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於1821年，他的父親是貴族，在莫斯科的聖·瑪麗醫院當外科醫生。他對自己與生俱來的貴族身份相當重視。服刑期間，他的貴族身份曾被剝奪，為此他深感苦惱，於是一從獄中獲釋出來，他就竭盡全力求助幾個頗有影響力的朋友為他恢復身份。和歐洲別的國家的貴族制度不同，在俄國，人們可以透過多種不同的途徑獲得貴族頭銜，有的在政府部門謀到適當的職位，或是使自己比農民和商人更加富有，都可以自封為貴族。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屬於一般的白領家庭。他的父親性格嚴厲，放棄自己的一切享受和閒暇只為使自己的七個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們還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教會他們適應生活的不幸與艱苦，做好承擔生活職責和義務的準備。孩子們一起擠在醫院兩三間醫生宿舍中，不允許單獨外出，更沒有零花錢。他們沒有一個朋友。父親除了在醫院任職外，還靠私人營業獲得一些額外收入，最終在距莫斯科幾百英里外買下一座小小的莊園。到了夏天，母親才帶著他們去莊園生活，也正是從那時起，他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滋味。
費多爾16歲那年，母親便去世了。父親將家裡年齡較大的兩個兒子米哈依爾和費多爾送去彼得堡一家軍事工程學校讀書。哥哥米哈依爾由於身體太弱被拒絕入學，費多爾不得不和他親愛的哥哥分開。他常常感到孤獨和苦悶，父親不願意，也沒能力再給他錢，他也因此連書籍、靴子等生活必需品也買不起，甚至交不起學校規定的費用。在安置好兩個大兒子後，父親又把另外三個孩子寄養到孩子們在莫斯科的姨媽家裡，他關閉了私人診所，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住進了鄉下的莊園。他開始酗酒，對孩子們變得非常嚴厲，對莊園裡的農奴更是十分殘暴。終於有一天，他被幾個農奴殺死了。
那是1839年。費爾多雖說對待工作缺乏熱情，卻總算得心應手。他完成學業後找到了一份工程局繪圖處的工作。他一年有五千盧布的收入，這其中除了自己的薪水，還包括從父親那兒繼承的部分家產。他自己租了一套房間，開始沉迷於打撞球和賭博，大肆揮霍錢財。這年年末，他對自己繪圖處單調、乏味如削馬鈴薯一般的工作終於感到厭煩，便辭職而去。可這時的他早已欠了一屁股債。也正是從這時起，他一直困在債務中，直到去世。他一直難以改掉花錢大手大腳的這個習慣，即使因為揮霍無度而陷入絕境，也從不懂得自我剋制，他的性情亦反覆無常。曾有一位對他頗有研究的傳記作家認為，他對金錢的需求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一點連他自己也認同。一旦覺得自己有了錢，就會千金散盡，只為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後面我們就會看到，他是如何屢屢陷入自己陋習的泥沼而難以自拔的。
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開始創作一箇中篇小說，也正是在寫完這篇小說時，他下定決心當一名作家。這篇小說便是《窮人》。那時的文學圈裡，他只認識格里戈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後者曾向他約寫一篇評論，他卻將自己的小說拿給了他。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回到家中，在和朋友們朗讀和討論了一整晚他的小說後，大概凌晨四點的時候，他才走回住處。由於毫無睡意，他便坐在敞開的窗前欣賞夜色，直到一陣門鈴聲響起。“是格里戈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他們激動地衝進房間，眼含淚水，不停地擁抱我。”那天晚上，他們輪流大聲地朗讀了他的小說，讀完之後已是深夜時分，他們還是決定馬上去找他。“就算他睡覺了也沒事，”他們說，“我們必須得叫醒他，這可比睡覺重要得多。”第二天，小說手稿就被涅克拉索夫送到了當時最著名的批評家別林斯基手裡。別林斯基在讀完小說後表現得像那兩人一樣，興奮不已。就這樣，這篇小說得以發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此一舉成名。
他並不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得意。有位名叫巴納耶娃·戈羅夫耶娃的夫人這樣描述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她當時邀請他去她的公寓做客：“一眼就發覺，新來的客人極其羞怯、敏感，他身材瘦小，一頭金髮，臉色略微有些病態，小小的灰色眼珠轉來轉去，顯得很不安，嘴唇蒼白而且不停地抽搐。他幾乎認識在場的每一個客人，卻羞於和他們交談。有幾個常客甚至想以趕他出去的方式來提醒他，應該和大家打成一片。那晚過後，他便常來拜訪我們。他也漸漸不再膽怯，直到後來，他甚至……熱衷於進行完全自相矛盾的辯論，藉機放縱自己，滿口胡言。事實上，即使他失去自制力，開始標榜自己作家的身份，傲慢而自負地炫耀自己時，仍舊帶著年輕人的那種羞怯。換一種說法，突然從一個燈光耀眼的入口走上文學舞臺，贏得世界上許多一流文學家的讚美後，他被衝擊得恍恍惚惚、頭昏目眩了。他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在那些二流的年輕作家面前，他無法掩飾自己的得意感……他用略顯苛刻、自負的口氣，盡情地在同行們面前炫耀自己不可估量的才能……尤其是，他懷疑所有的人都想要蔑視他的天才。他對別人的每一句話都仔細分析，一旦發現有人想要狡猾地貶低他，或者哪怕用某一個字眼侮辱他時，他便怒火中燒，立即發起一場爭吵，向想象中那個侮辱他的人發洩自己心頭冒出的怒火。