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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瞭解盧安克，就會引起人內心的衝突，人們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對很多固若金湯的常識和價值觀產生疑問。盧安克並不是要打翻什麼，他只是掀開生活的石板，讓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h2>第十七章 無能的力量</h2>
盧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個孩子滾在他懷裡，打來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這樣。”
“為什麼不要這樣？”
我就差點說“阿姨不喜歡這樣”了，繃住這句話，我試圖勸他們：“他會疼，會難受。”
“他才不會。”他們“嘎嘎”地笑，那個被打的小孩也樂。
盧安克坐在小孩當中，不作聲，微笑地看著我無可奈何的樣子。
後來我問他：“我會忍不住想制止他們，甚至想要去說他們，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可是你不這麼做？”
“我知道他們身上以前發生的事情，還有他們不同的特點，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夠嗎？”
“如果已經理解，然後再去跟他們說一句話，跟反感而去說一句話是不一樣的。”
我啞口無言。
盧安克是德國人。過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國廣西山村，陪伴著當地的留守兒童。
他一直拒絕電視臺的採訪，部落格首頁，寫著一個不太常用的郵箱，附著一個說明：“因為我上網的時間不是很多，請你不要超過五句話。”看完了他部落格裡的幾十萬字——都是關於教育的，我無法清楚地感觸到他。他的經歷並不複雜，一九九〇年到中國旅遊就留了下來；九七年在南寧的一所殘疾人學校義務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區的一所縣中學當英語老師，因為不能提高學生的考試分數，家長們有意見。他離開了；二〇〇一年開始，他在河池市下屬的東蘭縣板烈村小學支教。
但我看盧安克的文章，他不提這些，不寫什麼故事，也沒有細節，都是抽象的詞句，像潛入到無盡波濤之下，浮沉擺盪，不斷地看見什麼，又不斷地經過。
聯絡採訪的時候，老範也非常為難，不知道該對盧安克說什麼，猶豫半天寫下：“你讓我想起中國著名的搖滾歌手崔健的一首歌——《無能的力量》，這種‘無能’，有的時候，比‘能’要強大一百倍。”
老範常常能用直覺捕捉我需要長時間分析才可以達到的點。
南寧到板烈有四小時車程。桂西北多是喀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轉盤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見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陣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
到的時候，小鎮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露天的賣肉攤，屠夫持刀待沽。舉目可及幾乎全是老人，身邊一群三五歲的小孩子。年輕人大都出門在廣東打工，穿著民族服裝的壯族老太太揹著嬰兒，在小攤上挑粉紅色的小鞋子，孩子會叫“奶奶”了，還沒叫過“媽媽”。
盧安克從小賣部的後面拐出來，在窄成一線的土路上接我們。他將近一米九的樣子，有點駝背和營養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隊籃球服，晃晃蕩蕩掛在身上，有點髒了。淡黃的捲曲頭髮沒怎麼梳理，睫毛幾乎是白的，與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樣子有了些變化，更瘦了，臉上有了深深的紋路。
他的朋友把我介紹給他，我也隨著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問我們叫什麼，只是微微笑著，轉身帶著我們走。
這個時候，攝像把機器舉了起來——一旦意識到鏡頭扛了起來，作為記者就知道採訪開始了，任何搭訕或者閒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對不起那個槓著幾十公斤機器的肩膀。
我儘量找點話說，盧安克有問必答，答得很簡單，不問不說。我隱隱覺得這種提一口氣、略帶活潑的勁兒是不對頭的，但又沒辦法對攝像說“放下吧”，也太刻意——這麼一轉念，頭一次在機器面前彆扭起來。
學校上一年為了迎接上級“普九”檢査，剛翻修過，之前教學樓沒有大門，沒有窗戶，沒有操場。男孩子們一見盧安克，呼嘯而上，像小猴子一樣掛在他身上，四五個人鑽來拱去，以便讓身體儘可能多的部分接觸到他。
攝像放下機器問我：“現在拍什麼？”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一問——迅速進入採訪，明確接下來每一步拍攝方案——以前每次都是這麼幹的，這次我卻覺得有點受刺激。但必須作決定，不能讓大家槓著東西僵著。
“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嗎安克？”我說。
他很隨和，帶我們去了他的宿舍。一間小房子，一張床，牆上貼著以前住過的老師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攝像和老範在安排採訪的地點，拿一隻凳子放過來放過去，看在哪兒光線好，按理我這時應該是與採訪物件溝通，讓他放鬆下來，多瞭解一些資訊。我跟盧安克聊著，觀察周圍有什麼細節可以問的，有的問題他沒有表情，也不作聲。
旁邊他們挪板凳的響動聲好像越來越大，我腦殼完全敞開著，每一聲都磨在神經上，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侷促不安。
當天下午，我們先採訪一對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盧安克帶著我們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過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處一眼，望不到鄰居。進了門，屋內幽黑，右手邊有根電燈線，我摸著拉了一下，燈是壞的。沒什麼傢俱，石灰牆上只掛著破了一半的鏡子。一臺舊電視正正放在當廳中，是姐弟倆生活的中心。
十歲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間已是山民的氣息。天有些冷，他一腳踩住小腿粗的樹幹，拿小鐵斧賣力劈柴，大家都覺得這鏡頭很動人，過一會兒火暗下來了，攝像機拍不清楚了，我們停下來，說再添點柴。
再過一會兒，拍攝結束了。我讓弟弟帶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說自己在屋後開了一小塊地種菜——但他拒絕了。
“為什麼呢？”我有點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邊俯耳跟盧安克說悄悄話，看了我一眼，極為尖銳。
“你肯定在說怎麼考驗我們。”我想用開玩笑的方式掩飾一下。
盧安克對他笑：“不行，他們城裡人會不喜歡。”
我隱約聽見一點，就問：“是要拉我們去玩泥巴？”
“你願意嗎？”
“當然了。”我認為我喜歡。在我對自己的想象裡，我還認為自己喜歡下大雨的時候滾在野外的泥巴地裡呢。
採訪結束，是傍晚六點多，天已經擦黑，山裡冷得讓人發抖。我們準備坐車下山，弟弟來時跟我擠在副駕駛座上，回去的時候，不看我，說不坐車，腳不沾地，飛跑下去了，盧安克說要跟他一起。
走到門邊，盧安克忽然站住了，溫和地問我：“我們現在去，你去嗎？”
“現在？”我愣住了。
我沒想到自己頭腦中第一反應是“我只帶了一條牛仔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