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一直以來想要獲得這樣一個國際地位：就是在歐洲之外的國家裡，德國的影響力、資本、工商業和聰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歐洲強國平起平坐，平等競爭。
我們雖然已經瞭解了英國和德國之間敵對產生的根源，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略其他的種種狀況。奧地利在去年的兼併行為、摩洛哥在1905年的爭端等事件都時刻影響著各國政策的主導方向。很多細微爭端的發生是偶然的，但是它會引起一系列重要的連鎖反應。這種反應的重要性是其政府估算的，但在本質上對這些事件的處理都會影響到國際關係。目前來說，德國和英國的對立就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它的根源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了。德爾布呂克說：“我以為，英國和德國這兩個軍事強國之間的爭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不能避免的。不過，這場爭端卻不一定用戰爭的形式體現；雙方都在竭力地擴大軍備建設來達到雙方力量的平衡，誰也不會邁出戰爭的第一步。”但當歐洲的國家同某一方站在一起時，這個天平就會發生傾斜。
德爾布呂克的這種思維適用於任何國家，包括英國，這種思維同樣也適用於英德之間的爭端。戰爭爆發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跟參戰國的地理位置有關，但是戰爭爆發的根源卻並不在此處。眾所周知的是，歐洲國家和美國都十分需要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找到原材料市場，併為它們的產品找到銷路，而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這些地方，歐洲國家都陷入了激烈的競爭當中。在1909年5月底，英國的外交大臣在議會上發言說。“從此以後在歐洲沒有任何問題能夠掀起歐洲國家的爭執”，“如果非洲剛果的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的話，可能會引起歐洲國家的衝突；這些衝突和過去幾個月里奧地利的兼併行動相比，後者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德爾布呂克又寫到：“德國人的企圖不是獲得廣闊的殖民地，而是要獲得一個地位，這個地位就是在歐洲以外的國家裡，德國的影響力、資本、工商業和聰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歐洲強國平起平坐，平等競爭。”
沒有人會對這種目標提出異議，但是人們又不得不看到德國一點點強大起來的軍事力量，德爾布呂克的話還在耳邊迴盪：“戰爭的發生往往並不依靠一個充足的理由而是源於偶然，當戰端一旦開啟，強者往往佔上風。而衝突的雙方能很快心平氣和地達成某種共識嗎？在整個世界都感受到了德國武力上的優勢和壓力後，德國還能堅持所謂的平等互利原則嗎？”
一個國家要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就必須注意以下兩點：一是德國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同歐洲國家展開了競爭，門羅主義的實施讓南美洲的形勢更加複雜；二是德國的海軍會在短短的時間裡變得比英國之外所有國家的海軍還要強大。如果英國依舊保持著它海上霸主的地位，再加上大不列顛群島獨特的地理位置，英國就有力量鉗制德國；反過來要是英國失去了這種能力，就別指望其他的國家了。英國自由的體制使得它的軍事自治不是高度發達，另外，它已經有了足夠多的殖民地，所以它沒有進行侵略的理由，何況英國軍隊的組織效率也不是那麼高。就這些而言，德國是它在這個世界上最危險，最典型的敵人。
如果上面的這些論斷是正確的，那麼這些工商業和財力都靠前的國家就要尋求商業貿易和產品輸出地，這種競爭將會異常激烈，國際局勢也漸漸不穩，而英國顯然是這個國際局勢中最關鍵的一環。工業、生產力和財力不僅僅只是個名詞，它們體現在實實在在的資源、國民對衣食住行的滿足程度上。所以真正鬥爭的主體不是政府，而是各國的民眾，政府不過是個工具。如果哪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能夠高於其他國家，且擁有一定的商業和工業基礎，它就能投入到這場角逐中去，而其他的國家只能把希望放在結成聯盟來維護機會的平等。英國的地理位置和海軍遙遙領先，且具有龐大的殖民地，所以它引領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不過單純地從軍事上來看，英國無論是軍隊組織能力還是人力物力方面都不如德國。這樣一來，對於除了德國之外的所有國家來說，如果它們已經認識到了世界市場平衡和機會平等的重要性，就應該想好用什麼態度、什麼手段去影響未來有可能發生的狀況。如果忽然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只能和從前一樣，透過弱者之間的聯合來維護這種平衡。