就這樣，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個簡單平常的客人，也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貴客。當時他躊躇滿志地簽了合同，準備寫一部長篇和幾個中篇。他肆意揮霍預支的稿費，生活放蕩不羈。他不聽朋友們的勸告，而是不斷地和他們爭吵，哪怕是幫助過他的別林斯基也不例外。他從不相信人們會“真誠、純粹地讚美他”，他說服自己，堅信自己是天才，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與此同時，日益累積的債務逼迫著他不得不快速寫作。一種神經性疾病長期糾纏著他，他不得不擔心疾病發作後自己會發瘋或者得上肺病。受此影響，他創作的短篇小說均以失敗告終，長篇小說也令人不忍卒讀。那些之前讚美他的人達成共識般開始轉而攻擊他，他的創作生涯宣告結束。
就這樣，他的文學創作突然中止。隨後，他加入了一個年輕人的秘密小組。深受當時西歐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這些年輕人試圖進行社會改革，尤其針對俄國的農奴解放和書報檢查制度。他們並沒有採取任何反政府行為，只不過每星期組織一次聚會，對種種社會問題進行討論。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被警察盯上了。全體成員被捕，並在不久後便被判處死刑。執行死刑計程車兵剛要舉槍行刑，信使送來命令，改死刑為流放西伯利亞。就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處在鄂木斯克監獄服四年苦役。刑期結束，他又被勒令去服兵役。在被押往彼得堡要塞執行死刑的那天，他曾給哥哥米哈依爾寫過這樣一封信：
今天是12月22日，我們集體被押送至謝米洛夫斯基廣場，準備執行死刑。十字架送來讓我們親吻，匕首在我們頭上折斷，喪服（白襯衫）也已準備妥善，隨後命令我們中間的三人站到木柵前被處死。我是這一排的第六個，我們被分成三個組，我屬於第二組，我沒幾分鐘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生命的最後時刻，唯有你佔據在我的心中。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有多愛你，我最愛的哥哥！我還有擁抱帕來斯契耶夫和杜洛夫的時間，他們就站在我的身邊，在向我道別。最後，另一個命令傳來，那幾個本來準備到木柵跟前受刑的人又被帶了回來。傳令的人向我們宣讀了檔案，說是皇上准許我們活命，又一一宣讀了最後判決。只有巴姆一人被完全赦免，他被帶到與他的判決相同的那一排人中間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寫過一部成功的作品，描述了自己在監獄服刑的可怕經歷。我們在他的描述中看到，入獄不到兩個小時，他這個新犯人就和那些老犯人如家人般相處得親密無間了。他解釋道，這和跟貴族紳士們的相處不同，面對他們，不論他怎樣謙卑、忍耐，或者怎樣顯示智慧，得到的始終是鄙視、痛恨、不被理解和信任，更不會被當作朋友或者同伴。然而，儘管服刑的幾年中他漸漸不再成為眾矢之的，他依然感到痛苦，像個陌路人一樣，孤獨始終如影隨形。他曾經歷過短暫的榮耀，現在卻再也不是一個像樣的紳士了。他在獄中的生活卑微、窮困而潦倒，正如同他的出身。他的朋友（同時也是獄友）杜洛夫深受眾人的愛戴，這令他更加覺得痛苦和孤獨。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來自負、多疑而急躁，他性格上的弱點正是導致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儘管有眾人的陪伴，他仍覺得孤獨，這種孤獨讓他開始自我反省。“這種精神上的遊離，”他寫道，“給我機會去回顧以往的生活，細察自己每一個微不足道的行為動機，無情地、嚴肅地審判自己。”在獄中，他唯一能夠讀到的書是《新約聖經》，他反覆研讀，深受每一個字句的影響。也正是從那時起，他開始宣揚基督教義，在自身性格所能允許的範圍內，他逐漸變得謙卑而虔誠，不斷壓制自身的普通人性需求。“不管經歷了什麼，你都得始終保持謙卑，”他寫道，“要想著你過去的生活，想著你將來的生活，想著你的靈魂裡深藏著怎樣的卑劣和邪惡。”獄中生活使他變得不再傲慢和自負，出獄後，他不再是一個革命者，反而成為一名堅定的教權和法律的維護者，同時也變成一個癲癇病人。
苦役刑滿後，他接著被送往西伯利亞的駐防部隊中服兵役，繼續服刑。那裡的生活極其艱苦，但在他看來，這些艱苦正是對他自身罪孽的應有懲罰。他曾謀求的社會改革是一大罪孽，對此他已認定。他在寫給哥哥米哈依爾的信中說：“我並不抱怨，這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須揹負它。”1856年，得益於一個老同學為他說情，他離開原先的部隊，生活條件有了改善。他開始自己的社交生活，還愛上一個名叫瑪麗亞·德米特里耶芙娜·伊沙耶娃的女人，她已經有孩子了，是一個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後來死於酗酒和肺病。據說，她是個相貌美麗的金髮女人，個子中等，身材苗條，高貴而多情。除了這些資訊，人們對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生性多疑、嫉妒心強，且喜歡自憐。他成了她的情人。但沒過多久，她就跟隨丈夫移居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另一個邊境驛站去了。而她的丈夫也不久便死在那裡。在獲知她丈夫的死訊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寫信給她，向她求婚。但她猶豫不決，一方面是因為兩人的貧窮，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已移情於一個名叫瓦格諾夫的“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輕牧師，並已成了他的情婦。儘管深陷熱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得發狂，但是在自我貶抑的強烈衝動下，又或是小說家將自己當成小說人物的幻想，他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鄭重宣佈，瓦格諾夫是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他懇求另一位友人出資，幫助瓦格諾夫和瑪麗亞·伊沙耶娃完成婚禮。
