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協約與同盟</h2>
對於當前的歐洲來說，英國和德國所有的力量是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它們財富充足、商業體制健全，並且英國的海軍和德國的陸軍是最強大的軍隊。而其他國家的力量薄弱，只能對英國和德國的軍事平衡發揮些作用。
在所有歐洲國家中，一般的國民會將大部分精力放在關心本國國內的問題上，比如個人的權利、居住環境和與其周圍省份及周邊國家的聯絡，這些都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毋庸置疑，這種情形是非常自然合理的。在美國，政府的權力和地方政府傳統觀念中的自治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我們可以想當然地認為，在一線工作，並且每天接觸國民的日常生活的人是政府成員的最佳人選。這種觀念在各州政府、市政府及鄉鎮的小型管理機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很多人認為，這與其說反映了一個意義深遠的道理，倒不如說表明了一個最平凡不過的日常習性。
只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機制，這種授權給地方自我管轄的能力才能得到實踐。而在我國的歷史上，在沒有宣佈成為殖民地和沒有獨立的時期，如果想讓地方政府獲得自治的話，可能還需要種種外部東西。而狹隘的地方自治理念會讓地方政府與其他團體漸漸疏遠，這非常不利於自身的發展和公共利益，何況北美的13個殖民地之間往往還互相猜忌。這樣一來，規範這些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有必要的，本國的殖民地關係在性質上來講同國家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比國家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
有一個詞應該更加適合歐洲而不適合美國，那就是“區域化”，但是這其中包含的“思想狹隘”的理念，卻非常適合用在我國南北戰爭期間出現的種種偏見和奇詭的行為上。區域性主要的思維和行動不在於它能夠反映某一個地方的真實狀態，要真是那樣的話，它就成了有用的東西了。區域性思維能夠破壞各個地方建立起來的平衡感。依照區域性思維，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完全以為自己牟私利為原則，並且感覺理所當然，在華爾街同樣是如此，雖然它關係著周圍的無數利益。
往大了看，在處理國際關係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區域主義的影子。國際社會上的每個成員優先考慮的是本國的利益，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相對於一個個體來說，無論是個人、社群還是一個國家，只要它的利益得到了維護，那它就能夠對自己的民眾做出交代。但是這僅僅是對於己方而言，沒有考慮到對方。如果要考慮到對方或者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的處境和要求的話，那麼區域性主義就是值得詬病的東西。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美西戰爭告終，美國的國務院一直毫無生機，沒有一點作為，這也正反映了美國的民眾對國際形勢毫不關心。只有在一些特別的事件威脅到了我們的安全或者原則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在短時間裡將目光投向它。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美西戰爭所帶來的影響和其發生的前因後果完全是隨機性的，除了很少一部分沒有什麼威望的人會偶爾關注一下國際形勢，政府的官員幾乎從來沒有想過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對這個國家有多麼重要的影響力。政府往往在忙著處理國內其他的事件。一位老成的國會議員就曾經對一位新當選的議員說：“如果你想得到選民對你的幫助，就最好不要在看似光鮮的外交委員會中擔任職務，因為國民對國際問題幾乎沒有什麼興趣。”
不過有意思的是，在美國沒有獨立之前，其國民對國際事務的冷漠性還沒有現在這麼突出；而現在我們每天都能從世界各地獲取到種種資訊，卻對國際問題如此冷漠，這就更加不可思議了。當然，早期和現在的美國人對國際問題興趣不同的原因我們已經找到了：同現在相比，戰爭年代的美國人和歐洲人交往頻繁，有很深的政治和經濟聯絡。他們同歐洲國家聯絡密切，就是歐洲國家相互之間發生衝突也能夠影響到美國，就像現在一個歐洲國家內部發生變動會影響整個世界一樣。那時候有關歐洲戰爭的種種流言讓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深感不安，因為一旦爆發戰爭，他們的厄運就來了。馬考萊①就普魯士腓特烈大帝佔領奧地利的西里西亞地區時說過這樣的話：“以前普魯士這塊地方連名字都不被人知曉，但等佔領這片土地以後，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幾乎傳遍了全世界。由於一個人可以隨時撕毀諾言進攻他曾經說過要保護的鄰居，於是黑人在克羅曼德爾的海濱相互殘殺，紅種人在北美大湖地區爭鬥不休。”
儘管在當時資訊很匱乏，但還是有來自歐洲的報道，這些報道都足夠精細充分了。當時的美洲居民也有足夠的時間去分析外部形勢的發展，日常的柴米油鹽並沒有分散他們在這方面的注意力，北美報紙上關於國外複雜形勢的訊息讓無數人陷入了深思。我們的祖先在殖民時期對外部訊息格外關注，而現在我們一般則認為國際形勢跟我們沒有多大的關係，這就是美國民眾早期和現在對國際事務感興趣度不一的原因。
