時代，沒有遠距離攻擊的武器，所以一般情況下都是短兵相接。以上這兩種條件都要求單層大帆船在交戰時要進行短距離的快速襲擊。
然而，人們還發明瞭更加高明的戰術，比如迂迴包抄敵人，緊隨其後展開廝殺格鬥。在這樣的一種快速衝擊和大混戰中，當代海軍中出現了一種影響廣泛、甚至十分顯赫的關於海軍方面的意見，認為現代海軍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一種大混戰，類似於唐尼布魯克博覽會②的局面，很難分清敵我。雖然單層大帆船和蒸汽艦船都在船頭裝有撞角，並且可以隨時撞擊敵人，但這不能作為一種歷史性的根據。到現在為止，這種高明的意見還僅僅是一種臆斷，所以在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之前，在此基礎上做出的判斷都是沒有依據的。只有等到這種戰法受到肯定之後，才會出現對立的觀點，即兩支數量相等、實力不相上下的艦隊之間進行混戰，戰術技巧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了。現在海軍裝備精良，武器威力強大，在這種情況下，混戰並非是最佳的選擇。一個艦隊的指揮官越是自信，其艦隊戰術技巧越是純熟，艦長們的表現越是出色，他們就越不願意與對手正面進行混戰。因為在混戰中，所有的優勢都將發揮不出作用，運氣反而成了決勝之本。在遮掩的條件下，再怎麼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海軍也變成了一幫沒有協同作戰能力的烏合之眾，至於何時才是混戰的最佳時機，歷史上已經有了很多的例項。
單層大帆船和蒸汽艦船隻有一個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其他方面，兩者都相去甚遠，由於這些特徵不是一目瞭然的，因此也就得不到人們的重視。與蒸汽艦船相比，大帆船的不足之處顯而易見，徹頭徹尾的弱點就是必須依賴風，但是這種特徵卻很少被人注意到，這種缺點加大了它們之間的差異。拋去這個弱點的話，大帆船在戰術運用方面還是非常有用的。它不會在沒有風的條件下，喪失所有的戰鬥能力，在今天看來，人們更加青睞它的戰術運用。當蒸汽艦船被開發利用出來時，大帆船依舊佔據著海上霸權的地位，而且一直都是蒸汽艦船之前最好的艦船。帆船所具備的遠距離攻擊能力，能夠在很遠的距離上毀傷敵人，而且這種機動不管多長時間都不會使船員精疲力竭，這樣一來，大部分的船員就可以投入到戰鬥當中去，而不用耗費精力去操縱船槳。這正是大帆船和蒸汽艦船的相同之處，從戰術上考慮的話，這種能力跟單層甲板大帆船在靜止中或者逆風行駛時前進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我們在尋找相似性的同時，往往就會忽略掉不同之處，還容易把兩者的相同之處誇大，這多少顯得有些可笑。我們可以這樣考慮，大帆船裝有穿透力極強的遠端大炮，還有射程短卻具有強大轟擊力的大口徑短炮；而現在的蒸汽艦船裝備有射程較遠的艦炮和魚雷，魚雷只能在有限距離內透過猛力撞擊造成敵艦損壞，而大炮則能夠穿透敵艦。然而，這只是從戰術上考慮的，但它們卻影響著海軍指揮員和艦長們的戰鬥部署；這種相似性是比較現實的，不是牽強附會。帆船和蒸汽艦船都能夠直接與敵軍正面交鋒，但前者是透過強行靠近而俘獲敵艦，後者是透過猛力的撞擊讓其葬身於魚腹。對於帆船和蒸汽艦船來說，這是它們最困難的任務，為了達到這種目的，必須把敵艦引誘到攻擊行動區域內的某一個點，在那裡，殺傷性武器才能夠從廣闊海域上的許多點上射擊轟炸。
