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在美國新奧爾良生活過一段時間，住在濱海大道的一家公寓裡，緊挨著著名的法國區，這裡時不時會有一些英國遊客因為拒絕交出手中的攝像機，而被附近嗑了藥的搶劫犯殺掉。我卻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當然我也買不起攝像機），儘管我無時無刻不在四處晃盪。
我和女友從紐約到洛杉磯的路上經過了新奧爾良，我決定去這個城市看看。那次我們正替人遞送汽車，跨州的話，通常要求走最短的直路，最多可以超出幾百裡，但是我們的車沒有原始里程數的記錄，我們就在州與州之間繞來繞去，超出了正常里程數幾千裡，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在這次狂亂的旅程中，我們只在新奧爾良住了一夜，但是它（我指的是法國區，而不是整座城市）就像是這個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我發誓等下次有大把的空閒時間，我一定會回來。我一向喜歡發這種誓，卻總是食言，但這一次不同，路過新奧爾良一年以後，我又回到這個城市，在此地待了三個月。
找到出租的公寓之前，我先在皇家街客棧住了幾晚。我本希望能在法國區中心找到一個帶陽臺、有搖椅和風鈴的屋子，在它的陽臺和搖椅上俯瞰其他屋子。最終我卻是在法國區危險的外圍住了下來，那是一處帶有小陽臺的屋子，俯瞰一片空地，我晚上走回家時這片空地總是隱約洋溢著某種威脅。
我在新奧爾良唯一認識的人是詹姆斯和伊恩，一對五十多歲的男同志戀人，是我在倫敦認識的一位女友的熟人的朋友。他們對我很熱情，兩人比我年長不少，又都感染了艾滋，喜歡過安靜的生活，我也就迅速地習慣了一個人日常的工作和孤獨。在電影裡，某人搬到一個新城鎮——即使因為謀殺妻子而蹲過很久的監獄——也很快會在當地超市的收銀處或是吃第一頓早餐時，遇見一個女人。我三十多歲時經常四處遊蕩，搬到一個人也不認識的城鎮，可我在超市從未遇見過一個女人，我在新奧爾良Croissant d'Or(1)吃第一頓早餐時，也不曾遇見。即便我在取名貼切的Croissant d'Or裡連女侍者也沒有遇見，我仍然每天都在那裡吃早餐，他們的杏仁牛角麵包實在是我吃過的最棒的牛角。有時候一連下好些天的雨，是我見過的最大的雨（當然後來還見過更大的），雨下得再猛烈，我也不會錯過在Croissant d'Or的早餐，一是因為這裡有傑出的牛角包和咖啡，更主要的，它已經成為我每天生活節奏的一部分了。
晚上我去街邊的“停靠港”酒吧，我曾試圖在收看CNN的海灣戰爭報道時和一位女招待搭訕，沒有得逞。巴格達的第一次空襲之夜，這家酒吧充滿了興奮和預言，喧鬧不止。濱海大道的很多樹上掛著黃絲帶，每天我都經過那裡去Croissant d'Or，我喜歡一邊吃我的杏仁麵包，一邊看來自海灣的最新報道，或者是《紐約時報》或者是當地報紙，名字是——路易斯安那什麼的？——我忘記了。早餐後我走路回家，工作很久很久，然後在法國區散散步，似乎是被家家戶戶垂掛的風鈴的聲音所引誘了。是一月份，但氣候溫和，我經常坐在密西西比河邊閱讀關於新奧爾良及其歷史的書籍。這座城市坐落在密西西比河河口，地基在淤泥中，它的房子每年都會向下沉陷。再加上陽光的曝曬和雨水的侵蝕，法國區的許多房子都明顯地傾斜了。這種垂直的偏離卻被水平的漂移抵消了。密西西比河的南口沖積瞭如此巨量的砂礫，將河流淤塞得不得不改道，以至於整個城市都在移動。每年，街道都會相對河流的位置移動一點點，微妙地改變了城鎮的地貌。詹姆斯和伊恩所住的迪凱特街和十九世紀地圖上標示的位置相比，就偏差了一些。