無論如何，他想扮演一個為了摯友的幸福可以犧牲自己、縱使自己心碎也在所不惜的角色，相比之下，瑪麗亞則是一個自私的人。雖然瓦格諾夫“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卻身無分文。那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當上軍官，再加上他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的寬宏大量，他成功地挽回瑪麗亞的芳心，她心甘情願嫁給他，而不是瓦格諾夫。終於，他們在1857年結婚。由於沒有什麼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到處借債，直到再也沒有可借錢的地方。他打算重新開始文學創作，但受限於囚犯的身份，發表作品必須得到特別許可，這並非易事。更何況，他們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將此歸咎於妻子的多疑、抑鬱和想入非非，卻忘了自身性格的急躁、易怒和神經質。他試著寫一些小說片斷，寫完隨手一擱，又開始寫新的。最終，他只發表了少量並不重要的作品。
1859年，在經過自己不斷的上訴以及朋友的幫忙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獲准回到了聖彼得堡。關於此事，歐內斯特·西蒙曾在《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中公正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了恢復自由，運用了十分卑劣的手段：“他寫過一些‘愛國詩歌’，一首慶賀亞歷山德魯皇后的生日，一首讚頌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加冕，還有一首哀悼老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他給當權者寫信，甚至直接寫給新沙皇本人，懇求赦免自己。在這些信中，他表達了自己對年輕君王深切的、堅定不移的擁護與愛戴，稱其為‘永放光芒的太陽’。他還信誓旦旦地說，不論這位君王有何旨意，他都準備為其獻身。對於使他受苦役的那些‘罪行’，他表示隨時願意認罪，更是不斷強調自己一直以來的悔過之心，為過去的所作所為深感萬分痛苦，等等。”
他與妻子，以及妻子之前所生的兒子在首都聖彼得堡住下來，並和哥哥米哈依爾一起創辦了一份刊名為《當代》的文學雜誌。他創作的兩部小說《死屋手記》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均發表在《當代》上，且大獲成功。隨後兩年，他的經濟生活漸至寬裕。1862年，他去西歐周遊，雜誌就留給哥哥米哈依爾主辦。西歐並未給他留下什麼好印象。他認為巴黎是“最令人厭煩的城市”，那裡的居民心胸狹隘、嗜錢如命；在倫敦，他震驚於窮人的慘狀和富人虛偽的體面；他去了義大利，卻對那兒的藝術毫無興趣。為了閱讀維克多·雨果的四卷本長篇小說《悲慘世界》，他特地在佛羅倫薩待了一週，隨後他沒有去羅馬和威尼斯，直接返回俄國。在這期間，他的妻子患上了慢性肺結核。
西歐周遊的前幾個月，40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了一個年輕女子，她曾在他創辦的雜誌上發表過一篇短篇小說。這位名叫波琳娜·沙斯洛娃的年輕女子20歲，還是處女，長得十分漂亮，也許為了凸顯自己很有學問，她的頭髮剪得很短，還戴著一副黑框眼鏡。陀思妥耶夫斯基結束西歐的遊歷，返回聖彼得堡後，兩人就成了情人。後來，由於發表了一篇內容不得當的文章，雜誌惹了麻煩，不得不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決定再出國一次。他說自己出國治療癲癇病，他這病的確時有發作，但這不過藉口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去威斯巴登賭博，他認準了賭博是個賺錢的好辦法。同時，他和波琳娜·沙斯洛娃約好在巴黎會面。於是，從雜誌的作者基金中借到一筆錢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離開了俄國。
果然，他在威斯巴登賭得不亦樂乎，根本離不開賭桌，能讓他稍離賭桌的只有他對波琳娜·沙斯洛娃的熾烈熱情。他們本計劃一起去羅馬，哪知這個年輕而輕浮的女孩在巴黎等待他的期間竟和一個西班牙醫科大學生打成一片，後來在他棄她而去後，她不禁心煩意亂。一個輕浮放蕩的女人的情緒是很不穩定的，她突然提出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接受了她的要求，提出兩人“以兄妹的身份”同遊義大利。她想著自己無事可幹，便答應了他的提議。然而，終是因為缺錢，計劃不得不擱淺，他們不得不靠典當衣服度日。在經歷“飽受折磨”的幾個星期後，他們終於分道揚鑣。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國，發現他的妻子此時已病入膏肓。又過了六個月，她離開了人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
