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的時候，我過著快樂的作家生活，每天基本上什麼都不幹。一件事都不幹。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對於住在附近的有抱負的作家來說，我是個充滿誘惑力的榜樣吧。更確切地說，我是尼克的榜樣。這位年輕的美國人住在我對面，他從來沒有讀過我的作品，對他來說，我的名字沒有任何意義。然而，他知道——從我這裡知道——我是個作家，以寫字為生。我們的陽臺挨著，中間有一道不見陽光的裂縫，我們經常隔著它聊天。這種交流文學及文學生活的方式雖然不太方便，但是非常可愛。對閒散生活及大麻的共同熱愛把我們這兩個青年作家連在了一起，一個從來沒有發表過作品，一個已經不那麼年輕。尼克來自加利福尼亞，而我也迫不及待地讓他知道我寫了許多本書，只是它們根本不在摩洛大街的英文書店出售。他在羅馬教英語——他就是這麼謀生的——同時，他也在寫一個短篇小說，也可能是一系列短篇小說。不過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對這種系列都沒有興趣。
在《文明及其不滿》(1)一書中，弗洛伊德曾將羅馬的歷史類比為“心靈領域的保留”（而我，則並不把它當成記憶）。當時，我正想圍繞這個話題寫點什麼。在這座城市，連續不停的建設抹殺或掩蓋了一切，除了早期建築成就的“些微殘留”。後來的這些建築也都依次變成了廢墟，淹沒在“自文藝復興以來近幾個世紀飛速發展的大都市的雜亂”中。弗洛伊德曾讓我們想象，羅馬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獨立的精神個體，有著相似漫長而豐富的過往——一個個體，也就是說，在它身上，一旦建立起來的東西就不會消失，而先前所有的發展階段都將與上一個並存”。比方說，在如今的圓形角鬥場(2)所在地，“我們也可以同時欣賞已經消失的尼祿金殿(3)”以及其他曾經出現在那裡的建築。
這些只是理論，就連我本人也不太確定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在實際生活中，它意味著，每個晚上——還有大多數早晨（以及某些下午）——我都會去聖卡利斯托，它是羅馬最好的酒吧，或許是義大利，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卡利斯托是特拉斯提弗列區生活裡的固定裝置，很難想象沒有它（或者它的顧客們）會是什麼樣子。大多數餐館和度假勝地都喜歡標榜自己有多“高階”，但大多數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都與“高階”截然相反——並且，沒有別的地方會比卡利斯托更不高階了。它讓監獄都顯得很高階。並不是說無論什麼樣的人，它都歡迎，而是，各種各樣的人都已經在那裡了。癮君子、電影導演、記者、模特、收垃圾的、遊客、醉漢、瘋子、醫生、已經倒閉的酒吧的侍者，最後都會出現在卡利斯托。有些人正是從那裡才開始變成這樣的人的。如果你想在那裡遇見什麼人，根本沒必要刻意去安排：只要簡單地假設他們在那裡就行。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愛去聖卡利斯托；有些朋友我只在那裡看見過。旺季的夜晚——從六月到八月中旬，從八月末到十月中旬——根本分不清它的桌子擺到哪裡算完，旁邊比薩店的桌子又是從哪裡開始。停在那裡的摩托車變成了餐椅，汽車變成了餐桌。在熱浪之中，它上午的生意也很好，跟英國酒吧下午的生意一樣火爆。也難怪那裡的空氣都充滿了慾望。雖然可能沒有寫入憲法，但婦女裸露手臂的權利無處不在張揚。我一邊跟尼克那愛調情的朋友莫妮卡說著天氣有多熱，一邊計算著，除了涼鞋，她身上只穿了兩件衣服。而我只能看見其中一件——淺藍色、無袖的裙子，我很好奇另外那一件是什麼樣子。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她說。
“什麼？”我說。
“你在想我的內褲。”
“你是怎麼知道的？”
“很明顯呀。”
“那我具體在想什麼呢？”
“你在想我的內褲是白色的。”
“對。”
“是棉質的。”
“也對。”
“你還認為它很小。”
