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衙門亂攤派是絕不敢攤派到士紳身上的，也不敢攤派到他們名下佃戶頭上的。不然老爺們靠什麼來種田？
那就只好苦一苦普通百姓，把錢都攤派到他們身上。
所以許多自耕農，甚至是小地主願意主動把田地賣給
那些士紳，叫做“投獻”。()
這一部分人，跟那些真正的佃戶不一樣，他們買的是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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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田皮”、“田骨”，其實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所有權”和“經營權”。自耕農把“田皮”也就是所有權賣給士紳，自己保留經營權。
這不是自甘墮落，甘心為奴，實在是被逼的無奈。假設一個自耕農有十畝田地，每年收益十兩銀子。
但各種正稅、雜稅、人頭稅等亂七八糟的加在一起要交八兩，辛苦一年自己只能剩下二兩，將將夠吃飯而已。
還不如把自己田地的“田皮”，也就是所有權低價賣給那些，自己保留“田骨”，也就是經營權，然後全年十兩銀子的收益和士紳對半分賬，朝廷的田租由官戶繳。
這樣一來，自耕農雖然看上去當了佃戶，可實際上每年還能多賺三兩銀子。
所以，為什麼說中了舉人就改換門庭，是“老爺”了，就是因為舉人有一定的優免額度，可以接受親戚朋友把自家田地掛在他們名下。這樣舉人老爺每年躺著就能收一半的田地產出，而親朋好友也躲避了地方的苛捐雜稅，能多留下幾兩銀子，算是雙方各取所需。
崇禎顯然有些震驚。
什麼“田皮”“田骨”這種東西，他以前從來都沒聽說過。
他只知道那些黃冊、魚鱗冊也多年沒有更新過了，資料都是糊弄人的，卻沒想到民間已經發展成這樣了。
那豈不是說，就算更新了黃冊魚鱗冊也沒用？
可這樣發展下去，舉人遲早成為進士，優免額度更多。而進士做官之後會利用自己的人脈、職權進一步加大自己的優免額度，遠超法律所規定的範疇，甚至是他名下的土地全免，沒人敢去收稅！
但是，地方衙門畢竟有那麼多人要靠攤派吃飯，如果一個縣絕大多數的地都是一個或幾個這種士紳家裡的，那麼縣官只能好聲好氣的和士紳談判，商量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金額出來。
當地士紳也不可能真的一分錢亂攤派都不交，因為他們也知道要是把地方官逼急了，一份彈劾奏章遞上去，那是給自己家族當官的人惹禍。但以此為由，勾結地頭蛇一般的胥吏，拿捏地方主官，是一件十分常見且輕鬆的事情。
比如嘉靖末期的內閣首輔徐階，松江府華亭人--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上海，因為鬥到了赫赫有名的大奸臣嚴嵩而青史留名。
徐階是中產出身，他出生時父親只是一個小縣丞。但等徐階考上進士、進入內閣後，徐家就一飛沖天了，一直到隆慶二年徐階致仕，掛靠在他家名下的田產高達二十四萬畝！
朱元璋咬牙切齒：“二十四萬！好大的狗膽！”
姐妹們，二十四萬畝是什麼概念？那華亭基本就是他家的了！
所以到了夏秋兩稅的時候，華亭縣令很省事兒，只要態度謙卑的去徐家要飯，人家滿意了，就給你辦的明明白白。
朱高熾有點難受：“天幕……有辱斯文吧？”
() 怎麼能說他大明的官是去要飯的呢？
朱棣冷笑：“那你說，不是要飯的是什麼？要我說，連要飯的都不如！乞丐跟你要不到可以去求別人，這華亭縣令要是得罪了什麼勞什子徐家，他能去求誰？就是跪也得把賦稅給湊齊了。”
這種情況愈演愈烈，隨著大明對士大夫的把控越來越松，發展到後來，那關於士大夫的稅，基本上是一份也別想收上來。
沒錯！崇禎恨不得拍桌子給這些大臣畫重點。
甚至於，裝著許多貨物的大船，只要船上有一位進士甚至是舉人，那這一船貨就不用交過路費了。
真是太暖心了。
“豈有此理！”朱棣又生氣了。
在他手底下，不交稅就去死！
宋朝開始，為了吸取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就開始嚴格限制地方的財權，將地方的稅賦解送去中央，地方只剩下發點法定編制工資的錢，看你還能割據當土皇帝？
但這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地方政府的錢實在不夠花。
不說吃拿卡要等灰色行為，就是正經的養師爺、養胥吏，還有祭祀、修橋補路、辦社學等政府職責，那點錢就完全不夠。
地方的編制越來越小，但事情越來越多，留存的錢越來越少，可要養的編外人員越來越多。
那怎麼辦？只能瘋狂攤牌徭役。
攤派徭役錢就要靠士紳，就像是華亭徐家那樣，鄉紳基本把持了地方的賦稅。
什麼叫跪著當官的？不跪也沒辦法。
跪的久了，地方官員就透過手下的胥吏和那些鄉紳勾連在一起，收上來的錢“豪紳的如數奉還，百姓的三七分成”。
朱元璋沉思起來，莫非這也是他的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