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2544D6.jpg" />
陳虻
<h2>第二十章 陳虻不死</h2>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點，我接到同事簡訊：“陳虻病危。”
去醫院的車上，經過新興橋，立交橋下燈和車的影子滿地亂晃，我迷糊了，兩三個月前剛見過，簡直荒唐……不會，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許，就不會發生。
一進門，一走道的人，領導們都在，我心裡一黑。
走到病房門口的時候，他們說陳虻已經沒有任何反應。
房門關著，崔永元一個人站在病床邊上，握著陳虻的手。
我站在門外，透過一小塊玻璃看著他們。
陳虻一再跟我說，評論部裡，他最欣賞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說：“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後，我回來工作，抱著混一混的心態。我也幹不動了，也沒心思幹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個節目收視率極高，其實是投機取巧。我內心裡其實是看不上那個節目的，一輩子做那個東西，收視率再高也沒意義。”
陳虻那個時候是副主任。小崔說：“他審我的片子，很不滿意，但他體諒我，知道我生病。片子裡現場觀眾連連爆笑，他坐在那兒一點表情都沒有，我就知道他心裡怎麼想。他不希望我這樣，但又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也不知道怎麼和我說。”
片子錄完，陳虻要籤播出單。
小崔說：“每次去找他簽字，他還問我身體怎麼樣。我說挺好，然後就走了。其實我很難受，我也知道這麼做不好，但我當時沒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邊，握著陳虻的手，我站在門口，從小視窗看著他倆。
崔永元說過：“我們這撥人可能都這樣，或者累死在崗位上，或者徹底不幹工作，沒中間道路，做不到遊刃有餘。”
崔永元和白巖松是“東方時空”原來的製片人時間發掘的，剛來評論部的時候，飯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說是時間厲害還是陳虻厲害？”他倆是一個戰場上的戰友，也是業務上的對手。
我第一次參加評論部的會，剛好是時間最後一次主持。他要離開了，坐在臺上，一聲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菸，底下一百多號人，鴉雀無聲。
他開口說：“我不幸福。”
又抽了兩口，說：“陳虻也不幸福。”
他是說他倆都在職業上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輕鬆地把它當成生存之道。
說完，把煙按滅，走了。
我開的第二個會，是陳虻主持的。他接手了“東方時空”，正趕上十一長假後，開場是：“我不是來當官當領導的，我就是教練，不負責射門。我只是盯著你們，誰也別想躲過去。”
他讓我們觀摩能找到的所有國外優秀節目：“你們要把每個片子拆分到秒，從每個零部件去學習。”
我接下茬：“看來是這輩子最後一個假期了。”
大家鬨笑。
他正色說：“你說對了。”
散會後他找我談：“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為什麼？”
“因為他只能專注一個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須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謀求幸福。”
我聽著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說，“一九九三年我要給‘生活空間’想一句宣傳語，怎麼想都不滿意。問到家裡，恨自己，恨到用頭撞牆，咣咣作響。睡到凌晨四點，突然醒了，摸著黑拿筆劃拉了這句話——‘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進去，你能做好事情麼？”
陳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說過：“陳虻是一個特傻的人，特別傻。看起來很精明，實際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講課時那個傻勁、他審片時那個表情，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救藥。”
陳虻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光學工程專業的，孫玉勝任命他當製片人時，他才三十出頭，部裡很多有資歷的紀錄片人，覺得他沒什麼電視經驗，有點抱臂旁觀。他上來就不客氣：“別以為你拿個機器盯著人家不關機就叫紀實，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場沒有？”
這話當然讓人不服氣，拿出一個片子讓他評價，陳虻看之前就說：“我跟你們打個賭，這個片子肯定沒有特寫。”
他們不信，一看果然沒有。
他說：“為什麼肯定沒有？因為攝影肯定不敢推特寫。為什麼不敢？因為他不知道推哪張臉。不知道怎麼判斷這個事兒，他怎麼推啊。推就是一次選擇。”
底下竊竊私語，意思是——你推一個看看？
他舉例子：“美國‘挑戰者號’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臺攝影機在場？但只有一位拿了獎，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間，他轉過身來，拍的是人們驚恐的表情。誰都可以作選擇，區別在於你的選擇是不是有價值。”
他沒拍過什麼片子，說用不著以這個方式來證明自己可以當領導：“判斷一個運動鏡頭的好壞，不是看流不流暢，要看它為什麼運動。一個搖的鏡頭，不是搖得均不均勻，而是搖的動機是否深刻、準確。”
他每年審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審片時，手邊一包七星煙，一包蘇打餅乾，十分鐘的片子要說一兩個小時，每次身後都圍一堆人。做片子的人當然都要辯解：“這個鏡頭沒拍到是因為當時機器沒電了”；“那個同期的聲音質量不行所以沒用”……
他就停下：“咱們先不談片子，先談怎麼聊天，否則這麼聊，我說出大天來，你也領會不了多少。”
膽子大點的人說：“聊天也不是光聽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