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是巴爾扎克，但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本小說描寫的場面如此恢宏，描述的歷史時期如此重要，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又如此眾多，簡直前無古人，我想，大概也後無來者。這本小說被稱為史詩顯得理所當然，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有哪部小說更配得上這個稱謂。托爾斯泰有位才華出眾的批評家朋友——斯特拉霍夫，曾用這樣有力的語言評價過《戰爭與和平》：“一幅人類生活的完美圖畫，一幅該時代俄羅斯的完美圖畫，一幅供所有人感悟的有關歡樂與悲哀、偉大與恥辱的完美圖畫，這就是《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在36歲那年開始創作《戰爭與和平》，一般情況，這個年齡的作家正處於創作鼎盛時期，可他仍舊花了六年之久來完成這部小說。小說以拿破崙戰爭時期為時代背景，以拿破崙入侵俄國、莫斯科大火和法軍的潰敗與撤退作為高潮。最初，托爾斯泰只是想講述一個以歷史事件作為背景的貴族家庭的故事，按剛開始的這種設想，男女主人公將歷經各種變故與不幸，飽受精神上的影響，最後得到靈魂淨化，過上寧靜的生活。然而，寫到後來，托爾斯泰逐漸將小說敘事的重點轉移到兩個大國間的軍事衝突上，並依託自己廣泛涉獵的資料從而構想出一種歷史哲學，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面簡單講述。
據說，整部小說中大約有五百個人物。每個人物都被作者賦予鮮明的個性，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與閱讀其他小說不同，讀者在閱讀這本小說時不能僅僅注意兩三個主要人物，而要把注意力分給四個貴族家庭，即：羅斯托夫家族、保爾康斯基家族、庫拉金家族和別素號夫家族。由於小說主題上的要求，作者需要描寫的就不止一組人物了，如何使一組人物到另一組人物的過渡描寫顯得自然，以便順利地引導讀者跟隨他的敘述，便是他必須克服的一大困難。此外，作者在向人們介紹某組人物的同時，還得提前使他們做好準備，以便接受另一組人物的資訊。托爾斯泰在這些方面有著十分巧妙的安排，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幾乎察覺不到過渡，始終感覺在一條故事線索上。
和大多數小說家一樣，托爾斯泰在塑造人物的時候也是以自己認識或熟悉的人為原型。當然，這些生活中的人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模特兒，在他豐富想象力的作用下，他們一個個成為他獨創的藝術形象。據說，小說中揮霍鋪張的老羅斯托夫伯爵便是托爾斯泰以自己的祖父為原型塑造的，尼古拉·羅斯托夫的原型是他的父親，而他的母親到了小說中便化身為那位哀婉動人的瑪麗公爵小姐。人們通常認為，《戰爭與和平》中的兩個男主人公（彼埃爾·別素號夫和安德烈公爵）身上同時有著托爾斯泰本人的影子。這種猜測並不離奇，我想可能是托爾斯泰有意識地塑造出相互對照的兩個人物，表現自己性格中矛盾的兩面，以此來呈現和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這兩個主人公有一個相同之處，他們都像托爾斯泰一樣，想追求精神上的平靜，找尋生死之謎的答案；也像托爾斯泰一樣，他們最終都沒有找到答案。除這點外，他們之間就大相徑庭了。安德烈公爵是一個頗有騎士風度和浪漫色彩的形象，以自身的血統和門第為榮，氣質高貴，但難免有些驕縱傲慢，甚至有一點狹隘和不近人情。然而，這些缺陷也正好構成他吸引讀者的魅力。彼埃爾不像他，他善良，溫和，寬宏，謙虛，文雅，且富有自我犧牲精神。但他有著優柔軟弱的性格缺陷，易輕信別人且易受欺騙，簡直令人難以接受。彼埃爾一心向善，這固然令人感動，然而有必要為此把他寫成一個傻瓜嗎？他一直深陷謎一樣的疑團中，為找尋答案，他加入了共濟會，之後書中光對他在共濟會里的所見所聞便著墨了大量篇幅，實在沉悶至極。
兩位男主人公共同愛上了羅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兒娜塔莎，娜塔莎可以稱得上是小說中最可愛的少女形象。要塑造一個迷人而又有趣的少女形象本就不易。許多小說中，作者塑造的少女形象不是太蒼白（如《名利場》中的愛米莉），就是太古板（如《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芬妮），不是太伶俐（如《利己主義者》中的康絲坦迪亞·杜蘭姆），就是太蠢笨（如《大衛·科波菲爾》中的朵拉），這些少女要麼賣弄風情、不知羞恥，要麼就天真無知得讓人難以置信。少女形象的拿捏是最讓小說家頭痛的。這不難理解，她們過於年輕幼稚，尚未形成自己的個性。畫家可以在畫紙上為一個飽經俗世風霜、臉上寫滿人間世事的人賦予深意，卻不能為一名少女畫出除一張美麗臉龐和一點青春活力之外的任何東西。然而，托爾斯泰對娜塔莎的塑造卻極為自然。她溫柔，敏感，富於同情心且滿懷希望；她稚氣未脫，卻已微露出女性的氣息；她滿懷理想，又性情急躁；她樂於助人，既任性又富有主見，方方面面都散發著迷人的魅力。托爾斯泰塑造過許多真實、生動的女性形象，但沒有誰能比娜塔莎更令人傾心如此。