關於這種態度的形成和發展還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這種態度非常不合實際。在美國獨立戰爭後緊接著的是法國大革命，而剛剛誕生的美國政權則遭遇了很多歷史上和法國糾纏不清的條約問題，法國和英國在海洋上的爭鬥更加給美國帶來了無盡的麻煩。所以華盛頓警告美國民眾，千萬不要和同盟國糾纏不清，後來的繼任者也都秉持著這個原則，不希望美國人民參與到歐洲的爭端中去。美國人民面臨的實際情況也證實了這個決策的重要性。在1803年和1821年，美國用不同的手段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羅里達，從而使領土一直延伸到了太平洋與墨西哥灣。這樣一來美國的邊界就十分清楚了，也就避免了人工劃分邊界帶來的衝突，另一方面，西屬美洲的革命把我們和歐洲的勢力完全隔開，除了加拿大一邊。
與上述的情況相對應，19世紀早期產生了門羅主義②。門羅主義的目標是將歐洲的勢力從西半球趕出去，避免和它糾纏不清。幾個世紀以來，種種經驗證明，歐洲國家在美洲的爭鬥必然會殃及到美國，只要是歐洲國家在美洲還有立足之地，就不可能和美國完全斷絕關係。門羅主義的精髓就是要阻止歐洲強國透過在美洲不斷佔領土地而擴大它的勢力範圍。雖然門羅主義的實施會遇到種種阻撓，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十分有助於一些目標的實現。不過，這也從另一方面造成了美國和歐洲國家在政策聯合上的分歧，強化了現在人們的區域性意識。而這種區域性心理已經慢慢地演變為民族偏見，妨礙了我們在動盪不安的世界局勢中保持清醒的頭腦。當然，國家政策中所包含的保守主義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受歡迎的，我國的憲法就是對保守主義力量的保護，但同時我們的思想應該開放一點，眼光放得遠一點。因為任何區域性主義都不能阻止外部形勢的變化，如果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不能把自己融入這個時代的話，它以前擁有的一些東西也會逐漸丟失。
在美國早期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在意識形態和行動上同歐洲刻意保持距離的原因，上文我們已經闡述過這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和奴隸制有關的爭論使得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冷漠變得更加嚴重。從門羅主義的頒佈到南北戰爭結束，我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持國內秩序的穩定和國家的建設上。用了幾乎100年的時間來安撫周圍蠢蠢欲動的勢力，保證國家的安全統一，這也是國家能夠長久存在的基本條件。無論在哪個國家，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各種力量之間利益的分歧必然會導致各種派別的產生和對立。在美國經歷的災難中，沒有任何一種情況比兩種制度之間的對立更加具有危險性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分歧不管從本質還是表面上來看都是完全對立的，而且對美國的商業和經濟及各州之間的道德觀念都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在當時，由於美國內部局勢的不穩定、大部分地區經濟不發達，使得它沒有能力也沒有精力去處理國際問題，關心國際局勢的發展。
但是，只要能夠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中找到與上述情況的相似處，我們就可以將美國前期和現在人們觀念的不同和其他國家的歷史做出比較。國家的主體是人，那麼它就理所當然的具備一些特徵，只要對他們細心觀察，就能發現並治理他們，或者將這些趨勢轉化為更加現實的東西。將美國分為不同派別的原因不僅僅是奴隸制，種族和宗教的不同也能導致這種分裂。在德國，信奉天主教的南方和信奉新教的北方就產生了嚴重的分裂，這種分裂的表現形式就是一塊領土在政治上分為兩塊；相對於美國而言，這種分裂已經隨著南北戰爭的結束而結束了。在法國，歷史上最主要的分裂線在東西部之間，新教的勢力則在南部根深蒂固。在德國和法國，宗教不是造成國內局勢不穩的唯一原因，但它確實能夠使一塊國土上的人產生分化，而且由於宗教派別在某一個地點很集中，所以宗教是最持久和最長期的力量。
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好多國家在內部爭鬥不斷的同時，它在國際上也處處受制。總之一句話，它處在防守地位。西班牙人與摩爾人無休無止的戰爭致使它的國民團結起來，不但擊退了摩爾人，還與阿拉岡聯姻，從而實現了領土的統一。統一後的西班牙發現自己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格局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在當時來說，不管它的目標是不是正義的，西班牙確實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目標，只要它對任何一個地方有特殊的利益要求，它都可以採取軍事行動。這樣一來，在超過100年的時間裡，西班牙成了主宰歐洲的主要力量。而在此時，德國和法國因為其內部的原因已經成為了一盤散沙，英國則由於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對立還只是一個分裂的島嶼。總之，不管其他的形勢如何發生變化，在100多年的時間裡，法國、德國、英國只能對西班牙俯首稱臣。