順便提一下，在無數的工業競爭中，海洋一般都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就當前的歐洲形勢來說，俄國在力量衰竭之後將目光轉向了亞洲，所以德國完全不用擔心被侵佔。德國的海軍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區自由行動，除了德國外，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能夠這樣做，那就是英國。一旦英國喪失了海上霸權的地位，根據目前的情況我們可以推算，德國有很大的可能性成為在國際上指手畫腳的海軍強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德國的軍事行動不干涉英國的利益，而其他國家又不能保證在英國受到襲擊時給予英國支援，那麼英國會憑藉手中的權力去制約德國嗎？在美國還沒有完全成長起來的時候，美國就宣佈了門羅主義。雖然美國的宣告和它的海上力量一樣不會讓人多看一眼，但英國在當時卻對門羅主義表示大力支援和歡迎。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英國的海上力量比現在還要強大，而且英美兩國還用實際行動阻止了一些國家想要從歐洲運送軍隊去處理美洲爭端的行為。正是這種利益的雙贏使得英美兩國都給對方一定的支援。
在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時，一位在英國政壇舉足輕重的人士告訴記者，對於其他國家提出要求它參加國際聯合以抑制美國力量的這種建議，英國是絕不會答應的，反之英國還會不遺餘力地反對這種聯合。這種聯合就像在1895年，法國、俄國和德國的聯合軍事行動使日本放棄了對中國旅順的佔有。我覺得英國人的做法完全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考慮，因為它完全瞭解自己需要什麼。這其中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情感方面，雖然情感在國家中佔有很大的份額，但它卻是變化無常的。目前我們最關注的話題是，英國和美國有共同的利益需求，那麼在什麼領域內它們能夠互相幫助呢？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和美國之間還有共同的政治傳統，這種政治傳統也有利於兩國人的友好往來。依靠國家利益之外的動機來決定國家行動是非常不現實的，這個真理在今天和華盛頓時代同樣正確，而它也被德國扣上了“現實主義”的帽子並作為制定國家政策的依據。政治家們依靠這個政策出發，他們所做出決定的合理性、全面性都取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正是因為如此，他們需要對當前的現實有充分的瞭解，並將其分析透徹。對於一個想要在世界上指手畫腳的國家而言，這種分析能力應該趨向大眾化，而不單單是政府工作人員。這樣一來，原本只顧眼前利益的人也能夠認識到國家的長遠利益，國家才有能力採取一定的措施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在今天，美國就需要看清歐洲形勢對自己直接和必然的影響。德國已經下定決心要在世界政治中稱霸，而且正在公開地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這支海軍比英國海軍還要強大，比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的海上力量都要優越。德國作為一個已經獨立的國家，它正無可爭辯地行使著自己的權力，但它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因為世界各地都意識到了德國軍事力量的強大氣場，無論是在某個地方的防禦，還是德國同其他國家的爭端。對於美國來說，這種形勢的具體特徵同美國在19世紀上半葉，特別是門羅主義的提出和美國南北戰爭這段時間所面臨的形勢無二。
如果德國一旦強大起來，它所造成的影響將是驚世駭俗的，它比往日的形勢更加讓人擔憂，因為當今的國際競爭比1860年要激烈得多，而這種狀況的出現要歸功於1870年後德國從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同以前一樣的是，這種對峙還是由海洋引發，而海洋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臨海國家的邊界線。這個世界已經習慣了由一支實力強勁的海軍主導著它，我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支海軍的擁有者——英國。我們還意識到，海上霸權總是跟這個國家在商業上和工業上佔有的優勢地位相一致。今天，德國和英國為了爭奪這種優勢已經蠢蠢欲動。這種利益的需求使得各國都在海外尋找市場，併力圖以足夠的優勢力量控制海外市場，使其完全聽命於自己，這種控制發展到最高程度就是絕對的佔有。這種形勢目前正在盛行，它表明一個國家如何依靠自己的權力來開拓海外市場，如何為自己的工商業創造優勢。英國人所秉持的貿易自由政策是完全建立在簡單的優勢上的，而現在這種優勢已經搖搖欲墜，自由的貿易體系也將顛覆。在1878年，英國同意由奧地利對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實施軍事佔領，雖然那時候黑塞哥維那在名義上還是土耳其的省份。但當奧地利佔領這些地區以後，就大幅度地調整關稅，英國也就接著被擠出了當地的市場。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門戶開放”這個詞彙就是對透過公開或隱蔽的佔領領土而在這片領土上推行貿易獨佔政策的嘲諷。