根據風向的不同，兩支艦隊或者兩條大帆船的相對位置就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戰術問題，也是將領和水手們最為關心的問題。從表面上來看，這似乎跟蒸汽艦船沒有絲毫的關係，也就沒有什麼研究價值，但是，如果你能夠充分地考慮一下背風與氣候狀況的特徵的話，你就會發現你的看法是錯誤的。在海域中佔據上風位置的艦隊能夠隨心所欲地投入戰鬥或者撤出戰鬥，結果在進攻之前就具備了進攻型的優勢。當然，這種優勢也會帶來一定的弊端，比如這種行列之中的非規律性，會讓艦隊暴露在射擊的炮火之下，並使得攻擊者的部分艦炮或者全部艦炮無法發揮作用，所有的這一切都會在接近敵人時發生。一旦一支艦隊處在背風的位置，就不可能主動發起進攻，只能進行防禦，並根據敵人的挑戰，見招拆招。當然，如果你能鎮定自若，保持戰鬥隊形不受衝擊，以及在敵人無法還擊的時候不斷地對其實施攻擊的話，這種劣勢是能夠彌補的。從歷史上看來，在各個時期的進攻或者防禦作戰中，這些有利或者不利的特點都是非常相似的。進攻的一方為了打垮敵人，就必須冒著這種風險和劣勢；而防禦的一方為了保持好戰鬥隊形，就必須小心翼翼、組成良好的陣位，便於在攻擊的一方自我暴露的時候實施反擊。
透過這些細節，我們可以看出，存在於氣候與背風相對位置間的根本差異。英國人非常喜歡前者，他們的一貫政策就是進攻並摧毀敵軍；而法國人則比較熱衷於背風的位置，透過這樣做，在敵人接近的過程中，他們就能逐漸削弱敵軍的戰鬥力，這樣也避免了迎面而來的遭遇戰，保護自己的戰艦不受損傷。法國人對海軍軍費縮手縮腳，讓海上戰事服務於其他軍事，所以他們通常都採取防禦性態勢，並將其侷限在打退對方進攻的方式上。只要敵人不是為了作戰，縱使在自己前面耀武揚威，法國也只會採取這種嫻熟的下風戰法，從來不主動出擊。當英國海軍將軍羅德尼表現出要充分利用風向的優勢，不僅僅是用以進攻，而是在某一部分戰線集中優勢兵力時，他的對手德·吉尚卻突然改變了戰術。在第一次的交手中，法國軍隊在下風，但是當德·吉尚意識到羅德尼的意圖之後，他立刻調整戰術，以獲取風向的優勢，他不是去進攻，而是緩緩撤退，等到條件有利的時候，他才會進攻。
現在採取進攻或者撤退不再依賴於風力了，而是取決於艦隊的速度，這種速度不單單是指單艦的速度，還包括這支艦隊行動的戰術整體性。所以，具有高速度的艦隊往往能夠佔領有利的位置。這就表明，我們從大帆船和單層甲板船的歷史中尋找有益的經驗教訓，不是一種徒勞和蒼白的空想。
帆船和單層甲板槳帆戰船都和現代的艦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當然也有巨大的差異。由於這些不同之處，我們就不能引用他們的經驗或者作戰樣式作為仿效的先例。然而，先例的作用並不等同於一條原則，先例可能從最初就是錯誤的，由於情況的慢慢變化，變得失去了作用；而原則是立足於事物的本質之上的，儘管隨著情況的變化可以有不同的運用，但是它依然是實施行動以獲取勝利必須遵循的標準。只要按照這個準則去戰鬥，就一定能取得勝利。戰爭中的種種原則是透過對過去許多次戰爭經驗的研究而確立的，永遠都不會變。戰爭的具體情況和武器裝備會隨時發生變化，但是為了取得勝利，就必須永遠遵守在戰場戰術或者由戰略名義下構成的歷史教義，永遠地重視它們。
在更為廣闊的戰爭行動中，很多條件是長期不變的，海上的角逐涵蓋了全球大部分戰爭的特點。正是在這種無休止的角逐中，歷史的準則才有了永恆的價值。有時候戰爭場地大小可能不同，敵對兩軍的強弱可能不同，調動的難易可能不同，但這些都只是規模和程度上的差異，而不是本質上的差別。隨著現代文明漸漸取代了野蠻文明，通訊手段、道路日漸通暢，河道上架起了橋樑，食物的來源在不斷增加，戰爭行動變得越來越方便、迅速，但無論這些外部條件怎麼變，作戰所遵循的原則仍然沒有改變。雖然汽車運送部隊取代了徒步，火車取代了汽車，作戰行動的距離大大延長，也就是時間縮短了，然而，決定部隊集中的地點、需要運動的方向、需要進攻哪一方的陣地，以及保護自我的原則沒有改變。因此，在茫茫大海上，從單層甲板槳帆戰船發展到了帆船，再由帆船發展到蒸汽艦船，海軍作戰的廣度與速度進一步擴充套件，卻並不會改變指導海軍作戰的原則。2300年前，敘拉古人赫莫克拉特斯講話③中包含了一套正確的戰略計劃，這些原則到現在依然適用。