我的妻子，那深愛著我的人，和我深深愛著的人，在我們僅僅住了一年的莫斯科寓所中離開了人世。整個冬天，我都一直守在她的床邊，從未離開過她的枕畔……我的朋友，她對我的愛是無限的，我對她的愛也無法用言語表達，但我們的結合並不幸福。日後待我和你見面時，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現在，讓我拋開這些，拋開我和她之間的種種不愉快。我們間的愛戀從未失去，我們一向愛得深沉篤定，直到遭此不幸。聽了這些，你大概會感到奇怪，她是我這一生見過的最高尚、最善良的女人……
這份關於愛的熱烈表白多少有些誇張。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創辦了另外一份雜誌，為了聯絡雜誌的相關事務，那年冬天他曾兩次去往聖彼得堡。這份雜誌的風格看上去比《當代》要更加帶有偏見，註定要失敗。他的哥哥米哈依爾在患病不久後也去世了，留給他兩萬五千盧布的債務，同時他還得贍養哥哥的遺孀和孩子，還得在生活上接濟哥哥的情婦和私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有錢的姨媽借給他一萬盧布，即使這樣，到了1865年，他依然宣佈破產。除了手中一張一萬五千盧布的借據，他還有另外五千盧布的口頭債務。債主們很難對付，為了躲債，他不得不從雜誌的作者基金中再借一筆錢，並拿到一部長篇小說的預支稿費（他簽訂合同，確定了交稿日期），他打算再去威斯巴登的賭桌上碰碰運氣，也順便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見見面。他向她求婚，但她對他的感情早從愛戀轉為憎恨。人們一度以為她會答應他的求婚，畢竟他是個知名作家，又是雜誌的編輯，這都是為她所欣賞的。然而，現在雜誌早已停刊，何況他的相貌也被時間摧殘得不成樣子：頭髮掉光的同時，還患有癲癇病。她難以忍受甚至異常厭惡他強烈的性要求。畢竟，在女人眼裡，再沒有比失去肉體吸引力的男人提出的性要求更加難以忍受的了。於是，她離他而去，回到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賭桌上把錢財盡數敗光，甚至典當了自己的手錶。因為沒錢買麵包，他一個人靜坐在房間裡，以此抑制食慾。這時，他開始創作另一部小說。他說，那部小說是忍受著飢餓的折磨和時間的催促而完成的，他身無分文，又經常臥病在床，幾乎陷於絕境。那本小說就是《罪與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到處求助於人，甚至跑到與他發生爭吵的、他心中本極其輕視厭惡的特傑涅夫那裡求助，借到他的錢後才回到俄國。當時他正埋頭寫作《罪與罰》，突然想起自己曾在一份合同中定下一本書的交稿日期，這份合同對他極不公平，如果他逾期不交稿，出版商就可以隨便出版他往後九年間的全部作品而無須向他支付分文。在幾個樂觀的朋友的建議下，為了趕寫書稿，他僱用了一個速記員。兩人僅僅花了二十六天時間，就完成了一部名為《賭徒》的長篇小說。那位速記員是一個20歲的年輕女子，長相普通卻十分能幹，富有耐心和獻身精神，這深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讚賞。1867年初，他們結婚了。他的親戚們對這樁婚事大為不滿，擔心他婚後會減少對他們的接濟，對這位新娘百般挑剔。正因為這點，同時也為了躲避債務，她勸他離開俄國。
這次出國，他們整整在外待了四年。一開始，安娜·格利高裡耶芙娜（他的妻子）就知道，和這位知名作家在一起生活會很困難。他的癲癇病癒發嚴重，再加之他平時便脾氣暴躁，處事草率，卻又極度自負。另外，他在婚後還和舊情人恢復了書信往來。對於可憐的安娜，要做到坦然面對這一切並不容易，但作為一個品格極不平凡的年輕女性，她硬是把所有的苦果都嚥了下去。他們一同前往巴登，在那裡，他又陷入對狂賭的痴迷而無法自拔。他輸光了一切，又和過去一樣，寫信給每一個可以求助的人，向他們借錢。然而，錢一寄到，便立刻被他輸光在賭桌上。他們把所有值錢的物品都典當了，不斷地搬家，尋找租金更便宜的公寓，有時甚至沒錢吃飯。安娜·格利高裡耶芙娜懷孕了。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他剛贏了四千法郎）寫在一封信裡的一段話：
安娜懇求我，拿到這四千法郎就該知足了，她想讓我們馬上離開此地。然而還有補救一切的機會，那麼簡單，有那麼大的可能性，不是嗎？一個人除了自己贏錢外，每天還能看到別人贏了兩萬或者三萬法郎（他看不到那些輸錢的人）。誰是聖人呢？要我說，錢才是最重要的，我下的注不僅包含我輸掉的錢，還包含我輸掉的最後一點理智，我簡直憤怒到了極點。我輸得精光，我典當了自己的衣服，安娜也典當了她所有的東西，甚至包括她最後的一件小首飾。（這是怎樣的一個天使啊！）她給予了我多麼大的安慰！在可惡的巴登，我們不得不住在鐵匠鋪上面的兩間陋室裡。她是那麼累！最後，什麼都輸光了。哦，那些卑鄙的德國佬！他們無一例外全是放高利貸的，一群惡棍和無賴。房東在知道我們無處可去的情況下，竟然提高了房租。我們只好逃離了巴登。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於日內瓦，他為此欣喜若狂。但他仍然在賭。每當賭輸了，他就一直沉浸在後悔中，認為自己無藥可救，竟然輸光了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錢。然而，只要身上還有幾個法郎，他便忍不住回到賭場去。孩子在出生三個月後不幸夭折，這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痛不欲生。儘管安娜·格利高裡耶芙娜再次有了身孕，他卻覺得，對於另一個孩子，他再也拿不出給第一個孩子的那樣深刻的摯愛了。
《罪與罰》大獲成功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手創作另一部小說——《白痴》。出版商在一個月裡寄給了他兩百盧布，卻依然無法使他擺脫困境。為此他不斷要求預支稿費。《白痴》出版後，結果不盡如人意，他又著手寫一部中篇小說——《永久的丈夫》。之後，他又開始一部新長篇的創作（便是在英國被稱為《群魔》的長篇小說）。