最早從災難中逃離出來的是法國。從這個方面來說，西歐的國家要比我們運氣好，因為奴隸制留給我們的烙印到現在都沒有完全磨滅。這個問題雖然是區域性的，但是由於種族之間的巨大差異而變得越來越嚴重。儘管歐洲國家也有內部地域間的差異，但是它們同時也具備統一性，這就是它們能夠實現國家統一的原因所在。法國的權力是怎樣集中的，這些並沒必要在此陳述。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連續統治期間，法國的確實現了統一和權力的集中；而在這個過程中及以後，法國和西班牙一樣，都擁有了強有力的對外政策和強大的軍事力量，並且逐漸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這種政策使得法國在那個時代可以隨意干涉別國內政。就像我們所瞭解的，法國取得了在歐洲的霸權地位。與此同時，西班牙帝國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為當今問題的旁觀者，我們沒必要關心法國的霸權行為是不是正義的，而是應關注它所帶動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作為一個可以呼風喚雨並隨時干涉別國內政的強國，法國的做法激起了歐洲國家的反抗，它們為了遏制法國的霸權而組成聯盟。因為這種霸權如果不被阻止，肯定會使整個歐洲都屈服在法國的腳下。所以，歐洲的國家在爭取一種平衡，而這是針對強大的壓迫者所發出的自我保護行為。而且，雖然這種聯盟存在著種種缺點，但還是達到了一定的目的，路易十四終於從權力的頂峰上掉了下來。100年後，在拿破崙的領導之下，法國又一次獲取了歐洲霸主的地位，同樣，隨之而來的聯合反擊再次粉碎了這個國家的帝國體系。
由於這些成就，才使得政治家們將那些曾經有效的手段看得非常重要，這種手段就是：加強國家之間的協調配合，來抵禦法國和西班牙的威脅。國際政治觀察者都有這樣一個印象，這和克倫威爾憑藉常備軍進行武力統治英國人的印象十分相似。而在當時，克倫威爾將英國的軍事力量集中起來，從而能夠隨心所欲地統治英國。這種情形在國際形勢上也有反映，那就是某一個國家透過種種手段讓自己變得非常強大，讓國際上和它有過爭端的國家對它言聽計從。對抗霸權的手段就是武力抗衡，一旦幾個國家之間達成結盟，便會促成兩股力量的“均衡”。
“均衡”這個詞很早就存在了，而且300年來對每個戰略決策者都有深遠的影響。著名的英國曆史學家斯塔布斯寫到：“不管對均衡如何定義，也不管兩個國家之間如何保持一種平衡的態勢，以至於較弱的一方不會被壓倒，均衡是把歐洲的歷史串聯起來的最主要因素。它是1500年到1800年這300年來影響最深遠的概念。不管在這個舞臺上上演什麼劇情，均衡都是這些情節的靈魂。”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均衡的概念被不斷深化，從而有些人認為均衡能夠有效地發揮它作為現狀、平衡與和平的保護者角色。最近關於國際仲裁的研究也和均衡相呼應，前者也把國際仲裁作為國家合作和實現和平目標的手段。
而人為的決策只要能夠考慮到人性的優點、缺點、情感和利益，並和這種種因素相協調，就會取得一定的效果。這個例子同樣能夠使用在均衡和國際仲裁上，因為用它們中間的物質製造出的產品不會包含除它們自身的特點之外的物質。當拿破崙倒臺後人們對歐洲的事物進行重新安排時，普遍認為，透過調節領土的分佈，在5個強國之間建立一種有限的均衡，而小國領土的完整性也會在大國保證的前提下得到加強。如果誰想要破壞這個局面，其他國家就會群起而攻之，就跟1713年的《烏特勒支協定》和1815年之前達成的對抗侵略的情形一樣。哪個國家想要蠢蠢欲動就會被扼殺在搖籃裡，任何國家都不允許身邊崛起一個能夠將歐洲大陸籠罩起來的巨人，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它們就像對付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國的路易十四和拿破崙一樣對付他。那麼這樣而言，均衡就意味著在大家都同意的前提下可以進行國際之間的軍事幹涉。
上面所陳述的想法如果能得到實現的話，各國的處境和機遇就會平等。但是，無論一時的國際協調如何成功，就能保證各國都會服從它嗎？如果不服從的話，想讓這些國家不去挑起事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這種安排的前提是，要讓各個國家的物質和軍事方面達到同一種高度，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然而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每個個體之間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會有差別，所以範圍再廣的均衡也會導致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這直接導致的結果是社會和經濟的動盪及各種勢力的對立。1815年關於歐洲局勢的討論並沒有僅僅討論經過人為的努力而達到各種勢力的均衡這一個問題，各個國家政治的不同、社會狀況的差異和對現狀的不滿都會導致各種爭執。從1815年到現在，歐洲的歷史就是對由利益和情感抑制人類本性從而導致種種鬥爭的一部史書。
在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走下坡路之後，歐洲的霸主地位被英國取得。這在當時來說很難看出來，但是18世紀的歷史慢慢地證明了這種說法；到了1815年，英國的這種霸主地位就顯而易見了。不過，新的英國霸權和以前的霸權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當時的人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雖然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並不深刻。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英國並沒有具備霸權所需要的權力，也從沒有擁有過像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崙那樣強大的軍事實力，讓它能夠在歐洲大陸隨心所欲。英國的霸主地位在於它是政治中的第三方，是一個平衡器，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能夠調整兩者之間的關係，使之達到力量上的平衡。英國之所以有這個能力是因為它獨特的島國地位，這極大地增強了它的防禦能力，也使它能夠集中力量發展自己的商業，不受戰爭的侵害。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土非常容易被侵入的話，那麼它就會屢屢受到打擊。還有一點就是，英格蘭和蘇格蘭在1603年結成了一體，這就讓英國擺脫了戰爭，到了1707年英國在政治上徹底統一。英國的統一是它自我強大和對外擴張的前提。
