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減四等於二。”
“還缺四顆。”
“一個槍裡只有兩顆子彈的傢伙就是傻逼。”
“我可不想這麼說，”我說，“我怕讓你不爽。”
“你就算是沒說出來，我也知道你心裡是這麼想的。”
“如果我是你，我明天就去槍支店。一大早。”
“你說我到那之後會做什麼？”
“你會買四顆子彈。”
“我可能會買六顆。”
“好主意。”
“我就會有兩顆備用的了。”
“沒錯，兩顆備用。”
我們把車停在公寓樓外。雨下大了，我們快步走向“停靠港”。海灣戰爭結束了，酒吧比以前還要喧鬧。我們坐在酒吧裡。多納利和那個我曾試圖搭訕的女招待睡過了，她給我們免了酒水費。我很餓，點了一個漢堡；多納利吃過晚飯了，但也點了一個。我們曾在這裡喝得醉醺醺；喝了這些酒，我們開始胡言亂語。他和我講起他入伍的日子。他的部隊在柏林駐紮，他和另一個傢伙定期向蘇聯人賣情報。結果他們掙了一大票，使勁花也花不完。週末他們會飛到巴黎，為了和美麗的法國站街女睡上一夜而一擲千金。他在洛杉磯染上的可卡因癮也越發不可收拾了。
“你會為此內疚嗎？”
“什麼？把錢都花在可卡因和妓女身上？”
“不是。把秘密賣給軍情五處——我是指克格勃。”
“只是覺得錢唾手可得。”
“我覺得是背叛。”
“哦它是的，哥們兒。”
多納利總和我說這些事，關於他是多麼不值得信任的那些事——背信棄義到如此程度——但我從來沒想過不要信任他，從來沒想過不要相信他對我說的那些事。不僅僅是如此，他以他的方式讓我感覺到，他是我遇到過的最值得信任的人，一個我能託付的人（不是說我有什麼事情要託付），我絲毫不擔心他會背叛我。我覺得，這一切意味著他是我的朋友。像我這樣生活的人，住過不同國家的不同城市，我已經習慣於在別人不再交新朋友的年紀結交新朋友，而他們就是靠十九、二十歲時在大學時積累下的日漸減少的朋友儲備為生。這是我的生活中最快樂的事情之一了，也許我講這個故事——這個真實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我想把這個簡單的事實記錄下來，那就是在新奧爾良這個我們幾乎誰也不認識的城市，我和多納利成為了朋友。
“你知道，我還在想著子彈的事。”吃完漢堡，我們又點了些啤酒後，他說道。
“我知道，”我說，“我能猜到。”
“我可以買十顆：四顆裝和六顆裝的。”
“兩套六顆裝的。”
“我不需要那麼多。”
“那就六顆吧。我的意思是，買六顆裝的。”
“二加四。”
“等於六。”
“加上你原有的兩顆。”
“答對了！”
我在新奧爾良的日子到了尾聲。我要去聖克魯茲，我轉租了一位朋友的公寓，他要出門幾個月。我才在新奧爾良找到了生活的感覺，卻又到了離別的時刻。離愁別緒往往化身為購物的強烈衝動。那個階段的我不喜歡穿涼鞋，但是在多納利的堅持下，我買了一雙Teva(3)運動涼鞋，就像是腳上穿了一隻手套，一隻腳各穿了一隻——我是想說，穿在腳上的感覺像襪子。我還買了一副近視太陽鏡，讓我見到了以前從未見到的世界，閃閃發光的清澈世界，玫瑰紅色的明亮世界。
多納利也想去西部，但不想去太遠的西部。假如他又到了洛杉磯，他肯定會自殺的。他想去拉斯維加斯，在“新奧爾良的西部，又不像洛杉磯那麼西”。
“好啊，”我說，“正是如此。”他在那兒有朋友，在拉斯維。我們時常談起合寫一部關於他的生活的書稿。“所有那些垃圾間諜內容”都讓這本書顯得很有商業價值，但我卻視它為一種寓言，一種不帶任何說教或寓意的寓言，一種無法從中學到任何東西或得出任何結論的寓言。我對寫這本書有極大的熱情，他也是。
從我們的自由之旅回來後，我和安吉拉又睡過幾次，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發生。我們見面的次數如此稀少，從見面到不見面的過渡幾乎是無法察覺的。也許我傳染上了多納利對事物的冷漠態度。我懷疑這也並非是我唯一傳染上的。我的身體感覺不太對勁：我撒尿時有輕微的灼痛，非常輕微。
走之前的那個晚上，我和多納利醉醺醺地坐在密西西比河邊（據說天黑後待在這裡不是明智之舉）。幾乎是一輪滿月了。嚴格地說它不算是滿月，但也非常圓了。我告訴多納利我幻想跳上那節火車的事。
“你真應該這麼做，哥們兒。”他說。
“我知道。我在書裡這麼做了。”
“那天晚上我想自殺，可是幾乎要放棄了。我很少會自尋煩惱。我又想，操，隨便哪個晚上你都可以這樣坐在你的車裡喝酒啊。來吧，讓我們繼續吧。”
“這是怎樣的意志力！”
水面有油輪駛過，向著目的地堅定而緩慢地前進，河對岸是阿爾及爾吊車，河的這邊是我們。那天沒有霧，我記憶中的畫面卻有霧角聲。圓月時不時被湧向海岸線的烏雲所遮擋。大河不像是威武的棕色大神(4)；它僅僅是一條巨流河，太蒼老，太沉重，早就對奔向墨西哥灣或別處失去了興趣。不過是難以平息的慣性在推動著它向前。
第二天早晨多納利開車送我去機場，我先飛到舊金山，接著坐汽車去聖克魯茲。我撒尿時的灼痛感已經不容忽視，我去了診所，醫生給我開了些治療衣原體病菌的抗生素。
我和多納利有時候會在電話裡聊聊，我們合作書的計劃卻擱淺了：我正在創作的小說所花的時間比預計的要長——實際上我根本沒有完成它。漸漸地，我們失去了聯絡。
最近我聽說詹姆斯和伊恩都死了。我最後一次聽到多納利的訊息，是他還住在拉斯維加斯的時候。幾年前我給他打過電話，但那個號碼打不通了。我沒有他的備用地址——那是電郵之前的時代——我也不知道他會在哪裡。離開新奧爾良之後我又搬過很多次家，我不知道多納利是不是找過我。有時候我想要把他找到，又不知道從何找起。他可能在洛杉磯，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很可能，他已經一槍崩了自己。
(1) 著名的法國糕點店。
(2) 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1903—1975），美國攝影大師，尤其以關於美國鄉村和小鎮的人們及環境的鮮明照片而聞名。
(3) 1982年，美國科羅拉多河一位資深領航員馬克·戴卓爾，經常處於險地，他厭倦了既溼又滑又重的運動鞋，而一般涼鞋又容易被激流衝脫，他決心創制出一雙無論在綁帶系統、抓地效能、輕巧舒適還是堅韌耐磨方面都有卓越表現的運動涼鞋。1983年，馬克以親身經驗，不斷鑽研及測試，創造了世界第一雙運動涼鞋Teva，既有運動鞋的穩定彈性，又擁有涼鞋的透氣舒適。
(4) 語出詩人艾略特的長詩《四個四重奏》：I do not know much about gods；but I think that the river is a strong brown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