據我所知，這時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已經花完了所有的貸款。他不得不帶著妻子和孩子不停更換住所，他開始思念故鄉。他從未停止對西歐的厭惡，巴黎的文化和榮耀、愜意舒適的生活、德國的音樂、巍峨雄偉的阿爾卑斯山、明媚深邃的瑞士湖、優雅的多斯加尼，還有佛羅倫薩輝煌的藝術珍品，一切都令他心生厭惡。他認為，西歐的資產階級文明是腐敗的、頹廢的，並且在不知不覺間同化著他。“在這裡，我變得越來越褊狹、遲鈍，”他在米蘭時寫道，“我和俄國斷了聯絡，我接觸不到俄國的空氣和俄國的人民。”他認為，倘若自己不回到俄國，將永遠無法完成《群魔》的創作。安娜也想回國，只是苦於沒有錢作旅費，他們已經從出版商那裡預支了所有的稿酬。出於無奈，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再次求助於出版商。這時候，《群魔》的前兩章已在雜誌上發表，出版商出於對中斷連載的擔憂，只好為他們寄來了回國的旅費。就這樣，他倆總算回到了聖彼得堡。
在去世前十年的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50歲。他成了熱忱的斯拉夫派成員，寄希望於俄國能夠拯救世界。《群魔》出版後，大獲成功，斯拉夫派的朋友們為陀思妥耶夫斯在小說中對激進派的大肆攻擊而喝彩。他們覺得可以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鬥爭中反對當時激進派的改革主張，便提供給他優厚的報酬，委任他主編一份叫作《公民》的雜誌。由於和上司在某個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在工作一年後，他便辭職了。雖然同樣是反對改革，但他不能接受上司對某些問題的觀點。這時，富有實幹精神的安娜開始參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出版事務，她自己透過籌資出版了丈夫的作品，竟然賺了不少錢。正因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時經濟上相對寬裕，最後幾年的生活也過得比較簡單。他寫了一系列以《作家日記》為題的隨筆，反響很好，他便扮演起了導師和先知的角色，儘管很少有作家願意這樣做。除此之外，他創作了長篇小說《少年》和他一生中的最後一部長篇《卡拉馬佐夫兄弟》。在1881年去世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聲名鵲起，同時代的許多偉大作家都向他表示了深切的敬意，他的葬禮被認為是“一個讓聖彼得堡永遠悲痛的最不尋常的事件”。
我大致敘述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儘量不加評論。然而，他仍會給你留下這樣的印象：一個性格異常古怪的人。無論是作家、畫家、音樂家，還是演員，他們有藝術家的通病——自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負卻是空前的。他好像從未向任何人談論過他自己或者他的作品，這可能是出於自負，也可能是因為他缺乏自信，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自卑感。也可能是這個原因，在他生前，他曾公開地藐視同時代的作家。一個自信的人是不會把自己的獄中經歷轉化為如此的忍耐與服從的，但是我們要是認為他既接受當局對他判處得合理，又忍不住竭力自我辯解，那也是合乎邏輯的。在前文中，我已經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試圖贏得人們的關注和尊敬時，卻又把自己貶低到了什麼地步！他缺少起碼的自控能力，也許是因為他一直忍受癲癇病的折磨，發病時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只要他一陷入激動的情緒，理智和禮儀就會被他拋棄得一乾二淨。因此，他會完全不顧重病的妻子，去巴黎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見面；而當這個輕浮的年輕女子拋棄他時，他仍執意想與她結婚。他的狂賭更是明顯地出賣了他的性格弱點。狂賭讓他越來越貧困。在日內瓦時，為了餬口，他甚至開口想向人借五個或十個法郎。
你大概還記得，為了履行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趕寫了小說《賭徒》。這部小說不算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女主人公波琳娜·阿歷克山德羅芙娜正是以波琳娜·沙斯洛娃為原型的。這部小說表現的是一種愛恨交織的典型人物形象，屬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素描作品。在他後期創作的作品中，這一典型形象有著更為詳盡的描寫。書中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作者用精準的筆法描述了一種他內心深處的激情，同時將一個賭徒在受這種激情驅使而遭遇到的不幸描寫得淋漓盡致。讀完這本書，你馬上便了解了一個這樣的人，在羞恥心的包圍下，他還是做出了那些使他遭遇不幸的事：他追求他愛而不得的女人；他擅自挪用雜誌的作者基金只為賭錢，而非為了寫作；因為抵擋不住誘惑，他死乞白賴地向朋友要錢，儘管他們對此已經無比厭煩。他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人。實際上，書中無論大大小小的人物，不管從事什麼行業都喜歡標新立異。他在書中生動地描寫道，運氣有時會眷顧那些心懷卑劣慾望的人。這個幸運的賭徒被人們當作偉大人物般圍攏著，注視著。在人們的讚美與驚歎中，他成為所有人關注的焦點。他終於勝利了，並陶醉在自己的成功裡。他感到自己是命運的主人，在他看來，他的直覺是如此正確：他是自身運氣的主宰。