當交戰雙方遭遇（“遭遇”這個詞表明瞭戰術與戰略之間的界限）之前，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雙方的指揮員做出決定，這其中包括涵蓋整個戰場的全部作戰計劃。這些計劃包括海軍在戰爭中的確切職能和任務，海軍的真實目標，集結地點，燃料和補給倉庫的建立，確保倉庫和基地之間的交通暢通，破壞商業貿易的軍事價值和破壞貿易採取的最有效的方法，採用分散巡洋艦或者是強制性地攻佔商業航運的必經之路，等等。所有的這一切都屬於戰略問題，歷史上對這方面的記載也非常豐富。最近在英國海軍界的一次討論中，其主要內容是關於英國同法國作戰時，對海軍部署所採用的方針進行比較，也就是對兩名英國海軍巨頭——豪勳爵與聖·文森特勳爵的政策比較其優劣的頗有價值的爭論。這是純粹戰略性的問題，不單單隻具備歷史價值，對當前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海軍部署所堅守的原則依然沒有變化。聖·文森特勳爵的政策使英格蘭免遭入侵，而豪勳爵和他的部隊則把英國帶入了特拉法爾加海戰當中去。
在海上戰略方面，歷史上曾經一些非常重要的準則，到了現在其價值依然沒有絲毫降低。很多戰爭的情形都是相對連續的，這些學說不僅可以闡述原則，而且在條件相對未變的情況下還可以用作先例。當對立的雙方在某一特定的地點投入戰鬥時，關於戰術問題反而不一定正確。人類在不斷地進步，武器裝備在不斷革新，也正是因為如此，部隊或者戰艦在戰場上的運用和部署也必然會迎來一場變革。於是很多跟海上事物有聯絡的部門內部就出現了一種傾向，他們認為先前的那些經驗教條已經成為過去，再在上面花工夫純粹是浪費時間。這種觀點的出現雖然很自然，卻是狹隘和片面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各國把戰艦部署於海上，指揮劃定行動區域，從而改變世界歷史的這種戰略意圖。過去一些戰爭的失敗，取決於他們有沒有遵循戰爭的法則，因此，海軍若是仔細研讀了這些戰爭法則，就會把這一切運用到他們那個時代的艦艇和武器的戰術當中去。他們還會發現，武器的變化必定會引起戰術的變化，只是這兩個變化之間的間隔是非常漫長的。這也印證了一個事實：武器的革新往往歸功於一兩個人的功勞，而戰術的變革卻必須戰勝這個階層中的保守派勢力。然而，這種習慣性的勢力是非常冥頑不化的。只有很好地運用這種變化，將它上升到一種規範的高度，認真地研究新式武器的威力，同時鑽研相應的戰術，才能抵消這股頑固勢力。歷史表明，指揮軍人不辭辛苦地做這種工作完全是徒勞的；但如果有人能夠認識到這種變化並加以運用的話，對於作戰是大有幫助的，無數的歷史教訓就是這些準則的價值的體現。
我們可以接受來自一名法國戰術家莫羅古斯④（Morogues）的勸誡。他在125年前就說：“海軍的戰術是建立在各種條件之上的，改變這些條件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裝備，武器裝備的變化能夠引起戰艦構造的變化，戰艦操縱方式的變化，從而引起整個艦隊的變革。”莫羅古斯進一步說道：“海軍戰術不是一門以永遠不變的原則為基礎的科學。”海軍戰術與其他戰術不同的是，它更容易受到人們的質疑與批評。確切地說，海軍戰術的法則會隨著各種武器裝備的更新而變化。隨之而來的是戰略原則的變化，只不過這種變化要小得多，因此人們不容易認識到這種變化，而這種變化原則對於我們在歷史事件中獲取感悟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1788年的尼羅河之戰，它不僅僅是英國艦隊打敗法國艦隊的一場勝利，更對摧毀拿破崙在法國與埃及之間的交通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次戰爭中，英國統帥納爾遜把這種戰術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精彩絕倫，被後人稱為“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銜接得最為完美的藝術”。