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慶柯是克拉斯諾頓煤業聯合公司計劃處主任，年紀還不老，大約在四十五歲到五十歲之間。他的確是革命前在消費稅務局裡幹差事的一個小官吏的兒子，的確從來“沒有牽連進”什麼案件。按他所受的教育來說，他是個經濟工程師，他一生都在各個經濟部門裡做經濟計劃師。
他在擢升的梯子上，說不上是步步高昇，不過也不是老在一個地方不動。可以說，他不是一層一層地上升，而是一級一級地往上爬。但他對於他在生活中所佔的位置總是不滿足。
他不滿足，並非因為，警如說，他的勤勞的天性、他的津力和知識，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因而使他未能從生活中獲得他理應獲得的東西。他不滿足，是因為他未能不花一點勞動、津力和知識而坐享種種生活享受。至於那種不勞而獲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舒服的，這他在舊時代，在他年輕的時候就親眼目睹過；而現在呢，他卻喜歡從書本里閱讀有關這一方面的東西——有關舊時代或是國外生活的東西。
不能說，他想做一個富得像神話裡的富翁、大企業家、大商人或是大銀行家，——這也需要他躁心勞神：無休無止的競爭、對手、罷工，還有什麼該死的危機！但是世界上不是也有穩當的收入嗎，——一種什麼地租或是一個清閒而受尊敬的差事，拿一筆高薪，——這種情況到處都有，只是“我們這裡沒有”罷了。“我們這裡”生活的整個發展向斯塔慶柯表明：他的年齡雖在增加，可是他離他生活的理想卻越來越遠。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這個社會。
但是，斯塔慶柯雖然對社會制度和自己的命運不滿，他卻從來不曾採取過什麼手段去改變它們，因為他謹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饒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閒天的人，談話範圍從不越出誰的酒量大小以及誰跟誰同居。不管跟他關係親疏遠近，他從不指名道姓地批評人；但是他喜歡籠統地談談機關裡的官僚主義啦，商業部門裡缺乏個人主動性啦、青年工程師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飯店和浴室的服務態度生硬啦等等。他從不對任何事物表示驚奇，而且認為，人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要是有人講到盜用鉅額公款、神秘的謀殺案或是家庭糾紛，斯塔慶柯就這樣說：“我個人並不感到驚奇。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養，而且，已經結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東西……”
像大多數人一樣，他的衣著、家裡的陳設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國產品，都是用本國原料製造的。在同出過國的工程師們往來的時候，斯塔慶柯喜歡在杯酒之間有些老實又有些狡猾地強調這一點。
“是咱們蘇聯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腫的體格相形之下顯得特別小的胖手拉著他的條子上裝的袖口說。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這樣說是表示自豪呢，還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內心裡對同伴們的外國貨領帶和牙刷卻萬分羨慕，以致他整個深紅色的禿頭上都滲出了汗珠。
“這小玩意可愛極了！”他說。“真是難以想象，打火機、小折刀、香水噴，都在一塊！不，咱們怎麼也做不出這樣的東西。”這位公民說道，而他的國家卻是一個有成千上萬的普通農婦開著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在集體農莊的田地裡幹活的國家。
他稱讚外國電影，雖然他並沒有看過。他可以一天幾次、每次花上幾小時去翻閱外國雜誌，不是公司裡偶然弄來的礦業經濟方面的雜誌，——他對這種雜誌不感興趣，因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學，——而是同事們有時帶回來的那些時裝雜誌，總之是裡面有許多服裝優雅的女人和儘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種雜誌。
但是在他的這些言談、趣味、習慣和嗜好之中，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使他跟別人有顯著的區別。因為有許許多多在興趣、工作、思想和愛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慶柯的交談中，在某種場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們卻不去想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們的生活中是佔著第十位還是末位，也許只是佔一個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慶柯的生活中這些趣味或看法卻是他整個本性的流露。