“只要我一拿出自己的直覺，我便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自己的命運，”他發出賭徒式的狂呼，“直覺是最偉大的能力。只要記住七個月前我在輪盤賭桌上最後一次輸錢的經歷。啊，那是個多麼非同尋常、多麼有力的證明啊！在我輸光一切，走出賭場後，發現外衣的口袋裡竟然還剩下一個盾（荷蘭貨幣）。‘我得吃點飯。’我當時想。但還沒走到一百步，我就改變主意決定回去。最終，那個盾成了我最後的賭注……當時我的心中有種很奇異的感覺：我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遠離祖國和朋友，在不知道接下來有沒有飯吃的情況下——把身上僅剩的一個盾押上了，結果我贏了。二十分鐘後我離開賭場，同時衣兜裡揣著一百七十個盾。這就是事實。有時候，這就是最後一個盾能夠起到的作用。倘若那時候我灰心喪氣，會是怎樣一種情況？倘若我沒有做出孤注一擲的選擇，又會如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老友斯特拉霍夫曾為他寫過傳記。那期間，他曾在給托爾斯泰的一封信中談到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我將這封信做了一些刪節，翻譯如下：
我在寫作的同時，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厭惡，甚至憎惡的情緒……陀思妥耶夫斯基怎麼也不能被當成一個善良快樂的人。他行為放縱，嫉妒心極強，真的算不上好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如一頭猛獸般橫衝直撞，這讓他顯得既可笑又可悲。他很聰明，卻又很邪惡。在瑞士，當著我的面，他對待僕人的態度是那麼惡劣，直到僕人不堪忍受，對他大喊：“可我也是個人呀！”我至今仍然記得，我在聽到那句話後，心中是多麼震驚！當時的自由瑞士，到處是人權思想。於是，我寫信給一個宣揚人性論的朋友，向他講述了這一情形。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這種情況並不少見，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最糟糕的是，對自己做出的卑劣行為，他從不懺悔，反而以此自得與吹噓。維斯卡費托夫（一位教授）告訴過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吹噓說他在澡堂裡強姦過一個小女孩，她是由一個家庭女教師帶到澡堂來的……然而，他說這些話時，又帶有一種愚昧的感傷情調，似乎想強調他那種誇張與無益的人道主義夢想。這些人道主義夢想是他作品中的主要基調與傾向，也是他的作品被我們喜愛的原因。總之，他的所有小說都在竭力為自己開脫，它們表明，最可怖的邪惡與最高尚的感情有可能同時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種感傷情調無疑是愚昧的，他的人道主義誇張而無益。他與“人民”保持著一定的交往，但“人民”始終與進步的知識階層相對立。他寄希望於俄國的改革，對“人民”的苦難命運深表同情。儘管激進派一直試圖改善和他的關係，但他仍然未停止對它的猛烈攻擊。他認為，解救窮人悲慘現狀的唯一的方法是“理想化他們的苦難，將其理解為一種生活的方式”。顯然，相對實際的改革，他的建議更是一種宗教般的象徵性安慰。
崇拜者們一直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強姦小女孩的事感到懷疑，也是為了避免尷尬，他們不得不這樣做。顯然，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所言只是道聽途說。為了證明那是謠傳，崇拜者們說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個老友談到自己的悔悟之心，老友建議他向心中最憎恨的人自我懺悔，因此他給特傑涅夫講了那件事。然而，他所說的一切很可能都是虛構的。他的確在自己創作的作品中寫過許多關於罪惡的主題，以及《群魔》中那些隱約的描寫，這都是很難處理的。但我們不能證明他講述的這些醜惡行為都是生活中的事實。在我看來，這與他患癲癇病引起的幻覺可能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種幻覺，強烈到讓他的心中充滿罪惡感。還有一種可能是，正如許多其他小說家一樣，為了證明自己擁有可怕的慾念，故意杜撰一些事實上並不存在的罪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多疑、自負、急躁、輕率、自私、過分謙卑且不可信賴、心胸狹隘，還喜歡自我吹噓。然而，這並沒有將他全部的性格概括完。在獄中服刑期間，他會在必要的時刻承認自己犯有謀殺罪並且還有偷竊的企圖。他也知道對待難友要有勇氣、大度和慈悲的胸懷。他知道無法用單一的好壞來區分每個人，每個人都是平凡與高尚、邪惡與善良的混合體。他並不固執，且富有同情心。他從沒拒絕過乞丐或者朋友們向他的伸手討要，即便在自己最窮困潦倒的時候，為了接濟他哥哥的遺孀和情人、他前妻帶來的那個酗酒的兒子，以及他的弟弟安德魯，他仍舊想方設法地攢錢，以使他們能在生活上有倚靠。在感情上，他依賴他們。他為自己一時無法滿足他們的求助而感到抱歉，而不是抱怨。他始終傾慕、敬重和深愛著他的妻子安娜，認為她在各方面都強於他自己。在國外的四年間，他一直擔心妻子會對他失去耐心而離開他。他有一顆愛人之心，他也渴望得到他人之愛。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有如此明顯的性格缺點，竟然還會有人忠貞不渝地愛他。在他一生中的最後幾年，安娜給他帶來歡樂、安寧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這樣一個人，似乎與作家的崇高地位相矛盾，但我保證再也沒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偉大的作家了。