尼羅河之戰徹底摧毀了法國的海上交通線，只是那種戰術銜接需要的一個特定條件今日已經不復存在，即一支已經拋錨並處於背風方位的艦隊是無力前去救援快要被摧毀的戰艦的。然而，這種完美銜接中的基礎原則則永遠不會過時，就是集中優勢力量攻擊敵艦中最不容易獲得救助的部分，讓其成為孤立的棋子。在聖·文森特角一役中，傑維斯海軍上將⑤就遵循了這一原則。他用15艘戰艦攻擊了敵方的27艘戰艦，並取得完全勝利。儘管在這次戰役中，敵軍的戰艦在一直行進並沒有拋錨，但傑維斯上將靈活運用這一原則，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機會，一舉擊潰敵艦。在尼羅河之戰中運用的這種軍事原則在當今仍然有用武之地，埃及企業的生存發展都是依靠法國的補給，而尼羅河大捷恰好摧毀了這支保衛交通線的海上力量，那麼最終一敗塗地也就不足為奇了。聰明的人一眼就能夠看出來，這種軍事打擊是完全針對敵方的交通線的，時至今日，這種軍事原則依然非常有效，跟單層甲板船和大帆船的時代並沒有什麼不同。
雖然如此，但是現代有些錯誤的看法還是認為這些東西太過陳舊過時了，由於人們與生俱來的惰性，讓他們對海軍歷史上那些永恆的戰爭教訓視而不見。比如，在1805年的特拉法爾加戰役中，納爾遜的榮譽一度達到了頂峰，人們只認為這是一個尋常的孤立事件，不會把其跟其他戰役聯絡起來。那麼，有沒有人問過自己這樣一個問題：“被譽為天才的納爾遜是怎樣在正確的時間裡恰到好處地遇上敵艦的呢？”又有多少人會想到這只是一場持續了一年多的偉大戰略戲劇中收場的一幕呢？在這場較量中，拿破崙和納爾遜這兩位最偉大的指揮者，究竟是怎樣過招的呢？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中，被打倒的是拿破崙，而不是法國的艦隊司令維爾納夫；獲勝的是英格蘭，而不是納爾遜。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拿破崙的行動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納爾遜根據直覺和自己艦隊的靈動性對敵艦窮追不捨，在關鍵的時候剛好趕到了。這種戰爭的主要特徵與戰爭的基本法則非常吻合。雖然英國人冒險突進，但這在當時的緊急情況下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在戰爭準備的效率上和執行任務的能力上，以及戰前幾個月英國指揮官的洞察力上，這些大教訓都是戰略性的，是非常出色且非常重要的。
上述兩個案例都是完全合乎戰爭規律的，接下來要引用的第三個戰役，卻沒有明確的底線和結果，所以容易對於當時應該怎麼做展開一番討論。美國獨立戰爭中，西班牙和法國於1779年結成了同盟，共同抗擊英國。當時的聯合艦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他們平行排列了66艘戰艦，把英國的艦隊驅趕到港口中不敢露面。當時的西班牙以收復直布羅陀海峽和牙買加為主要的軍事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們用盡力量攻打那些堅不可摧的堡壘，可惜這些攻擊都毫無用處。