由於篇幅浩大，托爾斯泰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完成小說，小說創作過程中，他的熱情難免會有所減弱。我之前說小說中關於彼埃爾在共濟會的所見所聞的描寫顯得冗長乏味，一直到小說將近結尾時，我似乎感到托爾斯泰對他自己塑造的人物失去了興趣。他開始轉移筆鋒，闡述一種歷史哲學。他有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看法，他相信影響歷史程序的是一種神秘的無可名狀的力量，而非常人所認為的那些偉大的人物，這種神秘力量在各個民族之間遊走，不知不覺中引導它們走向勝利或失敗。不管是亞歷山大、愷撒或者拿破崙，他們全都是這一力量的傀儡，這和傀儡一詞的本義相同，他們被一股不可抗拒又無法駕馭的力量所驅使。致使拿破崙打勝仗的，不是他的計謀智慧，也不是他麾下的百萬雄兵，事實上，很多他發號的施令並未及時傳達，有些命令甚至在送達後也未被執行。他取勝的關鍵在於敵人的作繭自縛，敵人總是莫名其妙地認為自己已經戰敗了，便主動放棄陣地。托爾斯泰認為俄軍總司令庫圖佐夫才是這場戰爭中真正的英雄，因為他什麼都沒有做，只是靜靜等候著法軍自己毀滅了自己。托爾斯泰的歷史哲學有正有誤，這很像他在《什麼是藝術》一書中闡述的藝術哲學，既有真知灼見，也有偏見謬誤。雖然我的學識還不足以詳細探討他的歷史哲學，但我從不懷疑，他之所以花費大量篇幅描述莫斯科大撤退，目的在於闡明他自己的歷史哲學觀點。這也許能算是優秀的歷史文獻，卻不能說是出色的小說。
我們在這部鉅著的最後部分看出托爾斯泰的創作激情開始減退，但在小說結尾處，他充沛的創作力被再次啟用。《戰爭與和平》的結尾稱得上極富新意、精彩絕倫。之前的小說家習慣在講述完故事之餘，為讀者交代主人公的最終結局，最常見的便是男女主人公從此在一起過上幸福的生活，並生養一群可愛的孩子；對於小說中那些反派，若懲罰還未降臨，就簡明交代他們終會惡有惡報，一貧如洗，甚至娶一個終日嘮叨的醜陋老婆，等等。很多時候，這種交代顯得十分草率，只有三言兩語，簡直像小說家隨便扔下一點殘羹剩飯就打發了讀者，草草收場。顯然，托爾斯泰賦予小說的結尾一種真正重要的意義。小說結尾，他重新把讀者引進尼古拉·羅斯托夫（老伯爵的兒子）的莊園，七年後的尼古拉娶了一個有錢的妻子，並有了孩子；此時，彼埃爾和娜塔莎也住在尼古拉斯家裡，同樣結婚，生子，但卻再也沒有了過去的激情和理想，曾經對於生活的嚮往和追求也一去不返。儘管他們依然相愛，但他們變成了庸人。經歷過生活的艱難困苦，他們開始變得平靜，也陷入一種中年人的自足。過去漂亮、活潑、招人喜愛的娜塔莎，變成了一個婆婆媽媽的家庭主婦。過去英俊瀟灑、神采飛揚的尼古拉·羅斯托夫則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鄉下地主。彼埃爾變得更胖，還是那副好脾氣，一點都沒更聰明。這個結局雖稀鬆平常，卻有著深刻的悲劇意味。我想，托爾斯泰沒有故意設定一個更加激烈昂揚的結尾，只是因為他明白，人生的結局不過如此。他只是實話實說而已。
托爾斯泰生於一個極少產生偉大作家的鄉村貴族家庭。作為尼古拉·托爾斯泰伯爵和瑪麗亞·伏爾康斯基伯爵夫人的五個孩子之一，他最小。他出生在母親的祖宅——雅斯納雅·波良納，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父母便離世了。他最初隨一個家庭教師接受教育，後來進入喀山大學讀書，隨後又轉入聖彼得堡大學。他成績很差，以至於沒有拿到任何文憑。是他那些貴族親友帶他進入社交界，起初在喀山，後來是聖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也去舞廳跳舞，去劇院看戲，還經常參加一些在貴族家庭舉辦的宴會。他在高加索山區服的兵役，並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
這段時期，他沉迷於狂飲濫賭，甚至賣掉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裡的房子，只為償還賭債，那還是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來的部分家產。他性慾旺盛，曾在高加索時染上過梅毒。根據他自己日記裡的記錄，在一個狂歡之夜，他賭博，玩弄女人，和吉普賽人一起狂飲爛醉——從很多俄國小說裡可以看出，這種狂飲普遍上呈現的是（或過去是）俄國人尋歡作樂的一種傳統方式。對自己這種行為，他懷有強烈的悔意，但一有機會還是會重蹈覆轍。托爾斯泰身體健壯，可以整天走路，連續騎馬十到十二小時也不會覺得疲勞，但他的身材並不高大，相貌也很普通。“我知道，我長得並不好看，”他曾經這樣寫道，“我也因此感到絕望，世界不會施捨幸福給一個寬鼻樑、厚嘴唇且長著一對灰色的小眼睛的人的，我只求能有奇蹟降臨，讓我變得英俊一些。我可以為了擁有一張漂亮的臉而放棄我現在擁有的以及將來可能得到的一切。”