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廠這段時間幹得還算舒心。我們的工作是看印刷機，把一摞一摞的白紙上到印刷機上，等印上字從機器那邊出來，再給搬下來。工作雖然枯燥，但是工廠不大，總共十幾個人，管理也挺寬鬆的。
遇上個師傅叫範軍，那年他三十多歲，對我們非常好。印刷廠的食堂不讓臨時工吃飯，我們去打飯碰了釘子，心裡很窩火。範師傅替我們出氣，跑到食堂大鬧了一番。範師傅一家三口住在印刷廠的辦公室，後來他就讓我們在他們家入了夥，由她媳婦兒給我們做飯吃。
跟我們一起打工的還有兩個女孩兒，來自北京郊區縣。長得沒有城裡人洋氣，但是人比城裡女孩兒爽快。我們一邊兒幹活兒一邊打鬧，男女搭配，幹活兒不累啊。
後來，我們又搭上個草臺班子，隔三岔五地能去郊區縣演出掙點兒零花錢了。範師傅非常支援，我們請假出去演出的時候，他一個人把我們倆的活兒都包了。有時候演出回來太晚了，我們倆就住在廠子裡，省得第二天早起。範師傅從自己家拿來被褥，鋪在車間的桌子上，等著我們回去。
這期間正趕上人口普查，我們倆排練了一個小品專題，上了北京電視臺人口普查晚會。這下子印刷廠可轟動了，我們倆成了名人。食堂不但允許我們打飯了，每回還都多給我們盛一勺子。
藝人就是這樣，只要演出能養活自己了，就什麼活兒都懶得幹了。我們倆靠演出能吃飽飯了，就把印刷廠的工作辭了。那是一傢俬人承包的印刷廠，老闆不給我們結最後一個月的工資，範師傅還帶著我們去老闆家要工資，我們也當了一回討薪的民工。
後來在當兵期間，我還利用休假去範師傅的小屋看過他，請他到門口的川菜館兒喝了回酒。等到從部隊復員回京，再去看望範師傅，印刷廠已經搬家了。人去樓空，誰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範師傅在我們倆無可奈何地到工廠打工的時候，給了我們無私的關愛。他雖然在事業上幫不上我們的忙，但我一直認為他是我人生當中的一個貴人。總在幻想著，哪天演出完下臺，一個又矮又黑、戴著高度近視鏡的小老頭兒站在我面前，“方兒，還認識我嗎？”
但願這天真的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