接下來就產生了一個純粹的戰略性問題：與其試圖控制英吉利海峽和英國港口的英國艦隊來破壞英國貿易和威脅英國本土，為什麼不直接攻擊英國的前哨基地呢？這樣不是更有把握收復直布羅陀海峽嗎？英國民眾長期以來沒有受到外敵的入侵，而這次進攻會讓他們驚恐萬分，從而動搖到對其艦隊的堅定信心，也會使其失去勇氣和鬥志。無論最後的決斷是什麼樣的，在當時提出這個問題來十分合理。當時也確實有一名法國的軍官以另一種方式提到過這種戰略思想，就是直接進攻西印度群島的一個島嶼，以取代直布羅陀的戰爭。當然，那時的英國人是斷然不會為了一塊海外殖民地而放棄地中海這個咽喉要道的，而他們為了保護首都和家園有可能捨棄這個殖民地。拿破崙曾經宣稱要重新奪回波蘭境內的維斯特拉河岸邊的領土，並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說他能夠控制英吉利海峽的話，他肯定能夠順勢攻佔英國的沿海地區，這還用得著懷疑嗎？
歷史會警示我們進行有必要的戰略研究，還透過一系列已經發生過的事實來闡述戰爭的教義。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真理，為了印證這條真理，我們還要研究兩個戰例，它們在時間上可能距離我們更加遙遠。在這兩場東方國家同地中海大國的碰撞中，有一個聞名於世的帝國已經岌岌可危，戰爭的雙方都把艦隊集結在彼此鄰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與巴爾幹半島西南的勒班陀（Lepanto）。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僅僅是一種巧合？還是由於某種原因誘發的海權更替？如果是後面這種情況的話，那倒值得我們好好研究一番。因為如果在東方再度崛起一個像土耳其那樣的海洋強國的話，就會引發同樣的戰略問題。就目前而言，海權的中心還在西方，特別是英國和法國。但是，如果由於某種機會，有一個國家控制了黑海盆地，並且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的話，那麼影響海權的戰略條件恐怕會完全改變。再者，如果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反對東方，英國和法國開往地中海的路徑將不受阻擋，那麼在半道上，東方將跟西方會迎面相撞。
在戰爭頻發的那個年代，海權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反而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材料詳細研究海權對於第二次布匿戰爭⑥結局的影響，但是有足夠的跡象表明，海權確實是影響布匿戰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如果只根據人們口中流傳下來的戰爭事實來研究的話，那麼這種觀點也不足夠正確。跟往常一樣，海權的重要意義被我們浪費並忽略掉了。我們只能從一些可憐的蛛絲馬跡中，得出以下正確的判斷。即使你控制了海洋，那也難以保證敵人的單艦或者小型艦隊就無法溜出港口，不能穿行在海上，不會襲擊海岸邊沒有設防的地區，不會闖進被封鎖的港口。相反的是，種種跡象表明，弱小的一方往往可以逃離這種嚴密的封鎖，跟你玩擦邊球戰術。所以，在戰爭的第四個年頭，跟羅馬艦隊實力相差懸殊的迦太基海軍在統帥包米卡爾的率領下，奇蹟般地在南部義大利登陸，將4000名士兵和一群大象運抵義大利南部。到了戰爭的第七年，包米卡爾又奇蹟般地擺脫了敘拉古附近的羅馬艦隊，在漢尼拔⑦控制下的塔蘭託露面。漢尼拔也向迦太基派出了特遣艦隊，甚至最後漢尼拔跟他的殘餘部隊安全地撤回了非洲。但事實上，迦太基政府並沒有給漢尼拔提供必要的援助。表面上看來，迦太基政府援助漢尼拔是無可厚非和水到渠成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所以，羅馬艦隊在海上佔據的優勢完全影響了戰爭的發展和結局。如果不仔細調查清楚這些事實，就無法對海權對戰爭影響的程度做出客觀的評價。