他那張樸實的臉其實很有活力與精神，也很吸引人，他對此並不自知；再加上眼神和談吐，他甚至頗有魅力。那時候，他對穿著很講究（他和可憐的司湯達一樣，寄希望於用時髦的穿著來彌補相貌上的醜陋），還經常炫耀自己高貴的門第。他在喀山大學讀書時的一個同學曾經這樣描述他：“我刻意迴避這位伯爵。第一次見他時，他的冷漠和傲慢，那短而硬的頭髮，和那眯著眼睛的神情，以及眼中露出的犀利目光，很不討人喜歡。我從未見過擺出這樣一副傲慢而奇怪的樣子的年輕人，這真令人難以理解……他對於我的問候幾乎從不理睬，似乎在表明我和他出於某種原因是完全不平等的……”托爾斯泰在軍隊時，對待那些軍官同僚也是這樣一種輕蔑態度。“開始，”他寫道，“我對這裡的很多事情感到驚奇，想慢慢適應這裡的環境，我必須和那些先生保持距離。我選擇一種恰到好處的中間姿態，對他們既不太親近，也不太疏遠。”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爾先後寫下一些隨筆和短篇小說，還有一篇充滿浪漫氣息的關於自己童年生活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在一本雜誌發表後，受到廣泛的好評，也因此，在他離開戰場回到聖彼得堡時，受到了當地文人的熱烈歡迎。然而，他卻不怎麼喜歡他們，直到後來他們也不喜歡他了。他自認為是一個坦誠的人，卻從不相信他人的坦誠。他與當時的流行觀念格格不入。他動輒就要發火，粗暴地駁斥他人，全然不在乎別人的感受。屠格涅夫曾說，托爾斯泰習慣用審判官似的目光打量他人，這讓人不勝困窘。這種審判官似的目光，再加之刻薄辛辣的挖苦，足夠叫人惱羞成怒。他總是對他人近乎苛刻地非難，可一旦讀到一封提到他時不太尊重的信，他就會立刻向寫信者提出挑戰。他的朋友曾費了很大的勁才阻止他進行一場荒謬的決鬥。
那段時間，俄國颳起了自由主義的大風，解放農奴在當時是壓倒一切的大事。托爾斯泰在首都過了幾個月放蕩的生活後，回到雅斯納雅·波良納。他向莊園裡的農奴提出一項計劃，要給他們自由，卻遭到拒絕，因為農奴們不相信他。後來，他為農奴們的孩子開辦了一所學校。他的教育觀念很新穎：學生可以不上學，在學校裡也可以不聽教師講課，沒有人會因為不遵守紀律而受到懲罰。他整天和學生們待在一起，親自教他們讀書，晚上陪他們一起玩，給他們講故事、唱歌，一直到深夜。
正是在這期間，托爾斯泰與一個農奴的妻子生下了一個私生子。多年以後，這個名叫提摩西的私生子成了他的幾個孩子的馬車伕。托爾斯泰的傳記作者們對此興趣頗濃，因為托爾斯泰的父親也曾有過一個私生子，而且這個私生子在後來也成了家裡的馬車伕。以我之見，托爾斯泰在道德上是有過失的。我本以為托爾斯泰想解救農奴，讓他們脫離貧窮、困苦和接受教育是出於真誠之心，但既然他抱著一種自我譴責的道德良心，至少也該為他的私生子做些什麼吧。屠格涅夫也有一個私生女，可他很照顧她，讓她接受教育，始終關心她的幸福。我時常懷疑，托爾斯泰在看到自己的私生子（他至少和他有血緣關係）在為小兒子們（他們不過是合法婚姻的產物）驅趕馬車時，心裡會不會感到絲毫的羞愧？
托爾斯泰的性格有個很大的特點：對新鮮事物總是滿懷熱情，卻又很快歸於厭倦。他缺乏一種堅韌持久的沉穩品質。因為對自己的努力結果感到失望，他的學校在開辦兩年後就關閉了，因為常常疲倦和不滿，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他後來回憶說，要不是結婚這件他尚未嘗試的事情吸引著他，他的人生只怕早已陷入絕望。
他決定試著結婚了。那一年，34歲的托爾斯泰娶了18歲的索尼婭為妻，索尼婭是貝爾斯博士的小女兒。貝爾斯博士作為一名內科醫生，在莫斯科的上流社會中頗有聲望，也很受歡迎，他也是托爾斯泰家的老朋友。婚後，他們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定居。最初的十一年間，索尼婭生了八個孩子，後來十五年她又生了五個。托爾斯泰熱愛騎馬和打獵，騎術也很不錯。結婚後他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於是他買下位於伏爾加河東面的一座新莊園，算起來，他擁有的土地大約有一萬六千英畝。他開始過上了如大多俄國鄉村貴族一樣的按部就班的生活。那時的俄國，大多數貴族的經歷無非是這樣：年輕時賭博，酗酒，玩弄女人，結婚後便定居在莊園裡，生兒育女，騎馬打獵，經營自己的產業。和托爾斯泰一樣，這些貴族中間的不少人有自由主義傾向，他們為農奴的無知、貧窮以及惡劣的生活狀況感到憂慮，一心想改變農奴的命運。然而，托爾斯泰有一點與他們不同，在過著相同生活的同時，他寫下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兩部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對於這種事情的發生，我們無法解釋，這就好比蘇塞克斯郡的一個老派紳士的兒子[12] 竟然能寫出《西風頌》一樣。