無可爭議的是，這種純商業的競爭完全是基於經濟和工業效率。然而，不管一個國家的商業貿易政策如何高明，它也只會在無能為力的時候才會使本國的商業單純依靠競爭。一旦它手中掌握了權力，就不會不使用它；而之所以沒能使用這種權力，就是因為它還沒能完全佔領某片領地。於是，便產生了兩種結果：一是還有一些國家想要佔有這塊地區；二是這塊領地上民眾的自我保護手段。就在我寫下這段文字之前，一位在德國聲名卓著的人說：“如果德國不能搶在其他國家以前搶佔大片殖民地並在殖民地上立足的話，那德國只有認命了。”我們應該完全相信這話是出自真心的。
不過，國家是被一些偶遇的機會支配的，而且它非常願意被這種機會所利用。在1898年初，誰能夠預料到美國會佔有菲律賓呢？那時候，菲律賓群島既不是美西戰爭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國人的戰爭目標，而且我還親身經歷了美國政府內部對搶佔菲律賓的強烈反對，所以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一個國家接下來會做什麼，或者是必須做什麼。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某件問題的爭議上，誰擁有足夠的實力誰就能佔據上風，而大家都會充分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目前，德國需要的大部分商品市場已經在它的控制之下，這種狀況決定了德國人的目的和發展海軍的野心。不過，德國的前途並不能依賴單純的海軍力量，還有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
海軍力量在權力的運用中能夠發揮重大的作用。如果一個國家的海軍力量不夠強大，那麼在海外運用其他的力量就免談，並且，海軍還需要具備隨時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發揮作用的能力。這就意味著必須擁有足夠的海軍基地，而要建立海軍基地就必須在海外佔領土地，如同德國在中國炫耀武力，並迫使中國將膠州灣割讓給它。不過，按照德國首相的說法，奪取膠州灣不是偶然的、沒經過考慮的孤立行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因為德國一直想要在遠東擁有一塊陸上基地。這番話充分表明了海軍基地的重要性，而海軍基地本身就是稱霸世界這條鎖鏈上必不可少的一環，這條鎖鏈的結構為：工業——市場——控制——海軍——基地。
這條鎖鏈完整地反映了英國海上力量成長壯大的過程，正是英國海權的成長使得英美兩國在門羅主義實施起到南北戰爭結束這一段時間裡，展開了土地佔有權的爭議，並且引發了一系列衝突，就像“疲憊的巨人”這個詞說的那樣，英國漸漸無力管轄這麼大片的領土。那個時代的英國政治家也想到英國得到的已經夠多了，但是骨子裡的貪婪讓英國欲罷不能，它的工業要求開拓更多的市場，它的海軍依然傲視世界，在海上找不到對手。幸運的是，雖然英國意識到美國市場的重要性，兩國之間又衝突不斷，但在1812年英美戰爭中自己一無所獲後，英國人雖然想侵佔美國領土，但是一直沒有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英美兩國一直和平交往，美國人的許多要求也被英國人所接受。
上面提到的種種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行動中都能見到，從中我們看到，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導致了各國的競爭。而這種競爭實際上是軍事實力的競爭，無論這種競爭是否能用外交手段調節，或是被國際法約束，或是處於兩個國家還是兩個集團之間。對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判斷不能僅僅停留在物質力量的認識上，還應對國家行動產生的種種有利或者不利的影響進行評價。力量均衡就是處在天平兩端的力量既相互平衡又容易浮動，19世紀的歐洲就是這種狀況。這種狀況的發生也促使了國際協調思想的起源，就是大國必須和其他國家步伐一致，透過協調或者權力分配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當達成某種共識的時候，它就具備了合同的約束性。雖然所有的國與國之間達成的協議都具有以上性質，不過當今的協調從廣義上講是指各國之間透過雙邊交流和國際會議，進行廣泛的交流協商，從而對具體問題達成具體的解決方案。正是由於大國之間的協商，才決定讓英國、法國、義大利和俄國在克里特島聯合駐軍，以維持克里特島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居民關係的穩定。