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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的土地，不必有任何裝飾。新聞調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徵地題材，各種口音，各個地方，各種衝突。節目組每天一麻袋信裡，一半是關於徵地的。陳錫文說，中國的土地問題一定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坎。這個坎過去了，就能帶來對中國經濟不可估量的推動，過不去，所有的國民都要付出代價。（CFP圖片）
<h2>第十六章 邏輯自泥土中剝離</h2>
進央視第一天陳虻問我：“你從湖南衛視來，你怎麼看它現在這麼火？”
我胡說八道了一氣。
陳虻指指桌上：“這是什麼？”
“……煙？”
“我把它放在一個醫學家面前，我說請你給我寫三千字。他說行，你等著吧，他肯定寫尼古丁含量，幾支煙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隻小老鼠，吸菸者的肺癌發病率是不吸菸者的多少倍。還是這盒煙，我把他拿給一個搞美術設計的人，我說，哥們請你寫三千字。那哥們會給你寫這個設計的顏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點、它的標識寫出來。我給一個經濟學家，他告訴你，菸草是國家稅收的大戶，如果全不吸菸的話，影響經濟向哪兒發展。”他看著我，“我現在把煙給你，請你寫三千字，你就會問：‘寫什麼呀？’”
後來我知道，他經常拍出那盒煙當道具震懾新人。但是，他最後說的一句話十年後仍然拷問我。
“你有自己認識事物的座標系嗎？”
新聞調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徵地題材，各種口音，各個地方，各種衝突。節目組每天一麻袋信裡，一半是關於徵地的。
在福建塗嶺，拆遷戶不同意搬遷，開發商糾集人一起衝進家門，戶主的兒子最終被砍死，頭部中三刀——一個剛復員回來的年輕人，二十三歲，一臉稚氣，鬍子還沒怎麼長，腮邊連青氣都沒有。我去時是五個月後，門框上還有深褐色的血手印。
採訪時開發商已在獄中，我把死者照片拿給他看，他面無表情：“不認識。”
我說：“他跟你名字一樣，叫蔡惠陽。”
他一臉意外的模樣。
“這是你們殺死的人。”
“哦。”他說，“當時我昏過去了，不記得了。”
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們去的時候，路邊都是白底黑字的標語，雨打風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樣了。
開發商說：“我也是受害者啊。”
“你？”我冷冷看著他。
“我的錢早就給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們承諾我村裡人要搬的。我不還錢，別人也要殺我。”他說。前一天，鎮政府的人告訴我，因為群眾上訪，政府把這個專案暫停了。
我對開發商說：“你這個專案都停了，你憑什麼讓人家搬？”
他兩眼圓睜：“停了？”
“對。”
“沒人跟我說停了呀？”他急了，“群眾上訪了，我們也可以上訪啊。你政府跟我籤協議以後一直沒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錢，你這不是騙我嗎？”
採訪鎮長，他說，跟開發商籤的“兩個月拆遷完畢”只是一個“書面上的表達"，開發商“應該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說停就停了。
我問鎮長：“那有沒有想過你們這種暫停可能激化開發商跟拆遷戶之間的矛盾？”
他說：“我們從來就不要求開發商跟拆遷戶去接觸。”
“你有沒有想過這種情況下，開發商和拆遷戶的矛盾就像是一個炸藥桶一樣，如果這個時候丟進一根火柴會是什麼樣？”
他繞著圈子不正面回答：“群眾要求緩一緩，我們就緩一緩嘛。”
幾年下來，我要問的問題都爛熟了：“有沒有張貼拆遷的文告？”“有沒有出示安置補償的方案？”“有沒有籤補償的協議？”“有沒有跟村民協商過怎麼補償？”……我也聽慣了各種口音的回答：“沒有。”
但凡我採訪過的衝突激烈的地方，沒有一個是有省裡或者國務院的土地審批手續的，全是違法徵地。
“審批了嗎？”我問。
“報批了。”鎮長說。
"審批和報批是一個概念麼？”
“是一個概念。”他連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問一遍：“審批和報批是一個概念麼，鎮長？”
“嗯，是兩個概念。”
“那為什麼要違法呢？”
“法律知識淡漠。”他還跟我嬉皮笑臉。
氣得我在採訪筆記裡寫：“太沒有道德了”。
節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還是不斷地寄來，領導說還是要做啊，但我看來看去，覺得按著這個模式已經很難做出新的東西了。零八年十月，張潔說：“反正現在編導們都忙改革開放三十年特別節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節目吧，不限制內容，不限制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