英國的擴張和以前的霸權國家不同，它瞄準的是更遠的領域而非歐洲。這就是“世界政治”的開端。在對外擴張中，英國標新立異，它首先在擴張過程中未逢敵手，而且永遠有無盡的侵略慾望，它並不重視自己得到的這片地方有多少財富，而是將自己國家的管理制度運用到這片領地。在這方面，羅馬人和英國非常相似，無論是政治上還是商業上都像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雖然英國人在殖民地上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強取豪奪，但是英國人一上岸就把自己當成了這塊大陸上的主人，強迫當地的百姓要遵循自己國家的政策，哪怕是不成文的規定。這樣一來反而產生了一個良好的氛圍，美國獨立戰爭之後，所有會講英語的成員都將彼此幫助、真誠待人看做共同的目標。
英國在拿破崙戰爭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跟我們沒有多大關係，當然這種作用是以英國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的。英國依靠它在地理上和商業上的優勢能夠有效地開拓海外市場，從而擁有了大量的商業資源，在財力上大力支援了反對法國的盟國。等到這場戰爭結束後，英國的商業和產業及殖民地優勢依然在不斷擴大，於是在隨後的歐洲軍備競賽中，英國始終領先一步，這一優勢貫穿了風起雲湧的19世紀，直到最近才消失。雖然這些年巨大的變化讓英國人在戰爭中的優勢一降再降，但與之相對應的科技進步促使的產業大發展依然能夠彌補這一不足。無論是英國累計的財富，還是英國多年來商業和產業決定的國民能力，都獨領風騷，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未逢敵手。在1815年，歐洲各個國家的差距不僅僅體現在這一方面。連續20年的戰爭給歐洲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在戰爭中犧牲的一般都是生活中的青年支柱。無數的英國公民也在戰爭中失去了生命，不過總體來看，英國的陸軍數量比較少，而且它的傲視群雄的海軍也沒有參加過幾次大的海戰。
對於法國來說，拿破崙戰爭是法國大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當它擺脫這些戰爭時，國家已經變得滿目瘡痍，人口比以前只減不增，眾所周知，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同它的人口有直接的聯絡。法國還要擔心的另一個麻煩是：龐大的政府系統和官員機構極大地減弱了國家實力，不僅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負擔，還使得建立一個高效率的政府變成了天方夜譚。與今天的德國不同，決定法國的世界影響力的因素不僅僅在於政府的貢獻，還在於個人的能力。
當時的德國就跟大革命前的法國一樣，是一個許多聯邦的集合體，這些小聯邦之間相互獨立。德意志的兩個軍事強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同時存在，不但沒有減緩德意志的分裂，反而加劇了這種狀況，傳統的思想或者其他種種原因阻止了德國的統一，除非一個國家能夠對另一個國家屈服。然而在滑鐵盧之戰的前三個月，俾斯麥出生了。誰也想不到這個在當時看起來毫不起眼的事件卻影響深遠。隨著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鬥爭的延續，它們的追隨者將德意志分成了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的凝聚力都是依靠兩個國家的君主給予的。然而從歷史淵源和威信上來看，奧地利顯得更加古老，同時它又是德意志的首邦。這兩個國家的制度都是君主制，這一制度在法國大革命中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
在這方面，歐洲第五大國俄國就更加不必說了，沙皇的權力從來不會受到限制。不過俄國和德意志一樣，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專制主義，因為這種政治形勢要求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加入一個不負責任的行政官員。過去的10年裡，這種弱點給俄國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正是由於這種因素再加上不斷出現問題的國家機構讓俄國這個龐然大物變得奄奄一息。目前的形勢是俄國已經被歐洲競賽的格局排擠出來，同亞洲的國家走到了一起，因為亞洲國家的政治體制同俄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上面簡單描述了1815年的局勢，這個局勢與我們現在的聯絡是：英國無論是在財力、物力還是軍力方面都具有極大的優勢地位；而德國正處於分裂之中，它的政治和商業的發展都相對落後。用德國首相比洛親王的話來說，當時的德意志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不是一個強國的稱呼。法國從來沒有放棄讓德國四分五裂的想法，從黎塞留時代到拿破崙時代都沒有改變過，拿破崙繼承了分裂德意志的政策，只是在行動上稍微有點改變而已。