一天下午我坐在密西西比河邊，背後的鐵軌傳來貨車駛過的隆隆聲，非常緩慢。我總是想跳上一列貨車，我躍起，鼓起勇氣想要跳上車。火車的長度和蝸牛速度意味著我有很長的時間（太長了）去周密考慮跳車這件事，我害怕有麻煩或弄傷自己，我足足站了五分鐘，注視著車廂一節節咣噹咣噹地過去，直到整個列車駛過。注視著它蜿蜒消失，我充滿了紫丁香般的幽怨，就像是你在街上看見一個女人，你們的目光相遇了片刻，你沒有開口說話，她走了。那一天你都在想，假如你和她說話，她不會感到被冒犯，反而很高興，也許你們會愛上彼此。你好奇她叫什麼名字。也許叫安吉拉。我沒有跳上貨車，我回到了濱海大道的公寓，讓我小說裡的人物跳上去了。
你孤獨的時候，寫作可以給你做伴。它是一種自我補償，一種對事物的彌補——而不是對事物的虛構——這種事並不怎麼發生。
平淡無奇的幾周過去了，天氣越來越溫暖和潮溼，狂歡節就要到了。我可以在狂歡節的時候搬出來，把我的公寓出租，價格會是平時的四五倍。幸好詹姆斯和伊恩要外出，他們答應我搬到他們在迪凱特街的住所，那裡離密西西比河不像過去那麼近了。一開始很有趣。狂歡節。我喜歡抓東西的運動——塑膠杯，珠子，其他小飾物，其實都是些垃圾，它們是從擁擠的街道上緩緩移動的瘋狂彩車上拋下來的。這種運動像是籃球，又像是站在一群難民中瘋搶士兵發放的食物供給。我個子很高，伸手夠得比大多數人都高，儘管在路易斯安那也有一些高個子，他們主要是黑人，而多數白人比較矮，我很容易比他們跳得高。一天晚上，我和一群人正沿著壁壘街打鬧，跳著去搶杯子和珠子，這時槍聲響起。大家全都尖叫起來，驚慌地四處亂跑。不知何故，我的一隻膝蓋發軟，這種事以前從沒發生過，我蹣跚著撞到了前面的一個人，為了不至於摔倒，我一把抓住了他。這引發了另一陣恐慌，每個人都停下了腳步，處處都是警笛聲和警察，一切都回到了狂歡節如常的騷動。
嘉年華的日子越來越令人不快，簡直成了一件無聊的事。法國區擠滿了大學生，丟滿了百威啤酒罐和破塑膠杯，街上散發著酸餿的啤酒和新鮮嘔吐物的臭味。另有輕佻的一面，是由各種群體主辦的奢華舞會。伊恩把他收到的一個宴會請柬給了我，在那裡我遇到了安吉拉，一位年輕的黑人姑娘，她正在一家法學院讀財富積累專業。舞會的第二天，她身穿新洗過的李維斯牛仔褲和一件紅色襯衫來到詹姆斯和伊恩的公寓。她用一根紅色緞帶把頭髮紮在腦後。我們肩並肩站在陽臺上，喝著白葡萄酒，那酒杯如此纖細，讓你不忍一握。我們的手搭在陽臺欄杆上，近在咫尺。我的手向她的手移動，幾乎要碰到她的，接著它撫摸她的，她沒有抽出手，我開始愛撫她的胳膊。
“感覺很好。”她說，目光仍向街上望去。我們接吻，各自握著一隻精細的酒杯，放在對方的背後。接完吻後我們不知道做什麼，就又接了些吻。
狂歡節後不久，法國區恢復了它安靜而空蕩的常態，多納利，一個與我同樣年紀和身高的傢伙搬進了我的隔壁。他的頭髮有點兒長，身著T恤衫和棒球鞋，可沒有我那時候穿得時髦。我們在樓道遇到過幾次，比較了一下彼此的公寓——幾乎是一模一樣，我們去“停靠港”吃了一次漢堡，後來就經常在一起廝混了。大概四年以前——“1987年的愚人節。”他說——多納利得知自己得了面板癌。醫生說他只有三成的希望能活下來，他經歷了一系列手術，顯然精力充沛，我們相遇前的五個月他還有力氣鬧自殺。那以後他住進了洛杉磯的一家精神病院，現在正在圖蘭大學醫院“接受”進一步的癌症治療。（在多納利的簡歷中，醫院扮演的角色，就像我的簡歷中大學扮演的角色一樣。）