據說，年輕的索尼婭極富魅力，她有著姣好的身材、漂亮的眼睛、性感的鼻子，還有一頭烏黑髮亮的秀髮；她活力四射，精神飽滿，嗓音悅耳動人。婚前，托爾斯泰寫過一段時間日記，日記中有他自己的希望和思考、祈求和自責，也記錄了他的一些過錯，例如酗酒、嫖妓和其他事情。與索尼婭訂婚後，本著不向未來的妻子有所隱瞞的精神，他向她公開了自己的日記。索尼婭大感震驚，流著淚看完，徹夜未眠。第二天，她把日記還給他的同時寬恕了他。然而，寬恕並不等於忘記。兩人都屬於容易激動的人，而且個性都很強，一般來說，這樣的人總會有一些脾氣令人難以承受。索尼婭苛刻，佔有慾強，嫉妒心重；托爾斯泰則是既嚴厲又固執。在孩子出生後，托爾斯泰堅持要索尼婭親自給孩子餵奶。她本來也願意這麼做，只是有一次，由於剛生完孩子，她的乳房疼得厲害，就把嬰兒交給奶媽餵養，誰知托爾斯泰竟為此大發脾氣。他們時常吵架，但最終又會和解。他們始終深愛著對方，總體而言，他們擁有著美滿的婚姻。托爾斯泰的工作很辛苦，既要管理莊園，又要從事寫作。由於他的筆跡很潦草，在完成每張手稿後，索尼婭都要謄寫一遍。因此，她越來越善於辨認他的筆跡，甚至僅憑自己的猜測，就能整理好他那些倉促記下的簡短筆記和不完整的句子。據說，她整整謄抄過七遍《戰爭與和平》的手稿。
西蒙教授曾經這樣描述過托爾斯泰的一天：“早飯時，全家人聚在一起，男主人的妙語連珠使得用餐氣氛既輕鬆又活潑。飯吃完，他起身說一句‘該工作了’，便倒杯濃茶，鑽進書房。一直到下午，他再次出來鍛鍊身體，通常是散步和騎馬。到五點鐘，回家吃晚飯，經常是狼吞虎嚥。吃飽以後，他會講述自己散步時的所見所聞，講得生動有趣，令所有人開懷大笑。飯後，他回到書房讀書，到了晚上八點，他和家人及來訪者一起喝茶、聽音樂、朗讀，或者和孩子們玩遊戲。”
之後的許多年裡，托爾斯泰一直持續過著這樣的生活，這是一種忙碌而有益的、令人心滿意足的生活：妻子養育孩子，料理家務，幫助丈夫謄抄手稿；丈夫則騎馬打獵，管理莊園，搞自己的小說創作。然而，托爾斯泰正一天天逼近50歲，對任何男人而言，這都是一個危機時期。青春已逝，回首過往他不禁自我詢問，這一生究竟得到了什麼；展望前路，暮年將至，他又不免對暗淡的前景心生沮喪。他這一生，總有一種恐懼如影隨形——那正是對死亡的恐懼。人固有一死，除非遇險或者身患重病，絕大多數理智的人平時是不會想到死亡的。然而，在托爾斯泰眼裡，死亡卻是一種近在眼前的凶兆。他在《懺悔錄》一書中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
五年以前，我感覺到某種非常奇怪的事情開始在我身上發生了。最初，我有時候會感到困惑，感覺到生活壓抑，簡直像不知道該怎麼生活，自己該做些什麼似的。那種空虛而不知所措的感覺令我變得氣餒起來。但好在這種情況總算過去了，我又迴歸到以前那樣的生活。然後，那種困惑的時刻，越來越經常地，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出現。它們總是表現為這樣：我常常會有一些疑問，比如，活著是為了什麼？它意味著什麼？我覺得我一直賴以立足的地基坍塌了，在我腳下什麼都沒有了。我賴以生存的東西不再存在了，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立身。
我的生命也停止了。我雖然還能夠呼吸、吃喝、睡覺，當然我不能不做這些事情；但是我沒有生命，因為我失去了希望，不再有那種我認為有理由去實現的希望。
這一切開始落到我頭上，正是我被那種所謂十全十美的好運氣包圍的時候。我還不到50歲，我有一個愛我的好妻子，而我也愛她；我有可愛的孩子們，有一個很大的莊園，我沒費多少力氣就使它得到了改善和擴充套件……人們稱讚我，而如果說我很出名，那也不是太大的自欺……我的精神和肉體一樣強壯，這在我的同類中還很少見到：就體力而言，我能夠如農民一般同步刈割；在腦力方面，我能夠一口氣工作八到十個小時而不會生病。
我的精神狀態開始以這樣一種方式向我顯現：我的生命是別人對我開的一個愚蠢、殘忍和惡毒的玩笑。
托爾斯泰從少年時代起便不再相信上帝。由於缺乏信仰，他常常感到空虛與煩悶，他需要一種觀念幫助他解開生命的謎題。他為此自我追問：“我為什麼活著？我應該怎樣活著？”卻無法找到答案。於是，他再次恢復了對上帝的信仰。他透過一種推理找回這種信仰，對於他這種性格亢奮的人來說，顯得有些奇怪。“既然我存在，”他寫道，“那就一定有其原因。人們叫作上帝的那個東西，便是所有這一切的最終原因。”這是有關上帝的最為原始的一種論斷。在那個時候，他仍然不相信一個具有人格的上帝，也不相信死亡降臨後生命還會繼續存在。然而到了後來，當他開始認為自我意識也屬於上帝的一部分時，他才覺得生命隨著肉體的死亡而停止這個觀念便變得有點不可理解了。托爾斯泰有一陣子曾堅信俄國東正教會，但不久後他發現那些神職人員的生活和他們所宣揚的教義並不相符時，他對教會開始產生反感。他覺得沒必要相信神職人員灌輸的那些東西，他只願意接受能夠用簡單實際的道理證實的東西。他開始接近那些貧苦、卑微和沒有文化的信徒，隨著對他們的生活的深入觀察，他越來越相信，儘管他們的信仰帶有迷信色彩，卻是一種純粹的信仰。對他們而言，產生這樣的信仰是必然的，因為它賦予他們的生活唯一的意義，他們只有依靠這種信仰才能生活下去。