這些情形中包含了決定歐洲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而各國所做的使各種勢力相均衡的努力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更準確點來講，是為了依靠自己的優勢兵力壓垮敵方，這種做法的結果就是表面上的平衡，其實底下暗流湧動。要改變這種平衡，我們就要學習一下自1908年夏天以來土耳其革命的發展。不光是為了考察這個事件本身，同時也考察西歐各國之間不同的意圖、需要和種種猜忌行為，這些行為常常在具體的軍事行動中能夠讓人一覽無餘。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德國在西歐的軍備競賽中被扔到了後面，這種止足不前的原因是由於多年以來的分裂。而在今天，我們發現德國有可能成為一個讓其他國家都刮目相看的極權主義強國，它在國際上的影響，有可能會和西班牙、法國、英國相媲美。不過，德國和西班牙、法國又有著種種區別。法國和西班牙在權力上升到頂峰的時候，只把主要目標侷限在歐洲的範圍內，而歐洲的全部形勢都是跟這些目標有關的；它們在海外的商品貿易也跟歐洲的形勢息息相關。德國的狀況跟英國也是大相徑庭。英國只在海上稱王稱霸，卻從來沒有一支同德奧同盟那樣強大的陸軍力量。
當今德國所擁有巨大的權力優勢，不僅是在軍事上，也在其他各方面的體制中，而且，德國從來沒有放棄過在世界上發揮重要作用的想法。不過這種想法還沒有定型，具體實施它的方法還無從知曉，對於德國人也是這樣，所以更加談不上預測它未來的發展形勢了。近期我看到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是柏林大學歷史學教授德爾布呂克所寫的《為什麼德國建造軍艦？》，文章中寫到：“光憑藉美好的幻想並不能夠征服世界。世界上最強大帝國的建立也不是因為對權力的渴求。萬事萬物都有它的發展規律，以至於像貿易和邊界上的通行權這些並不重要的東西都會引起衝突，勝利的一方會順其自然地拓展它的邊界，甚至連羅馬人都幻想著征服世界。”不過提到法國和德國的戰爭，雖然這是德國人預料之中的，但是隨後戰爭狀況急轉直下，德國人雖然有失謹慎，但還是精明地抓住了時機，在有準備的前提下采取了恰當的行動，逆轉了戰場形勢。
在羅馬帝國身上也能找到德國的影子。今天的德意志帝國雖然不是羅馬人的傳承者，但也同羅馬有著千絲萬縷的歷史聯絡。神聖羅馬帝國慢慢地變成了掛在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個觀賞物，而且它在19世紀初就徹底消失了，然而那種帝國的精神並沒有隨之消失，依舊影響著德國的統一和強大。德國的民族性格中有個人依賴國家的因素，這一因素也促使德國完成了統一。而英國人和美國人骨子裡有著對自由的嚮往和對個人權利的追求，這和德國完全不同。前者代表了更加先進的觀念，代表著社會更高階的發展，能夠有效地推進社會進步；但我們也要看到個人服從於集體的優點，這種優點將個體置於全體之中，能夠更加快速方便地促進共同利益。簡單提一下，雖然日本沒有和德國處在同一個地區，但是有著強烈的擴張和強大欲望的它能夠走到今天，就是因為日本人也繼承了個人服從集體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古希臘城邦中的斯巴達身上也同樣適用，使得它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主宰著這些城郭。從社會發展的大原則上來看，這種觀念和精神顯得有些落後，但是如果僅僅把它看做一種能給自己國家的經濟和對外關係注入新生力量的因素，它又有著無可比擬的優點。
個人需要和國家需要是兩個對立的觀念，這是學歷史的人都熟知的一個問題。但是它們總是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所以兩者之間便需要調節。如果一方比另一方更加受到重視的話，這種調節會對國家的性質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這種影響就是造成不同國家軍隊、工業、商業和農業等種種不同的原因。同樣的道理也能夠在一些小企業和大商業集團之間的鬥爭中適用。不管最終的結果是什麼，集體優先還是個人優先，目前的狀況是壓倒一切的集體力量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存在下去，所以也會造成個人的痛苦，而且這種力量不光存在，還會起著主導作用，因為不管社會文明發展到多高的階段，人們都不會自願地讓自己的利益服從於集體的利益。因此，用不著讓自己沉浸在這種痛苦之中，也應該認同在大眾利益的引導下正義的力量會戰勝一切，而這種觀念會讓我們的思維更加開闊。古老的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在現代仍然適用，只有一個國家的權力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時，才能在商業競爭和戰爭中生存下來，道德的力量不能夠解決實際問題，除非有物質力量的協助。政府就相當於一個公司，而這個公司是沒有靈魂支撐的；政府也是一個受委託者，並非主體，主體是人民，所以無論怎麼做，都應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德國政府現在有什麼企圖我們無從知曉，這也並不重要，我們所要關注的是越來越強大的德意志帝國。德國肯定得到了奧匈帝國的支援，因為無論奧匈帝國是要應對國內的麻煩還是對外有什麼戰爭企圖，都是跟德國的利益相一致的，德國在地理上同奧匈帝國鄰近，兩國的軍事實力相差無幾，所以奧匈帝國完全有可能跟在德國的屁股後面，就像月亮圍繞著地球轉動一樣。而俄國、義大利、法國和英國都跟奧匈帝國相對立。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反映出了俄國在國際地位上的軟弱性，就是從來不關心國際形勢的人也能一眼就看出來。義大利處於德國和奧地利兩個同盟之間，不過眾所周知的是，義大利有明顯的親英傾向，這是由兩國的海洋國家身份以及歷史上相互之間的好感造成的。另外，以前疏遠的法國和義大利最近也越來越親近。在巴爾幹地區和亞得里亞海，義大利和奧地利之間的分歧已經不是一星半點，最近奧地利對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合併的態度已經充分說明了這點。