這種矛盾也許表現在所有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家身上，但總體來說，它在作家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作家書寫文字，在所說、所寫和所作所為之間產生的矛盾往往更加可怕。我們看雪萊，他的詩歌中充滿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充滿了他對自由的熱愛和對所有醜惡的憎恨，但在生活中，他完全是另外一種人，極度以自我為中心，對他人冷漠無情，這讓他自己也感到痛苦。我相信，有許多畫家和作曲家也像雪萊一樣以自我為中心，一樣冷漠無情，但每當我們被他們的作品所傾倒時，並不會因為美妙作品和卑劣行為之間的矛盾而不快。這種矛盾可以看作天才的獨特之處。一般來說，每個人在幼兒時期都會以自我為中心，但到了青春期之後只有天才能夠保持這種品性，也就是所謂的“病態”。這種“病態”讓天才的精力比普通人更加旺盛，就像用不摻雜質的肥料種出的瓜一樣，更加香甜，那些靠有毒成分合成的肥料只會讓瓜空長出茂盛的莖葉。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他的急躁、自負和浮誇的性格遠遠超過傳記作者在書中對他的描述。就是這樣一個人，塑造出阿歷克賽這樣一個人物形象，這也許是所有小說中最迷人、優雅、善良的角色。也就是這個人，創造了佐西瑪神父這樣一個具有神性的角色。阿歷克賽被小說設定為《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他平淡無奇地出現在小說的第一句話裡：“阿歷克賽·費道羅維奇·卡拉馬佐夫是費道爾·巴夫羅維奇·卡拉馬佐夫的第三個兒子。費道爾是當時我們這一帶遠近聞名的地主，由於他在十三年前死於非命，我們至今還記得他。關於這件事我將在適當地方再做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技巧是何等純熟，在小說的一開頭，他就有意無意地就對阿歷克賽這個人物作了明確的交代。不過，當讀者捧讀這本小說時就會發現，相比於阿歷克賽的弟弟德米特里和伊凡，他扮演的角色倒像是次要的，他在書中時而出現，時而消失，好像對其他人物沒什麼影響。他的主要活動是和一群男學生在一起，除了襯托阿歷克賽可愛、可敬的仁慈品性之外，這群男學生對小說主題的發展也並沒起到任何作用。
《卡拉馬佐夫兄弟》（據說加涅特的英譯本有838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僅有的一部由一些斷片組成的長篇小說。他原本計劃在小說的後幾卷重點描寫阿歷克賽這個人物，讓他犯下一系列駭人聽聞的罪行，在歷經波折後獲得拯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寫完小說便去世了。即使是一些斷片，《卡拉馬佐夫兄弟》仍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曠世之作，立於為數不多的傑出小說之巔，偉大如《白鯨》《呼嘯山莊》這樣的作品也無法與之媲美。書中的內容極其豐富，在這裡，我粗略地談論它其實並不公平。為了構思這本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花了很長的時間，飽受痛苦。《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他小說創作生涯中寫得最痛苦的一部小說，這種痛苦遠遠超過貧困生活帶來的痛苦。他把自己全部的疑惑和苦悶傾注在這部小說中，熱切地尋找人類被上帝拋棄的原因，同時一心想求得生活的真諦。即便這樣，我還是奉勸讀者們，不要期待這本小說會給出你答案，一個作家沒有這樣的權利和義務。這也並不是一部寫實的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察才能並不出眾，他也沒有生動地再現事物的天賦。你不能拿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尺度來衡量這部小說中的人物行為，他們的行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的動機也根本不合邏輯。與簡·奧斯汀以及福樓拜筆下的那些人物截然不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是激情、慾望、淫蕩和邪惡的集中表現，他們既不是現實生活的寫照，也不是作家精雕細琢地以求比實際的人物更有意義的典型，而是作家痛苦而扭曲的病態心理的自然流露。他們不夠生動，不夠真實，但每一個形象都帶著生命的節奏在盡情地狂舞。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不足之處是篇幅過分冗長，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難以克服的缺點，也是他所有小說的通病。在翻譯他的作品時，譯者們往往對他那種毫無頭緒的文體難以把握。他是個偉大的小說家，卻是個糟糕的文體家。他也缺乏幽默感。書中關於製造滑稽場面的霍拉科夫夫人的描寫實在讓人喜歡不起來；三個年輕女性，麗絲、卡德琳娜·伊萬諾娃和格魯申卡，個性都有些蹩腳，卻同樣歇斯底里與心懷叵測；她們一心想要支配和折磨自己所愛的男人，卻又屈服於對方，甘願在他們手下受罪，她們的行為實在令人費解。在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簡要敘述中，未提到另外兩個多少與他有點曖昧關係的女人，她們雖然在他的生活中無足輕重，卻給他的小說提供了素材。他生性好色，性慾旺盛，這並不代表他很瞭解女人。他覺得女人好像只能簡單分成兩種：一種溫順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容易受到欺騙、恐嚇與虐待；另一種驕傲、專橫，往往心懷惡意，多情而殘酷。