他這個肥胖臃腫、行動遲緩、臉和禿頭都是深紅色，說話用的是又輕又低的胸音、一雙小眼睛像老酒鬼那樣通紅、與人無忤而又莊重得體、不露聲色的人，也許會這樣活下去，也許會活到老死也交不到一個好朋友，但是在他所憎惡的白天和夜晚的辦公時間裡，在他擔任常委的工會委員會的會議上，在喝酒和打牌時，卻受到一致的接待，並且不管他個人願望如何，在職務上慢慢地一級一級地升上去。他也許會這樣活下去，如果……斯塔慶柯一開頭就很清楚，他這個不露聲色的人所生活的國家是抵擋不住德國的。這並不是因為他掌握兩國資源的情況，也不是因為他對國際形勢瞭如指掌（這二者的情況他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而是因為這個不符合他生活理想的國家是抵擋不住照他看來是完全符合他生活理想的那個國家的。早在六月的那個星期天，當斯塔慶柯聽到莫洛托夫的廣播演說①的時候，他已經在內心感到某種不安，一種在必須喬遷之前所產生的激動——①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當時蘇聯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所作關於法西斯德國入侵蘇聯的廣播演說。
每次傳來紅軍放棄一些城市、離國境愈來愈遠的訊息時，他也越來越明白喬遷是勢在必行了。基輔被佔領的那一天，斯塔慶柯似乎已經走上了通往新居之路，而且胸懷宏圖，決心將它好好安排和佈置一番。
所以到德軍開進克拉斯諾頓的那一刻為止，斯塔慶柯在津神上大致也經歷了拿破崙逃出埃爾巴島回到巴黎所走過的同樣的路程。
斯塔慶柯去進謁馮-文采爾將軍的時候，先後受到哨兵和勤務兵的長時間的粗暴的阻攔。該他倒楣，正巧從屋子裡走出了維拉外婆。斯塔慶柯一向非常怕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連忙脫帽向外婆低低一鞠躬，裝出他只是借道穿過院子從這條街到那一條街上去的樣子。外婆並沒有發覺這有什麼可奇怪的。他站在庭園門口，總算好不容易等到了那個年輕副官。
肥胖的斯塔慶柯脫下帽子，連跑帶跳地緊跟在德國軍官後面。那副官根本對他看也不看，也不去仔細地聽他的話，只是用手指向他點點德軍衛戍司令部。
本城衛戍司令是黨衛隊衝鋒隊長斯托倍，他的模樣跟斯塔慶柯年輕時候在《田地》①雜誌刊登的帝王相會的照片上經常看到的那些中年普魯士憲兵好像是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衝鋒隊長斯托倍的體質是容易中風的型別，兩撇花白的口髭都捻得緊緊的，像海馬的尾巴一樣。他的浮腫的、好像灌滿啤酒的臉上佈滿了密網般的青黃色血管，鼓出的眼睛是混濁不清的玻璃瓶的顏色，分不出眼白和瞳人——①《田地》是一八七○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附有插圖的週刊，在小資產階級讀者中間發行很廣。
“您是要到警察隊來做事嗎？”衝鋒隊長斯托倍開門見山地嗄聲問道。
斯塔慶柯難為情地把頭一偏，把他那雙手指的顏色和形狀都像進口罐頭小香腸的又短又肥的手緊貼著大退，說道：“我是個經濟工程師，我很想……”
“去見憲兵站長勃柳克納上士！”斯托倍不等他說完就嘶啞地叫了一聲，接著把眼白和瞳人不分的、顏色很淡的眼睛一瞪，嚇得斯塔慶柯從衛戍司令面前踉踉蹌蹌地倒退到門口。
憲兵隊設在一所單層的長形兵營裡，這裡很久沒有粉刷，表面已經剝落。這座兵營緊挨著小山，在區執委會下面一些，和俗稱“八家宅”的城區中間隔著一片空地。從前的市民警局和區民警隊都設在那邊，斯塔慶柯在戰前因為家裡失竊曾經毫無拘束地到這裡來過幾次。
斯塔慶柯由一個持槍的德國兵陪著，走進他熟悉的昏暗的走廊，他突然嚇得向後一縮，因為他差一點同一個身材很高、比他高出半截的人撞個滿懷。他抬起眼睛一看，認出這個戴老式鴨舌帽的人就是克拉斯諾頓著名的礦工伊格納特-福明。福明沒有人陪。他穿著擦得雪亮的靴子，身上的衣服跟斯塔慶柯的同樣體面。這兩位衣冠楚楚的先生眨眨眼就公開了，彷彿互不相識。
憲兵隊辦公室從前是克拉斯諾頓民警隊隊長的辦公室。在接待室裡，斯塔慶柯迎面看見面包廠的發貨員舒爾卡-雷班德，他的黧黑的、頭骨突露的小腦袋上戴著斯塔慶柯非常熟悉的紅頂的庫班黑皮帽。全城的人都認識這個德國僑民舒爾卡-雷班德，因為他給各個機關的食堂、市消費合作社的麵包攤和麵包店分發麵包。除了“舒爾卡-雷班德”之外，沒有人叫他別的名字。
“瓦西里-伊拉利翁諾維奇！……”舒爾卡-雷班德暗暗吃驚地說，但是，他看到斯塔慶柯背後的兵士，就把話嚥了下去。
斯塔慶柯把禿頭略微向前一歪，說道：“啊，雷班德先生！我要來……”他接著說的不是“服務”，而是“效勞”。
雷班德先生踮起腳尖，放慢腳步，然後門也不敲就鑽進了站長辦公室。顯然，舒爾卡-雷班德現在是“新秩序”——秩序①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了——①原文為德語。
他在裡面待了很久。後來接待室裡聽到長官喚人的鈴聲，一個德國文書拉直身上鼠皮色的制服，把斯塔慶柯帶進辦公室。
勃柳克納上士實際上並不是一般的上士，而是憲兵隊的騎兵軍士。而且這裡實際上也不是憲兵隊，而是克拉斯諾頓的憲兵站。這一區的憲兵隊設在羅文基城。不過勃柳克納上士不僅僅是騎兵軍士，而且是憲兵隊的騎兵上士。
斯塔慶柯走進辦公室的時候，勃柳克納憲兵站長並不是坐著，而是揹著手站著。他個子很高，不很肥胖，但是圓滾滾的肚子下垂著。他眼睛下面浮腫，柔軟多皺，顏色發暗，如果仔細研究它的起因，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勃柳克納憲兵站長起床以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站著而不是坐著①——①指他患有痔瘡或別的病。
“按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經驗，我是個經濟工程師，我很想……”斯塔慶柯不好意思地垂下頭，把緊並在一起的小香腸似的手指貼在條紋褲上，說道。
勃柳克納憲兵站長回過頭來對著雷班德，嫌惡地用德語說道：“告訴他，我受元首的委託，任命他為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