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分別希望希臘以及土耳其實現統一，並從土耳其那裡得到支援，但是當今的這種局勢使得土耳其和希臘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並給歐洲帶來了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與眾不同的是，德國拒絕參與這種國際協調，原因是它和剛下臺的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關係不一般。還有就是，5年前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也是各大國之間的協商會議，透過這個會議達成了法國和西班牙在摩洛哥進行某些舉措，而這兩個國家同摩洛哥之間有直接的利益關係。透過這種會議取得的結果就其表面而言是大國間的一致認同，而不是單純依靠軍事手段取得的平衡。
軍事手段體現了強制性，而國際協商則透過比較文明的方式代替強權。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透過這種方式達成的協議常常也是軍事力量較量的結果，所產生的效力也隨著權力的變化搖擺不定。舉一個最近發生的例子，奧地利撕毀1878年的柏林條約，擅自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併入了自己的版圖，這跟條約內容是不符的，這樣一來，柏林條約中體現的大國協商精神也成了一紙空文。在這個事件中，德國站在奧地利一方，而俄國也在德國的壓力之下同德奧兩國站在一起，放棄了原來同英法之間的合約，那就是反對任何不經過歐洲國家商議，就剝奪了土耳其對波黑兩省的正式宗主權且和塞爾維亞王國的合理意願明顯相悖的行動。由於受到德國的壓制，俄國人的憤怒之情溢於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從俄國至義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繞過奧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關國家的間隙，在這些大背景下，在巴爾幹出現任何看似普通的問題都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將原本平靜的歐洲攪成一鍋粥。這場爭端直到1910年2月才畫上了句號。結果是，奧地利的軍事行動已經成為事實，它並沒有經過歐洲國家的協調。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奧地利給土耳其一筆經濟補償，這剛好是被國內革命攪得焦頭爛額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這場革命才給了奧地利可乘之機。而這種結局帶來的國際形勢要比事發之前更加緊張，國家之間的對抗重新萌動，國際協調已經變得可有可無，國家之間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幾近消失。
無論這種情況能不能得到抑制，它都不表明在世界各國之間就不能建立起一種長期有效的協商機制。有人認為，一個國家不會無條件地認同協調結果，所以只有透過強制性才能讓它接受這些既定事實。與此相關人們也看到，均勢局面④同國家間的工商業競爭非常相似，而歐洲大國之間進行協商的過程和一個托拉斯組織的運轉又十分相像。雖然歐洲的協商同托拉斯不一樣，不是把所有的成員凝聚為一個集體，但它確實把集體的意願作為歐洲政治決斷的來源，而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應該同托拉斯裡面的成員一樣服從集體的決定。
對於奧地利侵吞土耳其兩個省份的行為，我們沒必要為它找更多開脫的藉口。顯然，這種赤裸裸背棄協議的做法勢必會給整個世界的道德觀造成非常壞的影響。所有讓人能夠接受的關係，無論是金融、社會還是國際關係，都要依靠信譽為基礎，背棄了信譽便沒有了安全保障，隨著信譽的消失，騷亂便接踵而來。沒必要進行多麼詳盡的描述，我們就能想象得到依仗自己的軍事力量違反國際盟約會給國際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在普法戰爭中，便上演了一次這種情形。這種局勢的出現一方面表明歐洲崛起了一個軍事強國，另一方面為同歐洲關係密切的美國敲響了警鐘，那就是無論是社會生活的哪個方面，有出色的組織能力才能使這個國家良好的發展。
作為陸上軍事力量，德國的組織有一個鮮明的特色。這種特點是，在政府的管轄之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全國性的指導機構，而這種機構取得的效果是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於是，德國才能成功地將力量凝聚在一起，無論是工商業領域還是軍事範疇。托拉斯組織作為力量的集中表現形式，它所帶來的效果毋庸置疑。在德國，政府能夠非常容易地進行各種集中，這是幾個世紀以來政治與環境影響的結果。在這種制度中，無論政府英明與否，都將自己的人民置於它的絕對統治之下。這種狀況的存在，一方面是由於德意志獨特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是因為歷史上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每一個邦國都規模較小，所以它的政府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們的生活。因此，種種的歷史環境造成了現今德國人的性格，這種性格促使他們能夠絕對服從政府的控制，而這種控制能力的加強，是當今所有文明國家的發展趨勢。
