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沒有
沒有。
還是沒有。
終於找不著了啊。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機，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東諾夫的型號。我戴上耳機尋找一個哪怕只是聽著熟悉一點的，沒有蘇聯味道，但是至少有一點俄羅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著。
有義大利歌劇，有百老匯音樂劇，有交響樂，有爵士樂，大概也有俄羅斯的流行歌曲，搖滾風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尋找的是自己的往日，這方面的話我已經說過太多，已經不能再說。我想起了“前蘇聯”一詞，本來我覺得莫名其妙，誰不知道蘇聯已經“前”了？加一“前”字純粹脫褲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機上找尋歌曲的經驗使我想起了那種前朝“遺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蘇聯的遺老，於是從遺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嗎？
歷史，使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許多“前”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飛機的服務極好，至少飛機上沒有我國民航上常見的那種飛行小姐扎堆聊天的。飛機起飛十多分鐘了，已經完全平衡地飛行了，空中小姐們仍然緊緊繫住安全帶，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國或有的那種把最好的座位留給機組人員，先為自己再為人民服務的路子。直到統一宣佈了可以不繫安全帶了，她們才開始走動，廁所也才開始啟用，這是全球飛行業務中極嚴格的一批人，畢竟是俄羅斯人，沒有中國人那麼“靈活”。
八個半小時以後，到達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國際機場旁邊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覺是原始的大片白樺林，而不是我想象的山毛櫸，像我在《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中描寫過的。我還發現，在俄羅斯畫家偏愛的風景畫中，樹木，特別是白樺起著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維坦的《春天和大水》。我可憐的美術鑑賞能力和背景，使我喜愛列維坦勝過了法國和荷蘭的大師。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紹說列維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脫離蘇聯和遠離俄羅斯方面是最積極的，它現在已經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還能把列維坦算作俄羅斯畫家嗎？
莫斯科機場的屋頂仍然像是懸掛著金屬易拉罐式的銅圓環，像我之前看到過的那樣。俄羅斯是一個金屬與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祖國進行曲》的歌詞完全是事實。這首歌是杜納耶夫斯基作的曲，曾經膾炙人口，中國的“進步”青年無人不唱，頭兩句的旋律還作過莫斯科廣播電臺對外廣播的呼號，響徹全球。當然，機場裡已經大大增加了商業氣氛，而且許多是英語的標誌、廣告和霓虹燈，品牌也是國際化了的，例如耐克的對號與蘇格蘭威士忌的“紅方”“黑方”和更昂貴的“藍方”，好像還有維多利亞秘密牌的女子內衣。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1988年訪問匈牙利的情景，那時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係還存在著相當的問題。當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紹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的情況的時候，他們的筆會領導人不斷用英語說著——應該說是喊著：“Brother Countries!”——兄弟國家嘛。
我也想到，一個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五十年代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時氣壯山河的長篇講演更持久？半個世紀多前，大概也只有我這樣的中華少年革命人如飢似渴地閱讀這位據說在斯大林大清洗中立過功勞的同志的宏文讜論。現在，不論俄國還是中國，有幾個人像我這樣還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二、宇宙飯店
我和妻與原來的助手崔建飛同志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飯店。說是前兩年鐵凝全家來旅遊也在這裡住過。一個四星級大飯店，大堂裡明晃晃地設有賭博場地，當然還沒有拉斯維加斯或者葡京飯店那種規模。住房裡可以看到稱作“歐洲電視”的高塔和設計氣魄宏大的加加林紀念碑，像是一個長長的大鈍角三角形，最短的底邊在下，最尖的一角頂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難忘的是宇宙飯店的餐廳：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樹，就是俄羅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聳入雲得近於孤單，而又委婉多情得近於淒涼的男高音的領唱，你原以為已經沒有可能給這樣的領唱以回應了，它只能曲高和寡地懸掛在那裡了；然而狂歡式的近於暴烈的火一樣的合唱響起，於是孤高的英雄與廣場和四鄉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掃蕩一切的宇宙偉力。我那年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在香港太古廣場聽俄羅斯（馬戲團）小丑藝人唱這首歌乞討的感受，發表在《南方週末》上。
11月16日與17日，我有兩個晚上在這個餐廳裡吃飯。兩個晚上都有民歌民樂。飛機上沒有的地面上有。一個男子用彈撥樂器伴奏，兩個青春無瑕的姑娘唱歌。有時她們倆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搖鼓。我完全沒有語言學的根據，但是我堅定地認為，英語的girl最好譯成“女孩”，俄語的“捷烏什卡”只能譯成“姑娘”。這次旅行中，俄國譯員把“捷烏什卡”說成“小姐”，我無法接受。