一份雜誌就非常敏感地預測到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合併：“我們急切需要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來統治北亞得里亞海……這裡有義大利的威尼斯和奧地利的的裡雅斯特……我們需要這支海上力量來援助我們的陸上行動、保護我國的商業基地不受騷擾，並防止我們的奧特朗托海峽被敵人佔領。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這支海上力量的實力要和我們敵人的海上力量相平衡。如果我們再這樣拖泥帶水，義大利就會騎在我們頭上，而且我們以後也很難超越它。同其他方面相比，不發展海軍就相當於一種倒退，而這種倒退會讓我們送命。”奧地利正在建造強大的艦船，上面的那段話能讓我們瞭解一些三國同盟的關係。在關於摩洛哥事務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只有奧地利一個國家支援德國，而義大利並不支援德國。
透過分析當前歐洲各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看到歐洲被分成了兩個陣營，一方是由法國、英國和俄國剛剛組成的三國協約集團；另一方則是由奧匈帝國、德國和義大利組成的三國同盟，這個同盟已經存在了30年。義大利的傾向就有些模糊了，雖然我們能夠從義大利當前的局勢和它面臨的壓力方面做出一些判斷，但這種判斷終歸有些武斷。形勢的重點還在三個協約國身上。比較這兩方的實力我們會發現，三國同盟除了海軍之外在任何方面都佔據著極大的優勢，從地理方面來看，德國和奧匈帝國緊緊相連，這就便於相互之間的救援。而這種救援不可能光是防禦性質的。純粹的防禦性態勢不能持續太長的時間，在這方面德奧兩國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只有攻守兼備才能讓自己有尊嚴，1908年在巴爾幹的軍事行動已經證明兩國有這種實力。而且從德奧兩國的經濟狀況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來看，它們的出擊是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找到本國的工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奧地利向巴爾幹和愛琴海的擴張就是源於這個原因。還有，在過去的30年裡，德國慢慢地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這樣它就迫切地需要保證它的原料來源和控制原料產地，越來越需要確保市場和物資進出口方面的安全……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得德國的糧食遠遠達不到消費需求，這些都意味著海上安全成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
面對上面的種種需求，統一而強大的德國開始了它的旅程，然而它卻發現，其周邊國家的市場和原料產地已經被別的國家瓜分殆盡，於是德國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艦隊，目前這支艦隊在運送貨物和對外交往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過，雖然德國有商業貿易，有大型的船隊，但在商業交換的第三個環節上卻有很大的不足，那就是國際市場，德國不得不在完全處於自己控制的範圍外進行各種交易。而其他國家都有著成熟的商業保護主義，這種競爭使得德國非常為難。德國唯一控制的有價值的地方恰恰在自己的領土之內。雖然德國加入這場爭奪戰後取得了一星半點的殖民地，但這無疑是杯水車薪。
從一開始德國就處在不利的地位，隨之而來的種種鬥爭將這種不利完全暴露出來，也就是說，這種距離上的接近將德國牢牢地捆綁在這個地方。雖然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絡，但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在國家和個人的關係上各國都有著不同的認識，這種認識往往會加強各國之間的誤解和厭惡。德爾布呂克教授就說道：“英國的政治體制在其他國家會受到歡迎，而德國的政治體制則剛好相反。德國擁有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府，這種政府比英國經常走馬換將的政黨制度要好得多。德國的募兵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法規已經解決掉了很多難纏的問題，我們始終堅信，今天德國的富強和這種制度是分不開的。但是其他國家更加喜歡自由寬鬆的制度，就像英國那樣的。所以英國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德國。”
一位長期在德國船隻上工作的官員曾經談到了德國人在談話方式上同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不同。德國依靠軍事對人民行為的干涉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感覺在德國人的談話方式中就能找到。雖然如此，德國依舊能夠和其他國家一比高下。德國人的工作方法有許多優越的地方：他們做事非常認真，又十分善於觀察細節並加以分析，工作熱情高漲，背後還有著英明的政府在支撐，這些優點將在同英國的交戰中將英國人具有的優勢壓倒。
