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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總擔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剛性調查。其實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剛性。善良的人做“對抗性”採訪，不會躍躍欲試地好鬥，但當他決定看護真相的時候，是絕不撤步的對峙。（圖片來自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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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是對峙，不是對抗</h2>
二〇〇三年九月，張潔搞改革，“調查性報道”成為“新聞調查”的主體，以開掘內幕為特徵，採訪會很剛性，開會的時候他發愁：“柴靜跟我一樣，太善良了，做不了對抗性採訪。”
老範接下茬：“都不見得吧？”
“真的，她臺上臺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張見過我怯懦的時候。
“她？”天賀笑得直喘。
這幫壞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時才認識我，那時我剛從爛泥境地拔出腳，沾了點輕度躁狂，帶著矯枉過正的活潑，上樓都一步兩級，沿著樓梯上指向“新聞調查”的箭頭一路跳上去。還是我爸最理解我，說：“就像我們手術檯上的病人，麻藥勁兒過去了，話特別多，抑鬱很容易轉成亢奮。”
這種虛亢上陣交手，一招就潰敗。
一個醫院監聽120電話，違規出車搶病人，病人死亡，取證時只拿到一段出車搶人的錄音。家屬一直懷疑延誤了治療時機導致死亡，但病歷拿不到，時間緊任務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須一試。機器架起來，我坐在醫院負責人的對面。
他四十多歲，見了鏡頭不躲也不緊張：“坐，問吧。”
他渾身都是破綻，但我就是點不到要害。他承認違規出車，但認為違規出車和病人死亡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醫療是非常複雜的專業問題，你可以無限懷疑，但事實弄不清，這節目就是廢的，說什麼都沒用。我只是一個記者，沒有他的允許，不能掀開他家裡的簾子去看看後面有沒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術手段，雖然他左口袋的手機裡可能就有那個事關秘密的號碼。
採訪了一會兒，他直接把胸口的麥克風拔下來，站起來說：“我沒時間了，需要去休假，車就在樓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樓梯口。他把我叫住，從樓梯高處把我落在桌上的採訪本遞過來，突然一笑：“你忘東西了……怎麼，比我還緊張？”
失敗感比口含硬幣還苦。
史努比當時主持評論部內刊的一個“圓桌討論”，大家談我，最集中的意見就是能不能做好剛性採訪：“她的神態時刻在告訴對方，坐在你對面的是一個林妹妹，但也許這是她個人的特點，我說不好。”另一人說：“是，老覺得她像個電臺夜間節目主持人，要向你傾訴點什麼。”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動作我倒是記得挺牢。忽閃大眼睛也好，一顰一笑也好，捋個頭發什麼的，她可能是沒意識的，但是觀眾能意識到，就被這些干擾，我覺得在這些細微的地方應該有意識地收斂。”氣得我——誰忽閃你了誰忽閃你了？我那是隱形眼鏡老幹澀行麼？但別人沒看錯，非典的時候冒死不難，提一口氣就夠了，生活卻是呼吸不絕。天性裡的那點怯弱，像釘子一樣釘著我。小時候看到鄰居從遠處走過來，我都躲在牆角讓他們過去，打招呼這事讓我發窘。我媽看著我直嘆氣。
一直到長大成人，生活裡碰到厲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訕，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覺得舒服。我覺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畫裡的圓頭小子查理·布朗，連條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當，下次還吃虧。明知“吱吱叫的車輪才有油吃”，就是開不了口。
電視臺新聞組有自己的女性傳統，前輩介紹的經驗是：“除了去廁所的時候，永遠不要意識到自己是女人。”同事們老拿我在雙城的採訪開玩笑，說這是“泣聲採訪”，他們觀望我：“這種路數能不能幹好硬新聞？”
史努比倒又說回來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種對人的關注方式，她的成長會有個不變應萬變的過程，也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問題不硬的根本原不是頭髮和表情，是我不懂，不懂就被糊弄，穩不住。
一開始採訪農村徵地問題。我連農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適用的是不同法律條款都不清楚，張潔不管我，也不教我，出發前不開編前會，也不問我要採訪提綱，出差在外都不打電話問一聲進展怎麼樣。我真不知道他怎麼敢冒這個險，調查性報道全靠現場挖掘，但凡有一點記者問得不清楚，後期怎麼補救也沒用。
我自己沉不住氣問他：“你也不擔心啊？”
“你們不求助就說明順著呢。”他笑。
“那我丟了調查的人怎麼辦？”
他又一笑：“大節不虧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頭腦裡的疙瘩一點點揉開，揉出勁道。
別無他法，晚上，我左手拿著專家聯絡表，脖子夾著手機，右胳膊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趴在滿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像小學生一樣，一條一條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記住，青苗補償費的資料挨家挨戶算一遍，問題列出來，想象對方會如何答，一招一式怎麼拆解，笨拙地雙手互搏。
看一會兒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過一會兒，鳥叫了，越叫越密，我氣急敗壞，忍著心裡刺動往下看，再抬頭天色薄明，清晨六點，街聲都起來了。胳膊撐在床上已經打不了彎，齜牙咧嘴地緩一陣子麻痛，洗臉吃碗熱米線去採訪，知道這麼青面獠牙地上鏡不好看，顧不上了。
史努比老說我有“塑膠感”，跟現實隔著朦朦一層。但這層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錯的生活上，切開面板，直入筋骨。
不說別的，進了農村，跟狗打交道都是個坎。你盯著它，它盯著你。它斜著小圓眼，討好它也不理你，拿個傘嚇唬它也沒用，它反正閒得很，有的是時間，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橫，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過我一個看看”。
比狗更難的是大嫂。
在山西採訪兩個村委會主任候選人賄選的事，一進村才知道什麼叫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雙方都懷疑我們是對方花錢請來的，每方都有一隊人馬跟著我們。想講理，說什麼客觀公正，沒人理這一套，我們正在採訪，另一方在高坡上大聲叫罵，接受採訪的大嬸從炕上一躍而起，推窗高叫還罵。
我們被直接堵在大門口，領頭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短髮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選人的老婆，上來一言不發先扯住我前襟。我覺得好笑，想掙脫，掙不開，場面就有點狼狽了。女人背後有二十多個成年男人，叉著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個上來干預，場面就會失控。
好笑的感覺沒了，被扭住的時候，人本能地往下扯著臉，想喊“你要幹嘛”，不過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種挑釁，我剋制著沒去掰她的手，說：“你要什麼吧？”
“不能採訪他們。”
談新聞平衡是沒用了，我只能說：“行，那就採訪你們。”她愣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鬆開了：“每個都要採。”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來，要這麼採會沒完沒了，但不採訪走不了，我說：“好，把機器開啟。”
“你們站好。”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幹嘛，但能感覺到他們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們莫名其妙地有些順從，不說話了。
“排成三排。”
沒人動，他們有些不滿。我說：“攝像機只能拍到一定的範圍，你們要想被拍進去，必須排成三排。”接著點了一下那個女人：“你站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