在經過幾年的痛苦、反省與沉思後，托爾斯泰終於確立了自己的觀念。我在這裡勉強嘗試簡明扼要地概括一下他的觀念，當然這並非易事。他否定教會的那一套宗教儀式，這種儀式在基督的教誨中找不到根據，施行儀式只不過是給真理抹黑。他還否定教會解釋基督原則所形成的教義，認為它們是荒謬的，是對人類理性的侮辱。他只願相信那些只能在耶穌的言論中找到的真理。他認為耶穌教誨的精髓就包含在“勿抗惡”的箴言中，具體體現為這一命令：“不要發誓”——他堅信，不僅適用於一般的賭咒，“不要發誓”適用於任何形式的誓言，包括證人席上的宣誓和士兵們入伍時的宣誓。另外它還體現在這一訓誡中：“愛你的敵人，祝福那些詛咒你的人吧。”根據這種說法，人們不可以向自己的敵人宣戰，即使遭受攻擊也不能以武力反擊。在他看來，堅信一種主張就意味著採取行動，他既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認為基督教的宗旨是愛、謙卑、自我否定和以善報惡，那他就得義不容辭地放棄生命的享樂，投身勞作，經受貧苦，貶低自己，寬恕他人。
然而，索尼婭是一名虔誠的東正教徒，她堅持順從上帝的旨意，給孩子們進行宗教教育，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到盡職盡責。她並不是一個很有靈性的女人，實際上，她也沒那麼多精力去培養自己的靈性，她除了要生養那麼多孩子，哺育他們，讓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還得管理這麼大一個莊園的事務。她對丈夫改變信仰後的觀念既不理解也不贊同，可她還是以足夠的忍耐包容了它。不過，對於丈夫將信仰付諸行動這點，她無法容忍，也毫不猶豫地表明瞭自己的態度。托爾斯泰覺得自己不該依靠別人的勞動生活，便自己生爐火，自己打水、料理衣物。他甚至請來一個鞋匠學習製作靴子，只為自食其力。他在莊園裡和農奴們一起幹活兒：耕地、運乾草、伐木。對此，索尼婭很不高興，在她看來，一天到晚幹苦力對托爾斯泰毫無益處，即使在農奴中間，這些活兒也是由年輕人來乾的。
“你一定會這麼說，”她在給托爾斯泰的一張紙條中寫道，“這種生活和你的觀念很合拍，你喜歡這樣，但這並非一回事。我只想說：願你過得快樂！可我還是很生氣，因為你把精力全浪費在伐木、燒茶炊和做靴子當中。這些事作為休息或者調節一下頭腦毫無問題，但你不能把它們當作正事啊。”她說得沒錯。托爾斯泰那種認為體力勞動在任何方面都要比腦力勞動高尚的想法很愚蠢。即使他認為自己不該寫小說給那些閒人閱讀，他也完全可以找到比做靴子更有意義的事。況且他做的靴子質量非常差，根本無法穿。他變得像農民一樣穿著打扮，不修邊幅，邋里邋遢。據說有一次裝完糞便後他竟然直接進門吃晚飯，身上散發的臭氣燻得人不得不開啟窗子。他徹底丟棄了過去打獵的愛好，成為素食主義者。他認為人們不該為了吃就殺害動物擺上餐桌。多年來，他一直節制著自己的酒量，直到徹底戒酒。在經過一場痛苦的自我鬥爭後，他又成功戒了煙。
孩子們漸已長大，大女兒達尼亞即將到參加社交活動的年齡了。為了孩子們的教育，索尼婭堅持全家搬去莫斯科過冬。儘管托爾斯泰不喜歡城市生活，但還是遵從了妻子的決定。在莫斯科，托爾斯泰見識到了驚人的貧富差距。“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會覺得，”他曾這樣寫道，“要是我有多餘的食物而別人沒有，我有多餘的衣服而別人沒有，我便產生一種不斷重複的罪惡感。”若要說服他，世上本來就有貧富之分，而且它們也將永不消失，是無濟於事的，他不會認可。托爾斯泰曾訪問過一個供赤貧者夜間留宿的地方，親眼看見了那裡的可怕情形後，想到自己回家後將享用有五道大菜的晚餐，身邊有兩名身穿禮服、戴著白領結和白手套的男僕伺候，他便感到無比羞愧。他把錢分給那些向他求助的窮人，卻起到了壞的作用，他們拿著他施捨的錢喝酒、賭博。“金錢即罪惡，”他氣憤地說，“施捨別人錢財，也同於作惡。”按照這個想法再往下發展一點，就會產生這樣的觀念：財產本不道德，擁有財產就是犯罪。
對托爾斯泰而言，下一步的選擇變得明朗了：他決定放棄自己擁有的一切。在這個問題上，他和妻子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索尼婭不想讓自己淪為乞丐，更不想讓孩子們一貧如洗。她威脅托爾斯泰，要到法院去起訴他，要求法院宣佈他已喪失管理財產的能力。不知他們經歷了多麼激烈的爭吵，托爾斯泰提出把自己的財產劃歸給她，卻被她拒絕了。最終，她還是同意和孩子們一起分割他的財產。那幾年他們持續不斷地爭吵，托爾斯泰曾不止一次離家出走，但每當念及對妻子的傷害，他又會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他仍舊住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儘管家裡的生活已相當節制，他仍為這種奢侈而感到羞愧。家庭關係還是處於失和的狀態。他不贊成索尼婭安排孩子們去接受所謂的正規教育，索尼婭阻撓他按自己的想法處理財產，對此，他不能原諒她。