雖然大多數人都相信德國擁有這些優勢，但是對商業地區、貿易場地和原材料產地的擁有情況以及對一大片可利用的地帶的控制情況完全阻礙了德國的發展。不過德國的個人在這些地方倒是十分受到歡迎，並且他們還有可能喜歡上更加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者它們寬鬆的政治體制，雖然他們依舊熱愛著自己的祖國。不過，不管這些變化如何能夠促進德國向海外發展，在其本土上建立一個強大的帝國的願望還很難實現。在這樣的一個體系裡，各個部分之間有可能建立起一種雙贏的關係；這種關係在英國和它的殖民地上有可能變成現實，而且雙方都意識到了這種關係的重要性。而在現在，沒有什麼比建立一個強大的德國更能夠讓德國人歡喜鼓舞的；雖然它對殖民地求之若渴，但機會卻不站在它這邊。
德國的夢想和現實之間存在著經濟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英國的位置對德國也有非比尋常的軍事意義。德國瀕臨北海和波羅的海，它所有的內陸河道都已經被充分開發和利用，從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內陸水運系統，這個系統的始端是海洋中的一個入海口，因此這個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貿易進出的重要通道，德國的對外貿易也都集中在這個地方。沿著敵軍軍艦的巡航路線我們會發現，德國的北海海岸從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60英里的距離。而波羅的海的海岸線要長得多，但是從大西洋到達這個地方就必須經過斯卡格拉克海峽，它的寬度也不夠100英里。一旦發生戰爭，德國的商船就能在中立的區域裡沿著挪威和丹麥的海岸航行，這種方法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不過德國依然面臨著嚴峻的威脅，因為無論德國的船隊是要去大西洋還是其他大洋，都必須經過不列顛群島。英吉利海峽和多佛爾海峽的寬度給我們的教訓不會變淡，這兩個海峽的一側是英國的國土，其中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海軍基地；在蘇格蘭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非常狹窄，最寬的地方只有400英里，有些地方甚至不到300英里。一旦英國和德國發生戰爭，按照當今的國際法，德國的任何船隻經過上述的海域時都會被攔截，如果英國成功地封鎖住德國的北海和波羅的海，那麼德國它與中立國之間的商業貿易就會癱瘓。對英國來說，只要將離德國不到400英里遠的英國港口作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完全鉗制住德國，並且對它的兩個重要商業城市漢堡和不來梅進行封鎖，而在波羅的海的封鎖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我們由此就能夠看出將波羅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連線起來的基爾運河的軍事意義，依靠這條運河，軍用或者商用的船隻就能從一個海域前往另一個海域而不被敵人發覺，德國的海軍也有能力在此集結，來對付分散的敵軍艦隊。另外，雖然基爾運河沒法改變德國船隊在北海的處境，但它能夠使無法前往漢堡和不來梅的中立國的船隻進入波羅的海港口，從那裡出發，完整的運河體系就會將貨物送到需要的地方；德國的內陸運河連成一片，所以沒必要在中途將貨物再次裝船。基爾運河的偉大意義是，在德國敵人的海軍規模不超過德國海軍兩倍的情況下，它就不能同時封鎖北海和波羅的海。如果德國的對手試圖封鎖這兩個地方，那麼它的任何一部分都沒法和高度集中的德國海軍相抗衡，它只能撤退。根據國際法的規定，一旦後撤就意味著封鎖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再次封鎖這些地方之前，中立國的船隻就能夠安全航行，而且中立國還需要時間得知這種變動，並確認自己在某個航線上的航向是否合法。不過，雖然暫時放棄了封鎖，使得中立國的船隻可以任意出入北海或者波羅的海的德國港灣，但德國從中獲得的好處也非常有限，因為英國和德國的船隻在當今世界中佔有很大比例，一旦英國和德國開戰，中立國的船隻根本沒有能力滿足開往德國港口的運輸任務。
德國在北海的海軍基地威廉港也在不斷發展壯大，它和德國海軍力量的發展是同時進行的。種種跡象表明德國正做著全面的準備，這讓我們感到害怕。不過，威廉港的戰略意義是有限的，20多英里長的海岸線將它與易北河口分離開來，這就使得基爾運河作為兩個海域間的連線力量有所削減。還有，這些海岸都被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的赫爾果蘭島圍起來。在1890年，英國將這個島讓給了德國，條件是德國放棄對東非的桑給巴爾島的要求，到現在為止，它已經成了一個異常堅固的魚雷艇基地。雖然赫爾果蘭島的海岸線僅僅有30英里，但它所具備的意義遠遠大於魚雷防禦。
雖然基爾運河的防禦意義重大，但這種安全遠遠不能滿足德國的榮譽和國家利益的需要，就像古巴對美國具有非比尋常的戰略意義一樣，大不列顛群島對德國的意義也極其深遠。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貿易在內的墨西哥灣海岸貿易將古巴的100英里的海岸包含在裡面，這種情況使得美國不能容忍其他國家佔有古巴島。不過隨著古巴歸屬問題的變化和美國力量的壯大，這種擔心已經變成了歷史，古巴戰略重要性依然存在，但至少不會再被某個國家作為海軍的戰略基地。顯然，大不列顛群島對德國的重要性是持續的。直至今天，英國的海上力量依舊獨領風騷，而英國兩大政黨的長期目標就是保持住這種局面。
這個目標的提出是十分必要的，雖然英國和德國都是商業的國家，但英國比德國更加依賴國外的原料、物資和商品市場。英國的人口只有德國的三分之二，所以英國的軍事力量的人員處於下風。英國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400多人，德國是300人，所以英國僅依靠自己的土地根本沒法養活那麼多的人口。而英國對海洋的依賴性是絕對的，因為它沒有德國那樣的大陸邊界。德國境內還有萊茵河，從德國的盟友荷蘭入海，是德國內陸最重要的一條運輸水路，英國人想要截斷它是不可能的。在領土的另一邊，德國和俄國接壤，而俄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基地。1909年，俄國的小麥產量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高，是2.13億多英擔③，排在第二位的美國小麥產量為1.93億多英擔。