她們還在。民歌還在。她們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樹，唱了紅莓花開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書名號因為這就是她們唱的內容與心情，而不僅是歌曲題目。她們唱的卻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節奏一樣，旋律頗有區別，十分歡快活潑，接近說話——訴說——呼喚，似乎這些歌曲並沒有固定的樂譜。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縣聽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陝北民歌——愛情“酸曲”上回歸。
尤其是她們唱的《有誰知道他呢》，韻味悠長，純情無限，天真無邪。一面唱一面輕輕搖著身體，像是微風中的花朵。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她們的歌聲直出直入，無裝飾、無表演、無技巧，自語自嘆，卻又俏皮諧謔，靈動隨意。每句詞都是以“啊、呀、nia、lia、達、掐”押韻，比中文詞唱起來動人得多，開放得多，也熱烈得多。這樣的歌聲是無法抵擋的，聲聲入耳入心，令人心蕩神迷，難以自已，揮之不去。事隔數週，我至今一閉上眼耳邊就有她們的“有誰知道他呢”響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難唱出效果來。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歲時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週到什剎海冰場滑冰。可惜每週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戀的一年。那是我開始寫作的一年。那是我歡呼祖國“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時都充盈著想象和感動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與歌唱過十九歲。我在什剎海冰場上聽到原汁原味的蘇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演唱的《有誰知道他呢》。我還知道這個合唱團是根據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沒有辦法，在宇宙飯店雪球樹餐廳聽到的演唱給了我十九歲在滑冰場上的感覺。沒有辦法，蘇聯就是我的十九歲，就是我的初戀，我的文學生涯的開端。我告訴崔建飛，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知道蘇聯已經“變修”，已經成為我們“敵人”的時候，我感到的是撕裂靈魂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超過了處決我本人。本人處決了理想和夢還在，而蘇聯變修了呢？世界就是這樣崩潰的。現在說起來未免無趣，老掉了牙，沒有什麼出息，不像男子漢喲！
而在她們唱起雪球樹的時候，我更加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蘇聯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樹還在，《有誰知道他呢》還在，紅莓花兒還在，俄羅斯姑娘的頭飾與衣服花邊還在，她們的天真與微笑還在，比“時代的榮譽、智慧和良心”（蘇聯共產黨不斷自詡的一個套話）更天長地久。
我趕緊佈置要給她們小費。我畢竟是跟上了時代。藝術與小費不沾邊，友誼、青春、愛情與夢裡都不包含小費。然而，藝術的創造者傳達者是人，藝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羅斯唱歌的姑娘們是不拒絕小費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偉大實驗未能成功，遺憾啊您哪。
給小費的行為中還包含了顯示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大好形勢的崇高動機。
順便記一筆，斯大林雖然眾說紛紜，雖然現在的俄羅斯人不見得願意正面地談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歡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團還在。幾個俄羅斯朋友向我說明了這一點。
三、給列寧鞠躬
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紅場。日程上寫的是遊覽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對於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來說，離不開紅場：克里姆林宮、紅星、列寧墓——列寧斯大林墓——列寧墓，去過一次的人還會知道聖巴蘇教堂、沙皇時期法國老闆建的大百貨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正好是二十年前，彈指一揮，人間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間。那次由於目的地是塔什干，沒有怎麼在莫斯科活動，當時想去克里姆林或者列寧墓也排不起隊。我那年住在俄羅斯飯店，出門就是紅場。兩支隊伍擺在眼前，要排隊，必須有枯立五個小時以上的準備。
現在的列寧墓則每週只開放兩天，參觀人數不多。就這樣此地還不斷有人發出取消這一陵墓的言論。我們在小雪中排隊，大家都很嚴肅，一次次反覆進行安全檢查，進入陵墓以後不得出聲，不得交頭接耳。五十餘年前，有幸去瞻仰過列寧遺體的人都對我講墓前的紅軍衛士如何如銅像般一動也不動。現在倒是也沒有這樣嚴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寧的面孔與衣裝新鮮明麗，我恭恭敬敬地給遺體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寧墓瞻仰得這樣遲。
如果是當年……而現在俄羅斯不乏對列寧的不敬乃至褻瀆的說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草率和隨意呢？難道能夠無視歷史？難道歷史就像打鞦韆一樣地搖擺極端？
無言。無聲勝有聲。
我們也看到了紅場檢閱臺背面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羅希洛夫、柯希金、斯維爾德洛夫，等等。銅牌與字跡依舊。