“是的，我就是這麼想的。”我說，“那我想得對嗎？”
莫妮卡沒有回答，從她的小摩托車上滑下來，溜進了酒吧，剩下我自己在那裡，胸口發緊，差點要倒下。如果這場對話能持續得久一些，我就會告訴莫妮卡我想拍的一部電影，一部有她在裡面的電影。在我的腦海中，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這部電影。它由白色圓柱與藍色天空組成，在哈德良行宮(4)拍攝——傍晚的時候，在盧斯大街熾熱的黃色圍牆和陰影邊拍攝。它會有一點德·基里科(5)的風格，還有些安東尼奧尼(6)的立體空間感，莫妮卡會漫步於其中，像霍普·薩多沃(7)的一首歌。我想給它起名叫《古蹟的意義》。一個月前，我還買了一部二手超級8毫米攝影機，準備開始拍攝。
攝影機買來後，我只把它從它結實的皮箱裡拿出來過一次（胡亂地調過一次焦點和焦距），然後就再也不打算這麼做了。我甚至沒有買膠捲。使用說明非常複雜，而且我知道，在我拍攝電影的雄心壯志和實現它的技術方法之間，肯定有著令人沮喪的落差。我還有一個迷信的想法：如果我學會了怎麼使用這部攝影機並拍了一部電影，我下半輩子就只能是個作家了，比現在還要糟糕。我對尼克（他也喜歡拍電影這個想法）解釋說，我可以把事情綜合起來寫個劇本，但我在電影拍攝方面的理念，會妨礙劇本實際呈現出來的效果。它還會打消拍電影的念頭。這並不能阻止我和尼克在聖卡利斯托像電影人一樣聊得熱火朝天，彷彿我們已經制作出許多有名的電影並且還有一些正在拍攝當中。
“長鏡頭，”我說，“讓沉默也成了一種對話形式，它本身變成了一個角色——這是你早期作品的特點，但最近你好像喜歡用更快速、更聽得見的視覺效果。”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尼克說，“沉默還在那裡，但我希望人們更認真地觀看，去發現它，聽到它。”
“你知道我喜歡做什麼嗎？回到最基本的地方。遠離製片效果。不要演員，不要劇本。只拍一些片段。你知道嗎，只有我和攝影機——”
“膠捲——”
“正是如此。”我說道。我們碰了碰杯，純正的電影觀念讓我們有遇到知音的感覺。
雖然我再也沒有把超級8毫米攝影機拿出來，也沒有買膠捲，我還是經常會覺得，要是把它帶在身邊就好了，因為在羅馬處處可以看到電影。電影院裡沒有值得一看的電影——所有值得一看的電影都配了義大利語的音，所以就不值得一看了——但是街道上充滿了電影。在科索大街上，軍樂隊和遊行隊伍讓交通陷入了停頓；有時候甚至連遊行隊伍也停了下來，而軍樂隊仍在表演。女孩們表演著閱兵式那一套，熱情奔放地踢著腿，她們的熱烈彌補了步調的不一致。其中一位隊長尤其漂亮，我看到一個年輕人緊緊地盯著她看。他的目光一寸都不肯離開她。這期間他一直在吃一支粉色冰淇淋。天氣非常熱。他一舔，冰淇淋就往下滴。她繼續跳，他舔著滴滴答答的冰淇淋。這場面真是色情得難以置信，不過這傢伙一臉嚴肅——她又那麼刻意地忽視他——好像他實際上，真的只是在吃冰淇淋。它簡直是一流的：羅馬生活的自然場景像電影中的一幕。電影的名字？就叫“在羅馬”吧。
羅馬人的一生都在為一出持續的悲喜劇試鏡。就拿這個年輕的女人來說吧——她頂多十七歲，被抓住騎著黃蜂牌小型摩托車在路上逆行。大家都那麼幹，只有她被警察抓住，勒令停在路邊。他穿一件熨得極其平整的藍襯衫，摩托車高筒靴，還戴著一副飛行員墨鏡。在那副墨鏡上，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到群眾演員們站著看熱鬧。她穿一件黃色的背心裙。她的腿和胳膊都裸露著，曬成了棕褐色。警察讓她出示證件，她又拿不出來。雙重危險啊！她請求原諒。他不肯寬恕。這是男人與女人的對峙，制服與美裙的對峙。他要處罰她違反交通規則。她先是哀求，接著賣弄風情，最後哭了起來。那些眼淚可能是鱷魚的眼淚，卻也是真實的：真實的鱷魚的眼淚。最後他放她走了。為什麼？部分原因是這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寬恕！救贖！），主要還是因為她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如此好（因此，也讓他演得很好）。她透過了試鏡。他們都是羅馬電影生活秀中的明星。
