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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對他弟弟說過：“沒有什麼是不朽的，包括藝術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藝術所傳遞出來的對人和世界的理解。”
<h2>第十五章 只聽到青綠的細流聲</h2>
二十出頭，在湖南衛視時，我採訪黃永玉，問他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他說兩個字：“尋常。”
我心想，這也叫哲學嗎？
“天上那麼多高幹子弟，七仙女為什麼要下凡嫁董永？”他說，“因為她什麼都有，只缺尋常。”
我聽不懂。
北京奧運，我和攝像老王領了主新聞中心（MPC）的記者證，任務是報道每天的例行新聞釋出會。每天中午幹完活就沒事了，這個證不能進運動員採訪區，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賽。我坐在大門口小圓桌邊，撕了半天餐巾紙，團了好多小球，說：“老王，要不……咱們再做點什麼再去看吧。”老王是個痛快人：“行，做什麼？”
全世界媒體都在這兒，金牌運動員有無數人採訪，我說：“那咱們就採訪不顯眼的吧，失敗者也成，只要打動咱倆的就算。”
沒人佈置，也就沒有平臺可播出，沒編輯，沒經費，拍攝的磁帶都沒有。我們的證件也接觸不到運動員，只能在比賽結束後的大巴車上找人，再找人送我們進奧運村。
以往當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覺得采訪才是頭等大事，車到了採訪地點，編導打電話讓對方來接人，在車上等的時間長點，我心裡便有點不耐煩：“怎麼不早五分鐘想到打電話呢？”現在你自己幹吧，借帶子，還帶子，聯絡人，找翻譯，找車，定時間地點，打場記，寫稿子，貼發票……這些小事兒要樣樣做到，比採訪難多了。
要拍攝比賽，我們沒有比賽區的證，好不容易說通北京奧運會轉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國志願者攔住：“對不起，不能進。”
我嬉皮笑臉，說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讓我進去吧，這是我最後一個機會了。”
梳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後：“今天也是我最後一次值班，請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轉身的時候，她在背後說：“再見。”
我沒回頭。
做節目時說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裡，就這麼個修養。
慚愧。
最吃力的是沒翻譯。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語的大三學生，捲髮大眼，非常可愛。
同行對我說：“她阿語不行。”
沒辦法，她是唯一願意陪著我等八個小時的志願者。伊拉克的短跑運動員達娜晚上九點才到。小周的翻譯的確不太行，結結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裡有搶劫和屠殺……我見過很多殺戮，街上有汽車炸彈。我也有……面對過死亡。”
二十三歲的達娜，穿著從約旦買來的二手跑鞋，鞋幫是裂的。教練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達大學操場上訓練，都要穿越兩派交火的地區，她躺在汽車後座上躲避子彈。但大學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頂上的狙擊手向她開槍，子彈擦過她，打在旁邊的一棵樹上，她暈倒後，第二槍打在了地面上，泥濺在她臉上。一刻鐘後，她洗了一把臉，又回到場上：“如果坐在那裡不訓練，就會不停地回想起槍擊的情景。當你訓練的時候，才會忘記所有的一切。”
最初國際奧委會宣佈取消伊拉克代表團參賽資格，她像孩子一樣不停地哭叫。我說你還年輕以後還有機會，她說：“沒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運是什麼。”制裁取消後，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說到這段時，翻譯半天沒吱聲，我奇怪，偏過頭看她。
小周正在低頭哭，小卷發一抖一抖。
達娜看著她，晶亮的兩大顆淚，含了一忽兒，撲落掉了下來。這個故事她在媒體面前講過多次，我只見她這次掉了眼淚。
翻譯或是採訪，不僅是工作，是人與人的往來。
老王看體操比賽的初賽，一堆十五六歲的小女孩裡，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在跳馬，頭髮又短又硬，他有點奇怪，指給我看。我查資料，才發現三十三歲的丘索維金娜這是第五次參加奧運會，這個高齡體操運動員是為了用比賽的獎金給兒子阿廖沙治病，也為此離開烏茲別克，加入德國國籍。
約了她，快開始了，才發現寫提綱的紙不見了，一頓亂翻，像個溺水的人，只能從直覺開始問：“你代表德國隊比賽，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練不理解。他們認為你可能不愛國，你怎麼看？”
她說：“如果他們也承受了這樣的痛苦，也許他們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們永遠都不要承受這些痛苦。”
“什麼樣的痛苦？”我問完這句，丘索維金娜沒有等翻譯，就直接回答了問題，她從我臉上看懂了我在問什麼。
通常採訪有翻譯時，我說完話都低頭看稿子，受不了與採訪物件沉默對視的壓力。但這次我的膝蓋上空空如也，每說完話，丘索維金娜看著我，我也看著她，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過一遭，反應出下一個問題，有些問題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來到嘴邊。
我在當天的日記裡寫：“交給那個叫柴靜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麼緊，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讓她去。”
一切亂紛紛，但心就像鐵鉈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對付這大攤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靜下來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反而比以往愛動感情。
有天在《中國日報》上，看見德國舉重運動員施泰納在領獎臺上，髮梢都是汗，一手舉著金牌，另一手長久握著亡妻的一張照片。照片是一年前，還沒出車禍，妻子和他在森林裡跑步時，他喊了一聲她的名字，她轉回頭向他微笑的樣子。
我看了心裡悶痛一下。
施泰納的長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樣的頭髮，又寬又紅的臉膛，眼睛像牛犢一樣柔和。之前，他是奧地利的運動員，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奧運會只得了第七名，賽後奧地利媒體形容他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選手，德國姑娘蘇珊寫信鼓勵他，兩人結婚後，施泰納轉入德國的俱樂部。妻子一直在攢錢，想來北京為他助威加油。奧運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車禍去世。
我說：“那個車禍發生之後，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臉，嘆氣輕不可聞，說：“這個事情發生的三個星期之內……”他停了一小會兒，身體輕輕搖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個沒人知道的地方。之後我接受了治療，運動是最好的治療。我恨這件事為什麼發生，恨是我的動力，去舉起更多的重量。”
採訪完，他說他害怕奧運結束前的這些天，因為他已經舉起過世界上最沉的重量，無可再舉，媒體散後，只剩他獨自一人。我看著他搖搖擺擺離開，奧運村暮色四合，沒人認識他，最親近的人已不在世上，這是他的異國他鄉。我叫住他，上前說：“能擁抱一下你嗎？”他咧嘴笑了一下，給我一個熊抱。我說：“你不孤單，你說出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拍完我們傳帶子回臺，得到通知，這個片子可能會在晚上播。九點鐘，我兩手撐著膝蓋，直直地坐在沙發上，守著電視等，一直到夜裡兩點也沒看到。
我從沙發上起身，坐到電腦前，MSN上有紅燈在閃，有位也在媒體工作的朋友問我奧運做得怎麼樣。他之前不支援我去做這類報道，覺得跌了調查記者的份，他自己也離開了北京，避開奧運。
我回了一句：“沒什麼，只是沒偷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