我們進入了克里姆林，裡邊有一個現代化的辦公會議樓，是依據赫魯曉夫的命令修建的，為此拆除了大量古蹟，真是得不償失。許多次蘇共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在這裡開的。另一個簡樸的樓掛著俄羅斯的三色國旗，是現任總統普京的辦公地點。更多的是看了裡面的東正教堂，古色古香，蠟燭點燃，教堂特有的氣味濃烈。蘇維埃時期這些教堂只能算是博物館，現在香火旺了起來。我乘機學到了一點有關東正教的知識，東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橫，說明耶穌的頭部也曾被釘住，下端一個斜橫，高的一端是一位聖徒寧死不屈，至死承認耶穌是主的兒子，從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嚇倒了改了口的軟骨頭，便從低端墮入了地獄。二分法的傳統，“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羅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羅斯去。克里姆林正在脫掉意識形態的外衣。雖然大紅星仍然閃爍。說是那紅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資無數，用了不知多少昂貴的紅寶石，使之晝夜閃光，明耀寰宇。現在也有激進人士不斷要求拆星、移星，當局以成本太高而財政困難不幹。
我們也去了大百貨公司。與我之前來的時候不同，現在櫃檯上擺著的多是西歐進口名牌貨，應有盡有，規模與購物環境極佳。然後克里姆林宮的鐘樓上大鐘響了，正午十二時鐘聲“敲”出原蘇聯、現俄羅斯的國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詞是“俄羅斯聯合各自由盟員共和國，行成永遠不可摧毀的聯盟……”
在小風雪中我們到了蘇聯一本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中描寫過的阿爾巴特街。一條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味的旅遊街，街中心有賣禮品的攤檔，而不是貼著牆根兒。過去，這裡住過一些蘇聯要人高幹子弟。現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區”和商業街。這裡的俄式大餐實在味道好極。我們點牛肉，不是大塊牛排而是罐燜，點雞肉，上的也不是半隻西裝雞而是基輔式的黃油雞卷：把一片雞肉捲成卷，內裝洋蔥、蘑菇、乳酪等餡子，外裹蛋汁澱粉，煎熟，使我想起當年莫斯科餐廳在北京開業時的盛況。不知俄羅斯是否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口味介於東西之間，我輩華人易於接受俄餐。
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綠。所有的理念都應該通向生活。附麗於生活，就沒有，至少有可能減少破滅和虛空。
四、莫斯科
莫斯科畢竟是一個大地方，大都會，大國首都。
與二十年前的造訪時相比，莫斯科煥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擴大了。我們住的宇宙飯店，原來只是郊區的田野。雖然不乏高層樓廈，基本風格仍然是石塊、磚木、水泥與鋼筋結構，浮雕式的建築，與紐約或者香港的玻璃鋼樑摩天大廈風味不同。建築並不林立，仍然是“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仍然是“能夠自由呼吸”的足夠空間。
妻一到莫斯科就說：“莫斯科顯得大氣。”我補充說：“就像北京。”人們常常批評北京已經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韻味，很可能這個批評是正確的，而且我曾經設想，如果我們的申奧口號不是“新北京，新奧運”，而是“老北京，新奧運”該有多好。幸好，搞申奧翻譯的人明瞭這一點，英語的譯文就根本沒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跡。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廣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倫敦矜持，羅馬雍容而悉尼舒適，維也納華美而柏林嚴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紐約高聳。北京和莫斯科一樣，大氣，而莫斯科卻顯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種我們在北京展覽館、上海展覽館身上已經領略了造型所謂的斯大林式建築，在莫斯科一共七個。底盤大，樓層越是往上越是減少面積，像擺放好了的積木。正中的塔樓好像豎著一根旗杆，頂著一顆紅星。我在布達佩斯等東歐城市也看到過蘇聯援建的這種型別的建築。
據說斯大林原來下令修建四十處這樣的大樓，作為“二戰”勝利的紀念與“二戰”期間莫斯科建築受到破壞的補償。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只修建了七處，斯大林逝世，於是此種樓不再。現在七處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學和俄羅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龐然大物。靠近紅場最近的一處這樣的大樓現在只是普通的居民樓。
莫斯科河給莫斯科帶來了好風水。到處看得見莫斯科河。來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學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欄杆，下面就是莫斯科河，遠處——其實不然不遠，就是紅場，克里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寧山，一首蘇聯歌曲《列寧山》是我們年輕時候最喜愛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說“之一”。“穿過朝霞太陽照在列寧山，峻峭的山嶺多麼神往……當我們回憶少年的時光，當年的歌聲又在盪漾……世界的希望，俄羅斯的心臟，我們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嶺云云恐是譯者杜撰，因為列寧山名為山，實際只是一個大高地，整個高地歸莫斯科大學所有，開闊平坦。歌詞裡還有一句“工廠的煙囪高高插入雲霄”，與現代環保觀念不甚吻合，回憶起來有點滑稽。事實確是如此，從麻雀山看下去煙囪不少。其實當年我們開始搞五年計劃的時候，我們的夢想也是到處架起煙囪，各種黑煙、黃煙、白煙、紅煙齊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