多納利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網球打得很好。下午我們經常隨便打上一個小時（他覺得記分沒有意義）。他的水平高出我許多，但我喜愛扣殺每一個球，而且我有強烈的求勝心（儘管我們沒有記分），我們就算是球逢對手了。打完第一場後，他脫掉溼透了的T恤，他的背部和胸部讓我震驚：一副傷痕累累、滿目瘡痍的軀體。晚上，我們在酒吧裡喝得醉醺醺或者隨便閒蕩，通常是在“停靠港”，有時候也去別的地方。他總是喜歡談論他經歷過的“癌症和其他臭狗屎”。第一次檢查結果發現是陽性時，他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在衛生間裡，刮鬍子。我媽媽開啟信封，走進來，擁抱我。我是這樣說的，‘媽媽，我在刮鬍子。’”
“你從來沒有感到難過？”
“我的生活毀了，但我沒有難過。你知道，他們一直在說什麼‘接受’外科手術，‘接受’化療。真讓我心煩。我從來沒這麼想過。我只是在過我的日子。我不是在‘接受’它。”
我們坐在我的陽臺上，他一邊說著，一邊看著空地上孩子們在玩耍。天黑得很快。
“你為什麼要自殺？”我問道。
“不是因為我抑鬱或是別的什麼。我甚至不是特別想死。我只是不再想活了。”那一晚上他都在吸可卡因，他說。然後他坐在車裡喝啤酒，聽音樂，感到很幸福，而排氣管將車內灌滿了一氧化碳。
天黑了，還是溫暖的。我們看不見玩耍的孩子了，不過能聽見他們。
“你的朋友怎麼看？”我說。
“我想他們會想，這才是多納利吧。”
精神病院的醫生和我一樣好奇。他們見過很多未遂的自殺案例，卻從來沒碰到過這種。他們尋找線索，詢問他“有沒可能是酗酒的原因”。
“我真希望如此，”他說，“這麼久以來我在這上面花了很多錢和時間。”
對他來說，一切都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他什麼也不在意，卻有很強的交友能力。他很體貼大方（他沒有工作，卻一直手頭寬裕），從不強人所難，而每當我建議去喝一杯或吃點什麼時，他又總是積極響應。我敲他的門時，他永遠是躺在床上喝啤酒或是看電視。他從不讀書——連報紙也不讀——他從不覺得無聊。他所有的時間都是在做他自己，做一個美國人，做一個叫多納利的人。
一個週末，多納利的家人來訪，我和安吉拉則駕著她的車去了密西西比。之前她離開了一段時間，和她的朋友們去了東海岸，所以我們有好幾周沒有見過面了。我們時常相擁而吻，卻不曾真正睡過。我希望在我稱之為“自由之旅”的途中，我們能有過一次。安吉拉不知道我的意圖。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回首往事我屢屢感到驚訝，人們竟然有那麼多不知道的事。這就是旅行的一個特別之處，你知道了一件事：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甚至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相當無知的，而這其實也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沿著路易斯安那的平原行駛，經過了沃克·埃文斯(2)鏡頭下的風景以及一排排貧民窟，越靠近密西西比，那些房子越是破敗。我們開得很慢的時候，人們就會停下手中的活（即使是什麼也不做），望著我們開過去。天色陰沉又潮溼，積雲滾滾。我隱隱約約地期待我們會成為種族暴力的犧牲品，戴著棒球帽的白人鄉下佬會漫不經心地用石頭砸碎擋風玻璃，但我們遇到的每一個人——主要是加油站的服務生——他們太疲倦而且又太有禮貌，除了汽車的牌子，他們什麼也不曾注意到。