雖然英美兩國一直執行的是在不侵害公共權利的情況下完全自由民主的制度，但這種制度在當今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束縛，我們往往看到，少數人的集體行為確實能夠破壞公共權利。出於自我保護意識，政府不得不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只要政府採取的措施不是對個人行為的拾遺補缺，而是對個人行為的規範引導，那麼這種措施雖然在表面上是社會主義的，其實質卻剛好相反。但是，無論在什麼時代，一個社會的種種行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以免使其產生過分的影響。並且，政府幹預也為社會注入了新的競爭活力，當某個個體或者團體的權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時，它的利益就會受到集體利益的制約。而依照現在的社會主義思想，國家應該對任何社會事務都進行有效的管轄和指導，這樣下去國家就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壟斷機構，一個托拉斯，它的修正能力是其他組織沒法比的。
如今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組織化現象日益擴大，無論從方法上還是成果上來看，德國在這方面一直遙遙領先，這就使得德國比其他國傢俱有更大的優勢，並能夠彌補因起步緩慢給自己的發展所造成的種種損失。在那個時候，德國在政治上十分鬆散，在社會、經濟和商業領域也非常落後，直到1835年，關稅同盟在德意志得以建立，解救了以前每隔幾英里就有一個稅卡的德國工商業。普魯士在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也為它日後取代奧地利成為德國的首邦奠定了一定基礎。不過25年後的1862年至1866年普魯士的政治發展卻非同尋常。當時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根本沒把議會下院放在眼裡，而議會上院則在俾斯麥的操縱下不斷頒佈種種遏制議會下院的政策。
德國人一直無怨無悔地繳納各種稅款，這成了這一時期德國政治上最吸引人的一個特徵，跟英國人反船隻稅和美國人反印花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值得一提的是，普魯士的水手促成了其陸軍的組建與發展，而強大的陸軍將普魯士推上了德意志的領導臺，隨著一系列的軍事勝利，一個強大的德國得以誕生。但是船隻稅同樣決定著英國的優勢地位和海軍發展，何況發展海軍是英國人一貫的做法。至於印花稅，它的徵收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應用於國防。與英美兩國對比，普魯士人民在稅收方面的做法反映了他們的民族性格，他們完全服從強大的政府的支配，與此同時還保持著一定的主動性。所以我們看得出德國的政府特性同德國人民的特性是相一致的。這種一致性促成了德國的強大，但是這點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來的。不管怎麼樣，在當今組織化的時代裡，德國政府有著成熟的對社會進行組織的手段，而德國人也服從這種組織，所以在這一方面，德國在其他國家中顯得鶴立雞群。
德國在毫不慌亂地組織國民行為方面有著天生的能力，這種天賦透過自身力量的協調一致而變得異常強大，這種無條件地服從就體現在德國陸軍身上。德國的陸軍所依賴的人口比包括俄國以西在內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要高出許多，而且其增長率也比歐洲任何國家要高。自從1870年普法戰爭以來，德國的人口已經大幅度增加了，從4000萬人增長到了6000萬人，現在還在以每年80萬人的速度增長。從陸軍的規模和質量來看，德國的陸軍完全能夠保持它的領先地位。哪怕是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德國也能依靠自己獨特的地理地位在軍事上佔據優勢。在不考慮其他軍事因素的前提下，假設諸歐洲強國如俄國、義大利、法國和英國，將德國和奧匈帝國緊緊包圍，德奧兩國就會受到各方面的連續打擊，就如同反對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的聯盟那樣。但是德奧兩國的中心地位帶來的好處遠遠要比所經受多方面打擊的損失要大得多，它能夠同時應對多個方面的敵人連續的打擊。這樣一來，德奧兩國就可以集中優勢兵力，對付力量薄弱的敵人，將其各個擊破；而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有利於它方便地在內線調動軍隊，內線的含義就是最短最直接的線路。這種距離上的優勢能夠讓它更迅速地展開行動，從而節省不必要的時間，就像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說的那樣：“勝負就在5分鐘之間”。