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學的時候犯過一回“政治錯誤”。
那是在語文課上，老師教大家如何描寫長安街的夜景。老師循循善誘，“到了晚上，長安街的兩邊亮起了什麼呀？”她需要大家接“彩燈”。我小時候雖然挺蔫兒，但是偶爾說出一兩句話來，聽著還挺葛，這可能就是我說相聲的天賦吧。我下意識地接了一句，“點起了蚊香。”全班鬨堂大笑。
老師被我氣哭了。語文老師二十出頭，本是青春少女，平常卻總是一臉嚴肅，穿得也挺滄桑，估計是為了鎮住孩子們吧。那天她肯定在家遇到什麼不痛快的事兒了，我這一接下茬兒，觸痛了她的敏感神經。不然就是再脆弱的人，也不可能因為這點兒事兒痛哭流涕。
老師把我叫起來，批評了我一堂課：“你小小年紀，思想複雜。”那麼大點兒孩子能複雜到哪兒去呀？老師先給我來這麼一句，嚇得我差點兒尿了褲子。
“你這是侮辱社會主義！”那時候文革已經結束了，但是很多人身上還有文革的影子。“幸虧你歲數小，要是歲數大點兒，你犯的就是政治問題。”這下兒我更害怕了。我爸爸就因為一點兒海外關係，就受那麼大罪。我要是侮辱社會主義，那還不得判刑呀？
老師接著進行批鬥，“我要把你的言論記到檔案裡。你們的檔案是跟你們一輩子的，將來你走到哪個單位，都會帶著這個汙點！”那麼大點兒孩子哪兒有檔案呀？可老師就那麼說。我一聽這輩子都完了，我再也顧不上臉面了，放聲大哭。
這件事讓我後怕了很長時間，一直到期末拿到學生手冊，看到評語一欄兒裡沒寫我侮辱社會主義這件事兒，我才放了心。
我小時候雖然文革結束了，但是有些極左的東西在學校還保留著，比如說吃憶苦飯吧。老師弄點兒棒子麵，再從野地裡拔點兒草，從菜站撿點兒菜幫子，放到大鐵鍋裡熬得半生不熟，跟雞飼料似的。每人盛一碗捏著鼻子喝下去，為的是別忘舊社會的苦。
學校還請老貧農講解放前受苦的故事。給我們講故事的是學校附近村子裡的一個二流子，別人都下地幹活兒，就他遊手好閒，所以生產隊就派他來糊弄我們這幫孩子。
老貧農聲淚俱下，講舊社會地主喝他媽的奶，把他媳婦兒賣到窯子，霸佔她妹妹，逼他爸爸跳井……核著他們家人都讓地主給禍害了，一個沒剩下。
他還挽起褲腿，讓我們看他腿上的傷疤，說是到地主家要飯，讓狼狗咬的。學生當中有跟他一個村兒的，說那傷口是他晚上翻牆進院，偷看人家大姑娘睡覺，讓人拿鋤頭打的。
別瞧老貧農沒當過主持人，還挺注意互動。問我們，“同學們，你們說地主老財孫子不孫子？”同學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孫子！”
到了春天，學校還號召我們挖蛹。蛹是蒼蠅的前身，老師說挖一個蛹就等於消滅了上萬只蒼蠅。我也不知道老師這賬是怎麼算的，反正老師讓挖就挖吧。給每個人規定了數目，挖完之後交到學校，老師得親自清點。
現在想起來，讓孩子幹這活兒，多不衛生呀？我也沒見過蛹呀，就知道廁所裡有。到廁所找了幾條帶到學校，老師說了，那不是蛹，是大尾巴蛆。
看了同學挖過的蛹之後，知道蛹長什麼樣兒啦。找那最髒的廁所，磚牆泥土地的，顧不得滿地的糞便了，蹲那兒就挖。
挖蛹的孩子去了一撥又一撥，最後把廁所牆挖塌了，害得人們上廁所的時候都走了光。
孩子才管不了那麼多那，挖完之後把蛹裝到小盒裡。第二天是星期日，在窗臺上放了一天。週一交到學校，老師開啟一看，飛出好幾只蒼蠅來。
我的童年沒什麼玩具。有一天上學的路上，撿了根兒豬尾巴，就成為了我的玩具，上課的時候在課桌下邊偷著掄豬尾巴玩兒，結果被老師發現，豬尾巴被沒收。
還有一回，上農村的菜地抓到只刺蝟。我們院兒張爺爺剛剛去世，他那間屋子空著，家裡人都不敢住，房門也沒上鎖，我就把刺蝟放那間屋裡了。
刺蝟咳嗽起來的聲音特別像人咳嗽的聲音。有人說是因為刺蝟有靈性，所以能出人聲。也有人說刺蝟是吃鹹了，才咳嗽。甭管因為什麼吧，這隻刺蝟夜裡咳嗽開了。
張爺爺的兒女以為鬼魂回來了那，在房門口兒又是燒紙又是磕頭，折騰了一晚上。等到天亮，進屋一瞧，一家人都氣瘋啦！
這一晚上，一直給刺蝟磕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