德國曆史學家蒙森（Mommsen）曾經說：“在戰爭伊始，確實是羅馬艦隊控制了海洋。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原本不是海洋大國的羅馬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中，它的海軍力量就遠遠超過了迦太基人，佔據了海上的優勢。到了第二次布匿戰爭時，這種優勢依然存在，雖然第二次布匿戰爭沒有重大的海上戰役，但從各種情形和事實之間的聯絡看來，羅馬已經完全佔據了海上優勢。”
可惜漢尼拔沒有留下回憶錄，不然我們就能知道他跨越高爾與阿爾卑斯山，走出這一步近乎於毀滅性的遠征是為了什麼。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西班牙沿岸的艦隊根本無法跟強大的羅馬艦隊抗衡。如果漢尼拔的艦隊足夠強大的話，他就會沿著他既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因為對他來說那是至關重要的；假如他能夠從海路進軍的話，那麼他帶去的6萬精銳士卒就不會損失3.3萬了。就在漢尼拔在死亡線上前進時，羅馬艦隊在兩名元老的率領下已經開赴西班牙。他們的戰艦上還運送著一批由執政官指揮的陸軍。雖然一路上也遇到了迦太基艦隊的騷擾，但他們損失不大，隨後羅馬陸軍在漢尼拔交通線上的埃布羅河（Ebro）以北地區登陸，同時另一支艦隊則在另一位執政官的率領下被派到西西里。這兩支艦隊總共有220艘戰艦，所到之處勢如破竹，分別擊潰了一支迦太基艦隊。這些在戰鬥記載中都被一筆帶過，可見當時羅馬艦隊實力之強。
到了第二年，戰況變得如下：漢尼拔進攻義大利北部，接連獲勝，隨即向南進軍到羅馬附近，然後在此駐紮，從當地徵集給養，以至於跟當地人產生矛盾，導致民怨沸騰。特別是一旦跟羅馬人在那裡建立起來的政治武裝發生衝突的話，那就會有毀滅性的危險。因此，從一開始漢尼拔就急需建立一條交通線來獲得增援和給養。有三個比較友善的地區供他選擇：迦太基本土、馬其頓與西班牙。迦太基本土和馬其頓只能透過海上航路建立起交通線；而從西班牙那裡，漢尼拔能得到最堅定的支援，況且陸路和海路都可以通往那裡，如果沒有敵軍騷擾的話，海路既方便又快捷。
在戰爭最初的幾年裡，羅馬帝國憑藉著它在海上的霸權優勢，完全控制了義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間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與撒丁里亞海。從埃布羅河至臺伯河沿岸地區的居民對他們都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到了戰爭的第四個年頭，也就是坎尼戰役後，敘拉古拋棄了與羅馬的聯盟，反叛羅馬的行為在整個西西里蔓延，接下來馬其頓與漢尼拔也訂立了攻守同盟。這些巨大的變化不斷地擴大羅馬艦隊的作戰活動範圍，有效地削弱了羅馬艦隊的有生力量。為此羅馬帝國採取了各種措施，但是這些部署又怎麼可能會影響到這場戰爭呢？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了羅馬並沒有放棄對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因為羅馬艦隊可以隨時順利地從義大利駛往西班牙，不受到任何阻撓。而在西班牙沿岸地區，羅馬人也完全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在亞得里亞海，羅馬部署了一支分艦隊並建立了一個海軍基地，用來遏制馬其頓。他們的任務完成得非常出色，沒有讓一名迦太基士卒踏上義大利的土地。蒙森說：“菲利普缺少一支有足夠實力的戰鬥艦隊，以至於他們的行動舉步維艱。”在這裡，海權不再是一種推斷和理論，而成了一個既定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