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處於一個圓圈中心位置的國家，遠遠比那些分佈在圓周邊緣的國家更加方便採取軍事行動，現在這種優勢便集中在德奧同盟這一邊，還透過鐵路的連線使這種優勢得到了有力的增強。這個鐵路系統的大部分割槽域都處在德奧同盟的嚴密控制之下，可以根據商業或者戰略的需要而有組織地運送各種貨物。這些情況能夠有效地加強德奧同盟之間的相互支援，這種互利互惠的關係已經被歐洲各國預設。無論是對它們之間的任何一方而言，還是從總的國際關係來看，兩者的分裂都會給它們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還有，德國與奧匈帝國的領土緊緊相連，從北海和波羅的海貫穿歐洲直抵亞得里亞海，這也給兩國的軍事和商品貿易帶來了便捷的條件。與此相關聯的是，由於土耳其自身難保，從愛琴海畔的薩洛尼卡向地中海出擊是德奧同盟一個呼之欲出的打算。
從上述的情況來看，奧地利在去年的吞併行動以及它建造4艘無畏艦的計劃或許是一種訊號。如果奧地利得到了愛琴海邊上的軍事據點，或者藉助海軍的力量有效控制住了亞得里亞海，那它就可以藉助自己強大的海軍力量將愛琴海和亞得里亞海之間的地區據為己有。奧地利在這一地區的利益要求與義大利有衝突，也會激起歐洲國家的公憤。我們無法忘記，在半個世紀之前，想要向義大利半島擴張的奧地利還佔有著義大利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威尼斯和米蘭，而在1718年到1733年之間，奧地利還有一段時間佔據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義大利的侵略遭受挫折後，奧地利將目光轉向了亞得里亞海的另一側——巴爾幹半島。隨之義大利對奧地利的抵禦重點也轉向了這邊，因為對亞得里亞海的控制關係到它的生死存亡。亞得里亞海最寬的地方不超過150英里，出口處的寬度不到40英里，義大利不會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和它東部邊界相鄰的海域落到軍事強國奧地利手中，如果奧地利佔據了這片海域，就會將整個海域作為它的基地，那樣一來義大利就面臨著滅頂之災。因此，種種不滿使得義大利從來沒有對奧地利產生過親近之情，雖然那裡是他們王后的祖國，不過，他們對生活在的裡雅斯特和特倫託的義大利人仍被奧地利統治深表不滿。上述種種原因表明，義大利同奧地利之間根本不會達成和平協議。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認識到巴爾幹局勢的變幻以及這片地方對世界格局至關重要的影響。而巴爾幹半島的代表城市是以世界上最偉大的兩位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亞歷山德里亞。
德國和奧匈帝國組成的強大同盟有著共同的軍事目標，這些都在德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和奧地利在巴爾幹的兼併中得到了體現。德國是奧地利的忠實盟友，它的支援決定了奧地利的成功。奧地利採取這種行動一方面是出於眼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為了在國際上提高自己的威信。吞併波黑兩省後，奧地利首相曾經說：“一定要快刀斬亂麻，不然事態的發展會對我們不利。”這話實際上是在說，剛剛在君士坦丁堡取得成功的土耳其青年黨人在自己壯大以後，可能會反對將波黑併入奧地利，就像他們之前面臨著戰爭的威脅，卻依舊拒絕讓希臘獲得克里特島一樣。奧地利還坦言自己要繼續執行對外擴張政策，讓奧匈帝國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奧地利還有向愛琴海和地中海擴張的打算。如果奧地利全國上下都能支援這一目標的話，就不會顯得那麼畏首畏尾了。然而，組成奧地利的多個民族之間的爭端使得奧地利無法團結一致，而一項堅定宏偉的對外政策會將奧地利的全體國民都組織起來。雖然奧地利的財政不是很富裕，但擴張愛琴海所帶來的商業利益會讓它更加堅定地沿著既定目標前行，最近事態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對奧地利的抵禦軟弱無力。當然，奧地利也要考慮在歐洲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但當前的國際狀況是俄國奄奄一息，德奧兩國卻實力強大。德奧兩國的聯合行動向我們證明，它們兩國的關係是一塊鐵板，以其非常穩定的因素在當今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每當危難時刻，德國總能向它的盟友伸出援手；反之，它也一定能得到奧匈帝國對它將來實行的各種政策的支援，尤其是德國與其他國家之間有了爭端的時候。這也就意味著，只要歐洲還具有世界影響力，無論哪個國家在哪個地方想跟德國爭鬥，必須要防範奧地利的干擾。這一點在摩洛哥問題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體現。在處理克里特島事務的時候，德奧兩國也一直攜手並肩，無視歐洲的協調。在今天，如果法國、英國和俄國中的任何一國同德國產生了矛盾，其他國家要想幹預的話，首先要考慮到奧地利的反應。