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2532Q2.jpg" />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我和妹妹柴敏，在紡織廠的照相館裡拍下的照片。我媽在工廠的理髮店給我燙個捲毛，隔了這麼多年，腦袋上包個黃色蛇皮袋的燙熱感還有，是文明讓人不舒服的啟蒙。
<h2>第七章 山西，山西</h2>
海子有句詩，深得我心：“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兒上學，最怕遲到，窗紙稍有點青，就哭著起了床。奶奶拉著手把我送一程，穿過棗樹、石榴和大槐樹，繞過大狗，我穿著奶黃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烏黑的門洞裡，等學校開門。
怕黑，死盯著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裡透著淡粉，大家才來。我開啟書，念“神——筆——馬——良”，一頭栽在課桌上睡著，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沒見過小溪青山之類，基本上處處灰頭土臉，但凡有一點詩意，全從天上來。中學時喜歡的男生路過我身邊，下了腳踏車推著走，說幾句話。分別之後心裡蓬勃得靜不下來，要去操場上跑幾圈，喘著氣找個地兒坐下，天藍得不知所終，頭頂肥大鬆軟的白雲，過好久笨重地翻一個身。
苦悶時也只有盯著天看，晚霞奇詭變化，覺得未來有無限可能。陣雨來得快，烏黑的雲團滾動奔跑，剩了天邊一粒金星沒來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閃爍，突然一下就滅了。折身跑時，雨在後邊追，卷著痛痛快快的土腥氣撲過來。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採訪，在孝義縣城一下車就喉頭一緊。老郝說：“哎，像是小時候在教室裡生煤爐子被嗆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氫。
天像個燒了很長時間的鍋一樣蓋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黃色。去了農村，村口一間小學，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戶上貼。有個圓臉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個小板凳坐我對面，不說話先笑。
我問她：“你見過星星嗎？”
她說：“沒有。”
“見過白雲嗎？”
“沒有。”
“藍天呢？”
她想了好久，說：“見過一點點兒藍的。”
“空氣是什麼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歲的王惠琴聞到的是焦油的氣味，不過更危險的是她聞不到的無味氣體，那是一種叫苯並芘的強致癌物，超標九倍。離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個年產六十萬噸的焦化廠，對面一百米的地方是兩個化工廠，她從教室走回家的路上還要經過一個洗煤廠。不過，即使這麼近，也看不清這些巨大的廠房，因為這裡的能見度不到十米。
村裡各條路上全是煤渣，路邊莊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紅棉襖是唯一的亮色。
我們剛進市區，幹部們就知道了。看見我們咳嗽，略有尷尬，也咳了兩聲，說酒店裡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顯得那麼扎眼，坐在裡頭，味兒還是一樣大。大家左腳搓右腳，找不出個寒暄的話。
幹部拿出錢，綠瑩瑩一厚疊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時候對看一眼，她衝我擠眉弄眼，我知道這壞蛋的意思，“山西人現在都送美金啦，洋氣。”後來知道，之前不少記者是拿汙染報道要挾他們，給了錢就走成了個模式。
跟我們一塊去的是省環保局的巡視員，老郝叫人家“老頭兒”，這是她認為一個人還算可愛時的叫法。她低聲問老頭兒：“他們不覺得嗆啊？”老頭兒呵呵一笑：“說個笑話，前兩年這城市的市長到深圳出差，一下飛機暈倒了，怎麼救都不醒。還是秘書瞭解情況，召來一輛汽車，衝著市長的臉排了一通尾氣，市長悠悠醒了，說：‘唉，深圳的空氣不夠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邊聽著，乾笑。
市長把我們領到會議室，習慣性地說：“向各位彙報。”從歷史說到發展，最重要的是談環保工作的進展。老郝湊著我耳朵說：“他們肺真好，這空氣，還一根菸連著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腳。
講了好久，市長說：“經過努力，我們去年的二級天數已經達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頭兒：“還當成績說呢？”
市長咧開嘴無聲地扯了下，繼續說。
我家在晉南襄汾，八歲前住在家族老房子裡，清代的大四合院，磚牆極高，硃紅剝落的梢門口有隻青藍石鼓，是我的專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門了，我就坐在那兒，背靠著涼津津的小石頭獅子，等她回來。
一進門是個照壁，原來是朱子家訓：“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土改的時候被石灰鬍亂塗掉了，小孩兒拿燒黑的樹枝在上頭劃字，“打倒柴小靜”。
這小孩兒是租戶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馬蜂窩，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後門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兒隱隱知道那水有點神聖。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窪裡來喝水的蜜蜂，小腳顫抖著輕沾水面。他和我縮著頭探一探，適應一小會兒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腳的小槽，底下深深處，一點又圓又涼的光亮。
北廈有兩層，閣樓不讓上去，裡頭鎖著檀木大箱子，說有鬼。我們不敢去，手腳並用爬上樓梯往裡看一眼，老太陽照透了，都是陳年塵煙。小孩兒總是什麼都信，大人說這房子底下有財寶，我們等人中午都睡著了，拽著小鏟子，到後院開始挖坑，找裝金元寶的罐子。
一下雨就沒法玩了，大人怕積水的青磚院子裡老青苔滑了腳。榆木門檻磨得粗糲又暖和，我騎坐在上頭，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頭，外頭槐綠榴紅，淋溼了更鮮明。我奶奶最喜歡那株石榴樹，有時別人潑一點水在樹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說什麼，但一定拿小鏟鏟點土把皂水埋上，怕樹傷著。
等我長大，研究大紅頂樑上的金字寫的是什麼，我爸歪著頭一顆字一顆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國學生柴思聰攜妻……後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兒，這位是個讀書人嗎？還是個農民，販棉花掙點錢所以捐個國學生？……大人也不知道，說土改的時候家譜早燒了，只留了一幅太爺爺的畫像，他有微高的顴骨。我爸這樣，我也這樣。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還早，赭紅色的土城門還在，寫著“康熙年間”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磚雕繁複美麗，只不過很多都塌落地上，盡化為土。
村子的土地都賣給了工廠，男人們不是在廠裡幹活，就是跑焦車。王惠琴媽媽抱著一歲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臉上都是汙跡。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讓我們坐：“呀，擦不過來，風一吹，灰都進來，跟下雨一樣。”小孩子一點點大，我們說話的時候他常咳嗽。他媽摟緊他，說沒辦法，只能把窗關緊。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廠火苗赤紅，風一刮，忽忽流竄，村裡人把這個叫“天燈”，這個村子被五盞天燈圍著。按規定所有的工廠都得離村子一千米外，但廠子搬不了，離村近就是離路和電近——煤焦的比重佔到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衝“全國百強縣”，領導正在被提拔的關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兒去呢？”這媽媽問我。這個縣城光焦化專案就四十七個，其中違規建設的有三十八個，符合環境標準的，沒有。村裡有個年輕人說：“不知道，只想能搬得遠一點，不聞這嗆死人的味兒就行。”
有個披黑大衣的人從邊上過來，當著鏡頭對著他說：“說話小心點，工廠可給你錢了。”年輕人說：“那點錢能管什麼？你病了誰給你治？”吵起來了。
黑大衣是工廠的人，我問他：“你不怕住在這兒的後果？”他說：“習慣了就行了，人的進化能力很強的。”我以為他開玩笑，看了看臉，他是認真的。
“你的孩子將來怎麼辦？”
“管不了那多。”
焦化廠的老總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開始煉焦。有幾十萬噸生產能力的廠，沒有環保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