波琳娜·沙斯洛娃在他的心目中，很可能屬於後一種。她對他三番兩次的輕視與折磨加深了他對她的愛戀，因為這樣的刺激正是他的受虐心理所需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小說中男性人物的刻畫十分有力。作為一個頭腦糊塗的小丑，老卡拉馬佐夫的出場寫得極為出色；他的私生子斯米爾加科夫是邪惡的化身，魔鬼的傑作；至於阿歷克賽，我在前面已經提過一些。老惡棍另外還有兩個兒子。作者將德米特里描寫得像他最惡毒的敵人一樣，這是明智的做法，他確實屬於那種人。他是一個粗俗、酗酒、熱愛吹牛的惡棍，揮霍無度，不顧一切，全然不知自己的錢從何而來，只是愚蠢地亂花一氣。他有著和窮學生一樣無聊的那種暴飲暴食的思想，而他與格魯申卡的尋歡作樂更是幼稚可笑。關於榮譽，他那些胡言亂語實在令人作嘔。從某種意義上說，德米特里是小說的主人公，但我認為這個人物寫得並不好，因為他太不值得關注。他被設定為對女人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就像大多數小說裡的男主人公一樣，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沒有描述出他到底有怎樣的魅力。在他所有的行為中，只有一點讓我感到有點意思，那就是他偷錢讓格魯申卡去和別的男人結婚，而格魯申卡是他自己傾心愛慕的女人。這讓我回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經歷，為了讓他深愛的瑪麗亞·伊沙耶娃和她的情人——即那個“品德高尚且富有同情心”的牧師結婚，他也曾想過幫她借錢。德米特里被賦予了作者自己那種利己主義者的冷酷和色情受虐狂的狂熱。難道色情受虐狂是他維護自身的一種最好的特殊方式？
可能我有點吹毛求疵，你也許會疑惑，為何我在提出這麼多異議的同時卻還要宣稱《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首先，它的偉大之處在於它非常引人入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是個傑出的小說家，他同樣有著獨到的戲劇才能。這兩種才能很少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而他恰恰是一個善於以戲劇的方式講述小說故事的天才，這種才能在他想要觸動讀者內心深處的敏銳情感時顯得尤為可貴。首先，他安排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聚在一起，討論一些不可思議的問題，然後他漸漸引導你理解這些問題，直到最後，他會用非同尋常的技巧向你揭示問題的神秘性。小說中，那些冗長的對話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他擅長用自己的技巧來渲染一種恐怖感，例如讓人物一邊說話，一邊發抖（其實話的內容並不需要他如此緊張，他卻激動得渾身顫抖，臉色發青或發白），這就使得讀者不自覺地集中注意力，進而注意到先前忽略的東西。很可能，這個人物在接下來的篇章裡就會被某種越軌行為所激怒，他的神經質也將一觸即發。此時一旦真的發生令他無法躲避的事，他便準備接受真正的打擊。
不過，這些都只是作者的技巧罷了，這部小說更偉大的地方在於它所表現主題的重大。許多批評家認為其主題是尋求上帝，可在我看來，它的主題更是在討論人的原罪。要談到這個問題，我必須講講老卡拉馬佐夫的第二個兒子伊凡。伊凡是小說中最令人感興趣的角色，儘管他沒有引起什麼同情。我們可以認為，他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言人，他所表達的觀點也就是作者本人的基本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贊成和反對的論點”以及“俄國修道士”等章節裡說到，這部小說以及它討論的主題是登峰造極的。在“贊成和反對的論點”那一章節的兩個段落裡，這個觀點表達得尤為明確，伊凡在那裡提出了原罪問題。他認為，無論是對於人類的才智而言，還是對於上帝的仁慈而言，原罪都是讓人難以接受的，比如年幼的孩子在無甚罪孽的情況下蒙受的苦難。成年人犯有罪孽，他們受苦受難是罪有應得，然而不論是從理智上還是從情感上來說，無辜的孩子都不應該遭受苦難。伊凡對上帝創造人類，還是人類創造上帝這樣的問題並不感興趣，他寧願相信上帝的存在，卻不願相信他一手製造了世間的苦難。他一直覺得，為了有罪者的罪孽，要求無辜者一起蒙受苦難毫無道理，無辜者的蒙難若不能說明上帝的不公正，那隻能說明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在此不想多說這類問題了，讀者可以自己去閱讀“贊成和反對的論點”那一章。寫完這一章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覺得有點害怕，這種強有力的觀點是他之前從未表述過的。他的論點難以辯駁，獲得的結論卻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他只好把世間的苦難和邪惡都看作是美和善，以此符合苦難由上帝制造的原罪說。“倘若你熱愛世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那麼這種愛將證明，受苦受難是每個真正的基督教徒應盡的道德義務。”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人們相信的真諦。在完成“贊成和反對的論點”這一章節後，他隨後又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但他極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一次失敗的反駁，文章寫得冗長而乏味，論點也很難令人信服。總之，關於原罪的問題仍無法得到解答，伊凡·卡拉馬佐夫的起訴也未得到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