所以就其需要性而言，英國比德國更需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如果放棄了海上的霸權地位，英國將會變得體無完膚，還有，英國還必須保衛自己的殖民地。不過英國沒必要在每個殖民地海域內都保持著優勢的海軍力量，這種力量僅僅集中在歐洲就可以了。因為就全世界而言，歐洲依然是戰爭的策源地。而且，由於大不列顛群島的地理位置，英國只要在歐洲保持優勢的海上力量就能夠牢牢地鉗制住德國。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在過去的幾年裡，英國的海軍力量不但沒有削減，反而比以前得到了加強集中。過去英國把很大一部分海軍力量佈置在地中海，而現在英國已經撤回了一些海軍，這也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英國海軍的集結一方面是為了抑制德國海軍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為了炫耀自己的海上霸權。拿破崙曾經就夢想著把英國的艦隊誘離港口，然後乘機入侵英國，這也是英國人最怕的情況。不過最後拿破崙還是失敗了，而且敗得有點悽慘。要是放在蒸汽時代沒有來臨之前，佔領英國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拿破崙之前路易十五時代的舒瓦瑟爾就做出過這樣的舉動。在現代，蒸汽輪船可以輕易地跨越英吉利海峽迅速地向英國輸送軍隊，不受風向和天氣的影響。當然，集結艦船和運送部隊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麼容易。在英國登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經過詳細的預算和適時的考慮，否則就不會成功。至今英國人還記得當年為了防止法國或奧地利的入侵而做的種種細緻的動員和措施。不過一些人還是擔心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支無比強大的海軍突然出現在英國海岸，英國只能在毫無準備的前提下倉皇迎敵。
所以英國才要將其海軍分佈在領土周圍，但這卻促使德國大力發展自己的海上力量，如增加軍艦的數量、修建各種造船廠等，使之具備製造和維修軍艦的能力。這些計劃都體現了德國人高度的保密能力。德國人雖然沒有在正式場合表達過它想要發展海軍的強烈願望，但是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句話猜測到它的意圖：“壯大德國的海上力量，讓世界上最強的海上國家不敢輕視德國。”德爾布呂克也寫到：“德國永遠不會把征服英國當成一種政策，但它必須透過適度的行動來限制英國。”這就說明，德國不會任由英國憑藉地理上的優勢對它的商品貿易進行控制。而德國人的目標是建立一支比英國更加強大的海軍，所以英國不得不和德國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軍備競賽，來維護自己在海上的霸主地位。
顯然，英國海軍的強大將德國在陸上的優勢有所抵消。一旦英國失去了對海洋的絕對控制，它是不可能建立一支能夠跟德國陸軍相媲美的陸軍的。相反，德國現在已經擁有了一支強大無比的陸軍，它還幻想著建立一支所向無敵的海軍。雖然英國的財富比德國要多得多，但英國政府沒有能力像德國那樣從人民那裡索取太多的東西。個人自由是英國人最主要的特徵，這種特徵使得英國沒有辦法按照德國人的治理方式來管理國家；這種特徵根深蒂固，一代人的時間根本沒辦法改變它。英國能夠在海上和殖民地取得成功和這種自由的政策是分不開的，這種局面持續到了現在，自由和公平競爭依然是英國發展的主題。在英國，是個人推動了國家的進步；而在德國，集體行動詮釋了一切。
英國最近提出的養老金計劃是對這種情況最好的反映，雖然這個計劃中有德國法律的影子，但是在實施過程中暴露了英國在採取集體行動方面經驗的不足和能力的有限。根據養老金計劃，國內成員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況承擔部分負擔，國家一律承受所有的負擔。但是這個計劃沒有能調節好成員之間的利益關係，而是用一種統一的方式把養老福利的責任都推給社會。這個福利背後的稅收政策一方面不會激勵人們的進取精神，另一方面，也不會讓人養成勤儉節約的習慣。因為無論你多麼勤奮工作，你所得的一部分財富都會被國家稅收抽走；而無論你多麼懶惰，國家都會給你價值不菲的補助。所以表面上模仿德國人是非常不明智的，這種做法並不能讓英國取得應有的進步。
這種差異進一步增大了德國的優勢，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和德國單獨抗衡，如果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國家聯手對付德國的話，組織協調就成了一個大問題，但是無論歐洲的國家如何重新組合，奧匈帝國一定會站在德國這邊，所以英國的海軍成了唯一能夠和德國抗衡的軍事力量。英國和德國的軍事態勢同它們之間的商業競爭是分不開的，這種競爭漸漸變得激烈，而且慢慢地影響著兩國人民的收入和福利狀況。最近頻頻出現在報端的外交訪問剛好反映了這種狀況。在德國人看來，這種頻繁的外交訪問正在漸漸地孤立和限制德國，而那些相互訪問的國家都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就是一定要壓制德國，不讓它的野心繼續膨脹。無論別人怎麼看，在歐洲只有德國和英國有著其他國家望而卻步的力量，這種力量的形成體現在兩國物資富有、工商業體系健全、兩國軍事力量的強大上。歐洲其他的國家或者依附於德國，或者依附於英國，雖然這些國家也能在國際關係中發揮平衡的作用，但這種作用是邊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