我們住進了傑克遜的一家汽車旅館，在一家霓虹閃爍的汽車餐廳吃了晚餐，他們供應分量很足的家常飯。晚飯後我們回到了汽車旅館。我忘記把在新奧爾良買的避孕套帶來了，箭在弦上，我們也顧不上那麼多了。
“你要是有艾滋的話，我就殺了你。”安吉拉說著，一邊引導我進入她。“不要進入我。”她又說。
我們的性事結束之後——我很自然地趴在她身上——躺在密西西比的黑暗之中，車燈掃過天花板，我們聽著從隔壁屋裡傳來的電視聲。
“你以前和黑女孩做過嗎？”
“是的。”
“多少？”她說道，聽起來像是鬆了一口氣。
“兩個。你知道可笑之處在哪裡嗎？”
“她們都問我，我以前是不是和黑女孩做過。”
我們事先從一家酒類專賣店買來了啤酒，餘下的整個晚上都在房間裡喝酒，好像我們才搶劫過一個加油站，正在逃亡的路上。
回到新奧爾良後，我和多納利也出門遠足，進入過沼澤地——水面上漂浮著的像木頭一樣的東西，已經漂流了幾千年，竟然是短吻鱷——我們會環繞新奧爾良駕車兜風，一邊聽搖滾樂。一天晚上，我們在城市公園東邊的菲爾莫街上行駛，天上飄起了濛濛細雨。雨刷模糊了車窗外的紅燈，霓虹投射成車窗上綠色的小水坑。一輛等著變燈的車就在前面，我們的車滑向了它。我們速度不快，但是金屬的碰撞聲很大，玻璃碎屑散落如雨。兩個小夥，兩個黑人小夥，從車裡出來，朝我們走了過來。多納利把手放在儀表板的雜物箱上。這兩個小夥檢查了一下他們被撞的客貨兩用車，想看看有沒有撞壞的地方。沒有，至少是沒有新的剮蹭，他們看來沒有放在心上。多納利關上了雜物箱，搖下車窗。其中一個小夥走過來和他交談。他聞到了我們車裡的菸草味兒，笑了起來，多納利把他剛才抽的大麻遞給他。兩個黑人小夥坐回到他們的車裡，我們兩個白人小夥也繼續上路了。有一刻我緊張極了。在美國，你對種族會非常敏感，在英國你完全不會有這種感覺。你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黑人區，你想，糟糕，我在黑人區，也許我不應該來這裡。多納利說，他們下車時，他也有一點兒不安。
“所以我要帶上這個，”他說著，一邊開啟雜物箱，把手伸進裡面。他遞給我一支槍。我以前從未摸過槍。它看起來很小，很重，烏黑，危險。我把槍還給多納利，他又把它放進雜物箱，合上蓋子。
“麻煩的是，我只剩下兩顆子彈。打個比方，要是三個小夥要強姦我，我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說什麼。我也來自英國，一樣對槍的用法不熟悉。
“兩顆子彈。”多納利說道，搖了搖頭。
“也許你應該多買些子彈。”我說。
“你說得對，哥們兒。我要多買些子彈。”
“兩顆子彈……”
“他媽的，兩顆子彈和沒有一樣。”
“只有兩顆子彈的槍有什麼用呢？”我說。我漸漸掌握了槍支談話的訣竅，並且十分享受。
“一支槍需要六顆子彈。”多納利說。
“比如六發式左輪手槍。”
“我最少還需要四顆。”
“你的潛能只用了百分之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