在改變信仰之後，托爾斯泰又生活了三十年，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細述這三十年間的情形，我不得不將許多重要的事情隱去。總之，托爾斯泰成為一個引發公眾崇拜的偶像，不僅被視作俄國最偉大的作家，而且還集小說家、民眾導師和道德家等身份於一身，在世界各地都贏得了巨大聲譽。有些人出於信奉他的學說想按照他的原則來生活，甚至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地。然而，當他們真正實踐起托爾斯泰的不抗惡原則時，卻遇到很多困難。關於他們有許多滑稽可笑的傳言，卻也引人深思。所幸托爾斯泰生性多疑，又極為好辯，他堅持認定，這是一些居心不良的人造的謠，為此還得罪了不少朋友。無論如何，托爾斯泰的名聲越來越大，大批的學生、朝聖的香客、旅遊者、崇拜者，以及信徒、富人和窮人、貴族和平民都湧向雅斯納雅·波良納。
我前面講過，索尼婭是一個有著極強妒忌心和佔有慾的女人。由於一直想獨佔她的丈夫，她對陌生人前來騷擾她的家庭生活感到非常厭煩。她甚至不惜貶低她的丈夫，來表達自己的抱怨和痛苦。“他在向人們講述他那些美妙的想法時，”她寫道，“每逢談到自己就多愁善感，事實上，他卻依然過著和之前一樣的生活，既好吃，又熱衷於騎腳踏車、騎馬，還有淫慾。”另外一篇日記裡，她這樣寫道：“我沒法不抱怨，他為了所謂的人民幸福，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得烏煙瘴氣，對我來說，活得越來越辛苦。為了他的素食主義，我得花費更多的金錢和精力來準備雙份晚餐。家裡人沒興趣聽他喋喋不休的關於愛和善的說教，他就把形形色色的下等人攪到我們的生活中來。”
年輕的切爾特科夫屬於第一批接受託爾斯泰思想的人。他很富有，是個近衛軍上尉，在信仰不抗惡原則之後便辭去了軍隊裡的職務。他是個誠實的理想主義者，心腸熱，卻生性專橫，喜歡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愛爾蒙·莫德[13] 曾說過，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要麼成為他手中的工具，要麼就和他起過沖突，要麼被迫逃之夭夭。一直到托爾斯泰去世，他們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索尼婭為他有著能夠影響托爾斯泰的本領而大為惱火。
托爾斯泰的思想被他身邊很多朋友視為偏激之論，只有切爾特科夫一直鼓勵他走向更遠處，讓他更加堅定、執著地實踐自己的理想。由於過度思考道德的自我完善，托爾斯泰已無心管理莊園。原本每年能從莊園收入三萬美元，現在卻不到二千五百美元。這些錢顯然無法維持家用，也不夠支付孩子們的教育費用。因此，索尼婭說服丈夫，拿到了他1881年以前所創作的全部作品的版權，想借錢開一家出版社，將作品出版發行。這件事完成得很出色，索尼婭如願賺夠了支付家中各種開銷的錢。然而，將作品的版權據為己有顯然違背了托爾斯泰的理念，在他看來，任何個人財產都是不道德的。與此同時，切爾特科夫一直勸說托爾斯泰放棄他在1881年以後創作作品的版權，並對外宣佈它們是公共財產，可供任何人出版。這本就夠索尼婭惱火的了，誰知托爾斯泰的要求更甚，他想從她那裡重新要回早期作品的版權，連同後期作品的版權一併放棄，這其中包括他很有名的一些小說。索尼婭拒絕了他，因為出版作品所得的收入是自己家庭生活開支的主要來源。就這樣，無休止的爭吵又在家中開始了。托爾斯泰夾在索尼婭和切爾特科夫之間，不得安寧。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套理念，無論哪一方說出的理由，托爾斯泰都難以否定。
1896年，托爾斯泰68歲。他已結婚三十四年，孩子們大多長大，二女兒也快要出嫁了。偏偏這時，家裡發生了一件極不光彩的事。52歲的索尼婭愛上了一個名叫塔納耶夫的年輕作曲家。這讓托爾斯泰感到無比震驚、羞愧和憤怒，他曾在寫給索尼婭的一封信中說：“你和塔納耶夫之間過分親密的關係讓我感到噁心，我不能無動於衷地容忍它。如果我繼續和你在一起生活，我將不久於人世，我的名譽也勢必受到玷汙。你知道，我已經為此苦惱了整整一年。我曾強忍著憤怒告訴過你這些，請求你不要繼續下去。那之後，我嘗試保持平靜，只是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後仍然失敗了。你們仍然在繼續發展那種關係，而且我能想象，它將一直這樣發展到頭，我實在忍不下去了。很明顯，你不肯放棄這種關係，那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分離。我已經下定決心要這麼做了，只是我必須找到一種最合適的方法。我認為，最合適的方法就是出國，我們總會想出一個最好的辦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能再讓現在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了。”
然而，他們並沒有分開，只是繼續讓生活變得更加難以忍受。索尼婭仍舊難以脫離情網，狂熱不休地糾纏那個作曲家，他剛開始可能也感到興奮，但很快便厭倦了這種他無以為報、讓他顯得可笑的熱情。索尼婭終於意識到他在故意躲避她，最後，他更是當眾羞辱了她。這深深地傷害了她，沒過多久，她終於認清他只是一個“厚顏無恥、精神和肉體上都粗鄙不堪”的人。這場不太體面的風流事終於到此結束。