還有一次，我騎著車在迪斯達奧球場附近轉悠，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輛黃蜂牌小摩托車躺在路中央。路上灑滿了碎玻璃。一個年輕的女人躺在旁邊，身上蓋著一張毛毯，人們圍在她身邊。路面還有一些血跡。那場面糟糕極了——但那只是一場電影。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電影，有攝影機、燈光和拍攝班子的電影。過了一會兒受害者站了起來，他們又重新演了一次。看到它不是真的，事故並沒有真正發生，我鬆了一口氣，因為在這裡，碰撞、受傷和死亡都是非常有可能的。羅馬人認為騎小摩托車一點也不危險，但整個城市裡到處是跛子和瘸子，腿上打著石膏，胳膊上掛著吊帶。有一天早晨，在我隔壁菸草店的女人露面時，一隻眼睛烏青，一邊臉上很多擦傷，一隻胳膊上還纏了厚厚的繃帶。
“出什麼事了？”我問。
“摩托車事故。”她說道，儼然一副把受傷和痛苦當作家常便飯的口吻。鵝卵石鋪就的道路溼滑，容易下陷，在爭搶的車輛中稍有不慎，就會發生致命的事故。我經常在下午的時候騎著我的小摩托車出去轉悠，每次回來的時候，都會慶幸自己還完好無損。如果不是南尼·莫萊蒂(8)已經做過了，我肯定也會拍一部電影，記錄下這些可怕、刺激的羅馬城區之旅，背景音樂是加雷特的《科隆音樂會》(9)唱片。在羅馬，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看到什麼，但你總會看到些什麼，哪怕只是三個男人往一棟十六世紀義大利風格的建築屋頂上裝四人座的沙發，或者“多麼大的驚喜啊！”——莫妮卡正坐在她的黃蜂牌小摩托車上等紅燈。我沒騎車，無所事事地閒逛著；她正要去聖洛倫佐一家叫作迪斯福的唱片店。我想跟她一起去嗎，坐她的車？
“當然。”我說。
“上來吧。”她說道。莫妮卡是羅馬人，她開得比我快得多。整個城市在一連串的有驚無險之中被我們飛快地拋在後面。當然，我們沒有戴頭盔。我緊緊地靠在她背後，抱住她的腰。我的手沒有向上摸她的乳房。我的手停在她的髖骨上，透過她的面板和裙子，我能夠很明顯地摸到她的髖骨。
除了冒著受傷、撞死及被人誘惑的風險待在小摩托車上，除了在聖卡利斯托消磨時光，我幾乎沒做什麼別的。有一天晚上，我跟尼克一起去看了露天電影，德·西卡(10)的《偷腳踏車的人》。我們倆都沒有看過這部新現實主義名作，看了之後我們都很失望。
“如果那麼想表達現實，為什麼他不乾脆鎖上腳踏車？”尼克後來在卡利斯托說。
早晨，我穿過龐特西斯特酒店，去鮮花廣場買櫻桃番茄和櫻桃口味的櫻桃。偶爾我也會在那裡買本雜誌。廣場中央戴著頭巾的喬爾丹諾·布魯諾(11)雕像——因為支援哥白尼的理論被燒死——站在熱浪之中沉思。它的拉丁銘文裡包括“屁股”這個詞。我以此推斷，這篇銘文總的來說是在解釋，這就是布魯諾的屁股被燒掉的地方。午餐後，攤位們都收拾停業，被踩踏的垃圾都被運走之後，鮮花廣場變得荒涼，空蕩蕩的，但是到了晚上它就會像孟買一樣擁擠——當然不像孟買那樣人多，但肯定像聖卡利斯托一樣擁擠，像羅馬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樣擁擠。
從七月進入八月，城裡的人開始慢慢減少。很多地方都關門了；之前有商品展出的地方，現在門窗緊閉，只有一張標籤說商店放假關門。每一天都有商店、餐館、市場關門。每一天都有朋友去度假。每天下午，我都在跟朋友們道別，在他們離開之前在卡利斯托喝咖啡，自己明明沒有度假計劃，還要佯裝勇敢（“總得有人留守啊。”我說）。除了尼克，我認識的人都離開了。每一天，這個城市都變得更炎熱、更空蕩、更安靜。大街小巷都被籠罩在一種日食的陰影之下：大白天，也像門窗緊閉的晚上一樣。午間的昏沉開始持續一整天，一整個禮拜。八月，“鐘擺停頓之月”。我也停頓了，哪兒也不去。