如果在這種形勢下法國出動自己的海軍支援英國，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危險使它不得不考慮自己邊境的安危，這種威脅不僅是來自德國，還來自奧地利。同樣，如果美國和德國在某些政策上發生衝突，當歐洲國家試圖限制德國時，必定會考慮到奧地利的因素。這些例子都說明了均勢效應。目前歐洲狀況的均衡特點是：在天平的一端是由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緊密的團結結成一體的力量；另一端是力量分散且各自打著小算盤的力量。所以，在制約力量出現之前，歐洲的均勢天平毋庸置疑地會朝德奧聯盟一端傾斜。以往的歷史教訓也無法保證有關國家會在第一時間想到遏制這種危險性，想到將來有可能發生的一系列狀況，並做出戰略考慮。相比較同盟國，協約國這種凌亂不堪的行為已經證明了在今天的歐洲誰才是老大。
在這種風雲變化的局勢下，只有一種力量能夠制約德奧聯盟，那便是英國海軍。如果英國海軍能夠一如既往地保持著自己的優勢，就會像過去的200年那樣佔據著海洋霸主的地位。英國的海軍之所以強大，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英國將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海軍建設領域；二是英國除了擁有島國身份帶來的安全性，還有很大的財力去推行“雙強標準”。“雙強標準”不過是在某個傳統觀念上增加的新名稱。在整個18世紀，特別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的政要們就堅信，英國的海軍規模必須要比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艦隊還要強大。對於英國來說，對海洋的控制關乎命脈，它不僅關係到英國的領土防禦，還關係到英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英國對於糧食、商業機遇和原材料的獲得。而目前在美國，對美國是不是一個反英聯盟的成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一些人之所以這樣認為並不是因為美國跟英國在歷史上有過種種摩擦，而是他們認為加入反英同盟會讓美國獲得更加安全的地位。需要強調的是，考慮到英美密切的商業聯絡以及兩國在語言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也考慮到一旦發生戰爭不可能不受到波及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兩國的間隙跟這些相比，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據說當年的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一直奉行這樣一個原則，就是不允許英美兩國的關係破裂。這說明在一個普通的國家看來，同一個強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在俄國一度輝煌的時候，普魯士有意巴結俄國，現在的德意志帝國則垂青奧地利。德國首相俾斯麥在這件事的轉換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在1879年，俾斯麥的這種做法跟德國皇帝的想法完全相反。如果美國人能夠把眼光抽離英國本土，放到英國的殖民地上，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紐西蘭。這些國家都瀕臨太平洋而且和美國在太平洋沿岸的諸州都有著同樣的戰略要求，另外，我們考慮到英國海軍在世界上的作用，我們便可以相信，對於種種國際問題的思考會使美國人把英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來對待。
這種態度同英美之間相似的民族特性和政治制度是分不開的，不管在不同的地區對這種觀念的表達有多麼大相徑庭它們自其首倡者從北海的日耳曼海岸遷居他地之日起，在1500年的時間裡，在英國本土以及其眾多的殖民地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弘揚發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對英國的態度取決於它是否能夠冷靜細緻地判斷各種可能，分析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妥善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我們目前看到的是，美國和歐洲國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區域，美國在推行它的政策時，就算沒有同歐洲國家攜手發展，也應該進行協商。從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一點，就是美國不可能不涉足國際爭端，也不能將自己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侷限在門羅主義範圍和美洲地區之內。