到了這時，托爾斯泰夫婦之間的不和已是人盡皆知。索尼婭為此深感痛苦，因為托爾斯泰的信徒們——他們也是他現在僅有的朋友——都站在他這一邊，他們公開表示對索尼婭的敵意，認為她阻礙了托爾斯泰踐行他與信徒們共同的理想。然而，托爾斯泰並沒有因為信仰的轉變而感到任何幸福。他失去了以往的朋友，家庭中又有如此巨大的矛盾，與妻子整天陷入爭吵。他的追隨者們責備他仍舊過著優越、舒適的生活，他也因此感到羞愧。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我人生的第七十個年頭，我全部的希望便是得到平靜和安寧，雖然這並非我的本意，但比起生活在實際需求和道德良心的明顯矛盾之中，這要好得多。”
他的身體狀況開始變得糟糕。之後的十年中，他生了很多次病，有一次嚴重到差點死去。在這一時期認識他的高爾基曾這樣描繪過他：“他身材瘦小，頭髮灰白，眼睛卻比以前更加有神，看人的目光也更加銳利，他的皺紋很深，蓄著一把又大又長的白鬍子。”他已經是個80歲的老人了。一年過去，又是一年，他82歲。他衰老得很快，看起來將不久於人世，但夫婦倆仍然為那些無聊的爭吵所苦。顯然，切爾特科夫並不像托爾斯泰那樣視財產為罪惡，他在雅斯納雅·波良納附近買了一座莊園，這更加方便了他和托爾斯泰之間的往來。他開始催促托爾斯泰實施那個在死後向社會公開所有著作權的計劃。這一行為激怒了托爾斯泰的夫人，因為這樣一來托爾斯泰在二十五年前劃歸給她的那些小說版權無疑會被剝奪。長久以來，她和切爾特科夫之間積累起來的敵意終於爆發成一場公開的爭辯。除了深受切爾特科夫的影響的小女兒亞歷山德拉，孩子們都站在母親一邊。雖然托爾斯泰早已把莊園分給他們，但他們仍然不想過他所希望的那種生活，更弄不明白為什麼非要放棄版權，白白丟掉一大筆收入。面對家裡人的施壓，托爾斯泰仍舊執意立了一份遺囑，宣佈在他去世後，所有作品的版權都將贈送給公眾，存留的手稿也交由切爾特科夫保管，以便他向所有願意出版他作品的人們提供方便。在這份遺囑尚不具備法律效力的情況下，切爾特科夫勸托爾斯泰另立了一份遺囑。他們偷偷將公證人帶進家中，為不驚擾托爾斯泰夫人，他們將書房的門緊緊鎖好，就在書房裡，托爾斯泰親手把遺囑抄了一遍。這份遺囑中，托爾斯泰按照切爾特科夫的提議將所有作品的版權劃歸給了小女兒亞歷山德拉。切爾特科夫後來說起這麼做的理由：“我認為，托爾斯泰的夫人和子女一定不願讓一個非家庭成員繼承和管理他的版權。”他說的有道理，這份遺囑會使其他人失去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這仍然沒有讓切爾特科夫感到十分滿意，他自己又起草了一份遺囑，在他莊園附近樹林中的一個樹樁上，托爾斯泰又將遺囑抄了一遍。在這份遺囑中，切爾特科夫得到了手稿的絕對控制權。
留存的手稿裡，最重要的是托爾斯泰晚年的日記。他早期的日記一直由索尼婭保管，但最近十年的日記都交給了切爾特科夫。索尼婭一直想把這十年的日記要回來，一方面因為這些日記的發表可帶來豐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索尼婭不願讓這些真實記錄著夫妻間不和的日記公之於眾。她派人到切爾特科夫那裡要回日記，被切爾特科夫拒絕了。她甚至以服毒和自縊來威脅，要切爾特科夫歸還日記。托爾斯泰無法忍受索尼婭的狂怒，便從切爾特科夫那裡把日記取回來，卻並沒有交給她，而是存入銀行的保險箱。為此，切爾特科夫寫了一封信給他，關於這封信，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我收到來自切爾特科夫的一封充滿埋怨和責備的信。他們讓我心碎，有時候我真想離開所有這些人，一個人走得遠遠的。”
很年輕的時候，托爾斯泰便一直想要遠離混亂和困苦的塵世，去某個地方隱居，在孤獨中進行自我完善。像其他許多作家一樣，托爾斯泰把這種願望的實現交由兩個小說中的人物，《戰爭與和平》中的彼埃爾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這兩個人物形象就是他自己性格的真實寫照。如今，他的生活狀況使得他更想及早地實現這一願望。妻子和兒女們使他煩惱不已。朋友們認為他應該完全踐行自己的理想，他們的責備也是他苦惱的來源。甚至有許多人因為他的言行不一而備感痛苦，他們幾乎每天給他寫信，在信中責備他虛偽，這讓他萬分傷心。有個虔誠的信徒來信請求他放棄自己的莊園，將自己的財產分給親戚和窮人，不能留下一個戈比，然後再像乞丐一樣去流浪。托爾斯泰寫信回覆他：“我被你的來信深深打動，我的夢想和你建議的完全一樣，但目前我還做不到這點，這其中有太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必須不能影響到其他人。”其實，人們採取某種行動的根源往往深埋在他們的下意識裡，我認為托爾斯泰之所以沒有去踐行他的朋友的建議和自己的良心要求，是因為他下意識裡並不真的想那樣做。作家的心理通常有一個特點，雖然對於每個研究作家生平的人來說，這個特點顯而易見，但我還從未聽人正式談起過，那便是：對於一個具有獨創性的作家，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作品便是他們內心因為某種原因而遭受壓制的本能、慾望、白日夢（隨便你叫什麼）的昇華，這些東西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後，作家便擺脫內心的壓力，不再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了。然而，這種發洩方式並不會使他們完全滿意，仍然會有某種缺憾留在他們心中。這正是為什麼作家大多會讚美體力勞動者，因為動筆的人會懷著一種不自覺的妒意羨慕行動的人。托爾斯泰熱衷於體力勞動，很可能就是為了擺脫自己內心某種慾望的壓力。也就是說，托爾斯泰透過寫作沒能發洩掉自己全部的慾望，他想尋求其他的方式去宣洩，而這種無意識的宣洩行為，卻被他真誠地認為是做著一件正確的事情。