遊客們陸續到來，但他們不是真正的佔領部隊。他們的行程很緊，時刻變換方位，還經常成群結隊地奔向鴿子最常光顧的地方：聖彼得廣場、西班牙階梯、納沃那廣場、卡比多利歐廣場。在卡比多利歐廣場，一對德國夫婦讓尼克幫他們在馬可·奧勒留(12)和他的馬前拍照。他很自然地答應了。他們流露出來的感謝，在這個滑鼠時代似乎有些誇張。或許只是因為迷幻藥起反應了。我是不是忘了說我們在一個半小時之前吃了幾片LSD(13)的微型藥片。那好吧，如果我忘記說了，那我們的確吃了。這也是我所謂的麥角酸醯二乙胺考古學研究的一部分：用LSD抹去這期間的歲月，直接抵達過往。不管怎樣，它只是一種方式，消磨這度日如年的時光。像許多加州人一樣，尼克是一個在旅行中非常容易相處的人。如果我想讓這次旅程“像皮拉內西(14)的版畫一樣觸動心靈”，和他在一起就對了。儘管馬可·奧勒留的嘴唇沒有動彈，我們還是覺得他——而不是他的馬——在說，“今天你們祈禱想要得到的東西都能得到，如果你們自己不拒絕的話。”羅馬士兵們——三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幻覺中的，只是給遊客拍照的道具，在照相的空隙中，他們時不時還抽根菸。
在羅馬廣場殘跡之間遊蕩的人們——在卡比多利歐廣場之後，我們去了那裡——不是圖拉真或尼祿的鬼魂，而是十八世紀遊客的靈魂。他們仰頭觀看提圖斯凱旋門，敬畏於古蹟的宏偉。圓形角鬥場就好像“貓和老鼠”牌乳酪做成的古代旋轉圓臺——或者從遠處看去，它分明就是。在圓形角鬥場裡面，甚至能感覺到它的石頭也在呼吸，知道礦石也有生命，這種感覺很好。汙跡斑斑的石塊像有生命一般脈動、顫抖，像一隻被人愛撫的小動物一樣溫暖、生機勃勃。在那幾分鐘之內，一切皆有可能。我能觸控到石塊中心——祈禱發生或結束的地方——的靜止。祈禱通常都是相同的：讓我擺脫時光的侵蝕，像這塊睡石一樣，對時光的流逝無所動容吧。古典遺址體態優美的雕像回應了這個祈禱：被靜止地儲存在石頭之中，活在已經死去的歲月之中。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我們又回到卡比多利歐廣場看君士坦丁塑像殘片。他的頭呈現出一種腫脹的藍色，他的右手指向天空，他的腳——沾滿煙塵的白腳——每隻都比常人要大得多。很難想象，這些碎片曾經拼湊出一個閃閃發光的人，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它們曾經是由人雕刻而成；它們更像是地殼的鉅變而形成的，就好像冰河與山川那般。有人正坐在這些巨大的碎片旁邊，雙手抱頭，很明顯被這遺蹟的宏偉壯觀震住了。我過了好一會兒才意識到，坐在那裡的那個人，其實是我。我不僅僅是震住了：我還想進入到雕像的死寂時空，透過他們沒有瞳孔的眼睛、從他們的角度（日夜不分，幾個世紀像幾個小時一樣一閃而過）去看事情。除此之外，我沒有別的事情可做。或許我曾經做到了，在一瞬間。尼克拍了一張我坐在那裡被古蹟震驚的照片。照片洗回來了，卻很難在上面找到我：模糊，像鬼魂一樣透明，無常。
越來越多的地方關門，聖卡利斯托卻依舊營業——感謝上帝。我和十幾個人一起坐在外面，還有一群流浪的貓狗，擠在一道斜影裡面，感覺已經被人遺忘。其中一個人就是尼克。我們聊起過去，我們的事業，鏡頭和角度，沒完沒了的鍋碗瓢盆，新現實主義對他的作品姍姍來遲的影響，電影《義大利任務》對我的作品的影響。我想到了《古蹟的意義》，這部我沒有拍的電影，特別是哈德良行宮的那一系列鏡頭。我們四人——尼克、我、莫妮卡和她的朋友克里斯蒂娜——開著克里斯蒂娜的車前往提沃利(15)，將羅馬拋在腦後，彎彎曲曲的義大利高速公路，讓我想起舊金山，從101號高速公路上看過去的風景。我們在一大片空地之間穿行。沒有人帶地圖，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麼：雕像環繞護衛著浴池，碧波映照著藍綠色的天空和白色圓柱，一座無頭的塑像，一隻享受日光浴的石頭鱷魚，還有蟋蟀的叫聲。
某一刻，我和莫妮卡發現我們單獨站在維納斯神廟的一小堆殘跡之前。很難相信，過去存在於這裡的這些東西曾經被人試圖圍起來，不讓世人看見，變成內部風景；相反，這座神廟的目的彷彿就是讓人去注意它所表現的一切，去圈住那片熱烈的漸行漸遠的風景。我們吃了從羅馬鮮花廣場買來的無花果。莫妮卡穿著有趣的T恤——上面印著“我愛做壞事”——還有寬鬆休閒褲。在這兩件衣服中間，我能看到她曬成棕褐色的小腹，她的肚臍上還吊著一枚銀環。她的頭髮像影子一樣黑。我看著她吃無花果，自己也一邊吃著。我強烈地體會到勞倫斯的詩句，還有電影《戀愛中的女人》中的場景：阿蘭·貝茨扮演的伯金引用這首詩的場景。這種體會的表達滿是引號。莫妮卡嘴裡嚼著一個無花果，還不停地往嘴裡塞。
“你的無花果味道怎麼樣？”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