我們和某些國家一直保持著很微妙的關係，不過現在和以前有所變化，以前我們和其他國家相距比較遠，相互之間的關係也僅僅侷限在美洲問題上。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共同關注的是東方的動盪局勢及發展需要，西方也需要透過填補這種需要獲得獲利的機遇。中美洲、南美洲和針對這些地區的門羅主義也同樣有相同的性質。各大國在這些地區頻繁的接觸一方面會增加國家之間的利益一致性，另一方面會導致種種衝突，這兩種情形都會促使各強國之間的力量進行組合。國家在有些階段會認為同其他國家奉行一致的對外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而更多時候又會覺得它們之間更多的是分歧。在當下，各種力量犬牙交錯，一味堅持我行我素無疑是自取滅亡。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需不需要抱著一種投機主義的想法去處理眼前的各種問題？是否能夠在別的國家身上找到政治理念和戰略方面的一致性，並按照這種觀點去推行一直以來堅守不變的國家政策？
需要強調的是，重視與其他國家的一致性並不是尋找正式同盟的表現。對一個人充分了解後心無雜念地同他共事是一碼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把自己受制於某一種制度之中又是另一碼事。就算美國的政策主張不是刻意避免因為短時間的需要而締結一個長期的聯盟，但想讓美國人承擔同盟的義務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沒有國內民眾的支援，美國政府即使締結了這種同盟也是一紙空文。不過，如果美國的民眾能夠站在國際形勢的角度上支援這種結盟行為，那麼美國在處理同盟關係的時候就能遊刃有餘，而這種結盟對美國的政策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門羅主義就反映了美國民眾的想法，執政者不過是將這種想法透過文字的形式表達了出來。門羅主義作為一項國家要求，它的持續性就在於它能否繼續和美國人民內心的想法一致。這種想法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被理解，但它的確左右著美國的對外政策，雖然它本身沒有什麼強制性的力量，不像一項法律那樣有著人為的效力。
在文章的前面，我們提到過斯塔布斯的觀點，那就是均勢因素是開啟16～19世紀歐洲新篇章的鑰匙。這位歷史學家非凡的鑽研在當代影響深遠，他同時還說：“在中世紀時的上個時代，每個國家之間都獨立處事，不像今天那樣有著頻繁的交往；各國都不具備國家行為之間的統一性，而這正是一個國家能夠展開行動的前提。”在當時，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還沒有完全形成，每一片土地上都有一個獨立的領導集團，這些眾多的集團使得國家根本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策劃或者完成一項大型的行動。按照斯塔布斯的觀點，當時的國際形勢不是一部彩排有序的戲劇，而是一場雜亂無章的場景。
當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終於聯合成一個國家時，當法國不再是一個封建領土的集合體而變成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時，當德意志的每個邦國都能完全服從中央行政機構的領導時，國家這個詞彙便漸漸清晰了起來。相比較美國現今的狀況和獨立之前13個相互敵視的殖民地時，我們就能體會到這種道理。
歐洲的多個成員成功地集結為幾個有機整體，也就是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之後，均勢因素就同歐洲的歷史分不開了。結果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立的均勢狀況，這樣一來，所有的歐洲國家之間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牽一髮而動全身。無論每個國家之間的利益如何不一致，也無論各國國民性格如何因為遺傳的原因或者國內環境的差異有何不同，確保自身生存的觀念能夠讓它們很容易相信國家獨立的重要意義，這些國家在處理對外關係的時候也以此為出發點。門羅主義顯示出了美國對於各強國之間平衡狀態的認識，依靠門羅主義，美國同歐洲國家的關係便有了一個理論基礎；而對東方移民的排斥性正好反映出美國對自己利益的保護原則。
在中世紀的時候，許多地方在不同的時間、透過不同的方式，在某個英明君主的統治下實現了統一，從而走向國家富強的道路，這種國家的形成方式放到現代同樣適用。我們推測，未來的兩大軍事陣營是東方和西方兩大集團；和以前的歐洲國家一樣，這兩者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絡，充滿變化。另外，美國和眾多歐洲國家的爭鬥會左右國際關係的準則和改變國際法。主導國際法的理念是獨立和國家主權，至於對某種政府形式而言主權是誰並不重要。一位德國人曾經說過：“國家的統一性和獨立性表現在國家的主權之中。一個國家擁有了主權，才能夠和它的人民融為一體。”而在今天，主導歐洲國家獨立和發展的理念已深植人心。這種因素推動了國家的發展，因為它們往往受制於共同的歷史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