當然，托爾斯泰是一個天生的作家，他以最動人、最富有戲劇性和趣味性的方式表現自己的作家本能。我想，他是為了讓自己的觀點顯得更加鮮明，才在他那些帶有說教性質的論著中失去了控制，如果他好好想一想，這些觀點會得出怎樣的結論，也許他就不會把它們發揮到如此絕對的地步。他的確承認過，妥協在理論上雖不被允許，但在實踐中不可避免。但這樣的話，他就必須放棄自己的整個立場，因為既然妥協在實踐中不可避免，那麼要想徹底踐行他的理論就是不可能的事，他的理論就一定有問題。然而，即便托爾斯泰自己想做出某種妥協，那些一批又一批來到雅斯納雅·波良納的滿懷崇拜心情的信徒也不會同意，這便是托爾斯泰的不幸。信徒們逼迫這位老人做出某種戲劇性的行動來滿足他們的願望，這確實有些殘忍。托爾斯泰的學說牢牢地禁錮住他自己。他的著作引起的強烈反響（當然並不全是災難性的）以及人們對他的尊敬、崇拜和愛戴，這一切都把他推向了一條他並不想走的絕路。
這是因為，儘管托爾斯泰最後離家出走並在旅途中去世，使他決定出走的並不是良心的感召或信徒們的催逼，而是為了暫時逃離他的妻子。事出偶然，那晚他上床睡覺，不一會兒聽到妻子在書房裡的紙堆中翻找什麼。由於自己不久前瞞著妻子立下了一份遺囑，這個秘密一直盤踞在他心中，他隨即想到，一定是索尼婭聽說了這件事，所以她想找到那份遺囑。於是他在她離開書房後起床，拿了幾份手稿，打包了一些衣服，叫醒一位正住在他莊園裡的私人醫生，說自己打算離家出走。這時，亞歷山德拉也醒來了。他們把車伕從床上叫起來，套好馬車，在私人醫生的陪伴下，托爾斯泰上了馬車，駛向火車站。早上五點，火車站很擁擠，天下著雨，寒風悽悽，他們不得不冒著風雨站在車廂末端的露天小平臺上。托爾斯泰有個妹妹在沙瑪丁的修道院裡當修女，他們在沙瑪丁下了車，並且和隨後趕到的亞歷山德拉集合。亞歷山德拉帶來訊息，母親已發現他們的出走，並且想要自殺。這件事索尼婭以前可不止做過一次，只是每次她都下不了決心，不過是在家裡引發一陣忙亂和紛擾而已。亞歷山德拉建議托爾斯泰繼續趕路，一旦母親知道他在哪裡，肯定會匆匆趕來。因此，一行人登上了去羅斯托夫的火車。由於之前就感冒未愈，經過火車夜行的折騰，托爾斯泰病得更加嚴重了。同行的私人醫生只好讓托爾斯泰在中途一個名叫阿斯塔波夫小車站下車。站長在聽說病人是托爾斯泰後，馬上把自己的房間讓了出來。
第二天，托爾斯泰發電報給切爾特科夫。亞歷山德拉則偷偷寫信給她的哥哥，要他從莫斯科帶一個醫生過來。由於名氣太大，托爾斯泰的一舉一動實在很難保密，不到二十四小時，索尼婭就從新聞記者那兒得知了他所在的地方，帶著孩子們趕到阿斯塔波夫，這時，托爾斯泰已病得十分嚴重，為避免打擾到他，醫生沒有讓她走進房間。很快，托爾斯泰生病的訊息便傳到了世界各地。短短一個星期之內，阿斯塔波夫的車站上擠滿了政府代表、警察、官員、新聞記者、攝影師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他們臨時居住在側線上停靠的火車車廂裡，當地的電報局一時也忙得不可開交。陸陸續續來了更多的醫生，托爾斯泰的床邊最後有五個醫生同時照看。他經常處於昏迷中，清醒的時候則在擔憂妻子，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也不知道索尼婭就在房間外面，他只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一生都懼怕死亡，可現在他不再害怕。在清醒的時候，他不斷地叫喊：“逃吧！逃吧！”索尼婭被允許進房間探望他的時候，他已失去知覺。她跪在地上吻他的手，他嘆了一口氣，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他意識到了妻子在自己身邊。1910年11月7日，一個星期天，早上六點過幾分，托爾斯泰離開了人世。
為寫這篇文章，我反覆讀了幾遍愛爾默·莫德創作的《托爾斯泰傳》，還有他翻譯的托爾斯泰的《懺悔錄》。莫德和托爾斯泰及其他的家人都熟識，這是他的有利條件，關於托爾斯泰的生平，他的敘述也十分有趣。但遺憾的是，大多數人想知道他的看法，他卻很少談到。此外，我還閱讀了西蒙教授寫的托爾斯泰傳記，這本傳記內容翔實，詳盡而可信地提供了許多有關托爾斯泰的事實。也許出於謹慎，這些事在愛爾默·莫德的《托爾斯泰傳》裡沒有提及。在我看來，西蒙教授的托爾斯泰傳記是英語傳記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必將長久地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