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計程車是在四五歲的時候。同院鄰居病癒出院，從醫院叫了輛計程車送到院子門口。車子是黑色的，窗戶上有紗簾兒。媽媽跟著去接病人，感覺她從車上下來的時候很帥。下車之後媽媽還跟司機要票，司機從票夾子上扯下來兩張交給她。
1994年從部隊復員之後，手頭寬裕了些，偶爾奢侈一把，也會打車。坐在計程車裡那感受，真沒坐公交舒服。眼睛緊緊地盯著計價器，每蹦一個字心頭就縮緊一些。腦子裡飛速運轉，盤算司機是不是給自己繞路了。趕上堵車，車不動計價器動，那更是追悔莫及，恨自己為什麼不坐公交。
後來有了黃色“面的”，大大方便了北京市民。十公里之內十塊錢，堵車不蹦字兒，確實挺便宜。超過十公里就不是一塊錢一公里了，好像變成了一公里一塊六。所以我那時候打面的，眼看著表蹦到九點九公里了，交錢下車，再換一輛。
有一回下了車，又打了一輛面的，上車之後愣住了，還是剛才那個司機。剛才我下車之後，他開到前面掉了個頭，又開回來了。我們兩個人心照不宣，都明白怎麼回事兒，當時我那叫一個尷尬，這一路一句話都沒說，到地方趕緊交錢逃走。
沒過幾年，“面的”就停運了，說是影響首都的形象。用賓士、寶馬當計程車不影響形象，一公里不得要五塊錢？誰坐得起呀！
北京跟上海的風土人情有很大的差異，這點從“的哥”身上就能體現出來，要不管“的哥”叫“都市名片”那。上海的“的哥”彬彬有禮，北京的“的哥”熱情爽快。當然了，哪兒都有不合格的“的哥”。
有一回我到上海打車，說出要去的地名，司機連看都不看我一眼，開車就走。到了地方給錢下車，他還是沒抬眼皮，讓人感覺很冷漠。其實人家做得也沒錯兒，把客人送到地方就行了，說那麼多話幹嗎呀？客人興許嫌煩呢。
北京也有個別“的哥”，號稱“京都神侃”，甭管客人愛聽不愛聽，自顧自地說起來沒完。趕上那一肚子牢騷的司機，你坐他車還得聽他罵街，雖說沒罵您，聽著也彆扭呀。
我還遇上過一個愛抬槓的司機。上車之後我們倆也不知怎麼就聊到了摔跤，我跟北京摔跤界的人也挺熟，就跟他提了幾個人。我說一個，這“的哥”罵一個，“他算什麼呀？跟我哥們兒比差遠了。”
說得我這臉上實在掛不住了，我當時身體還算強壯，也學過那麼兩下兒，初生牛犢不怕虎，跟司機說，“你拉我找您那哥們兒，我跟他比劃比劃去。”估計司機就不認識摔跤的，跟我說了，“我還得拉活那，沒工夫。”我說：“車錢我照付！”
這哥們傻眼了，想求我下車吧，又抹不開面子。開車帶著我四九城的兜圈子，找會摔跤的人。我那時候也沒什麼正經事兒，就跟著他滿北京城跑。後來他上了京通高速，一邊開車一邊假裝打電話，意思是讓那邊多準備幾個人，好好教訓教訓我。我已經看出來了，他這是嚇唬我那，我根本不搭理他。
這哥們兒開車帶我進了一個空院子，他說進屋去找人，把我一個人留在車上。估計他是想給我機會讓我逃跑，我鐵了心了，今天就要較這個勁，就算挨頓揍也不跑。過了十分鐘那哥們兒從屋裡出來了。我弄明白了，那是他們出租公司，他進去求援，沒人幫他。
他又開車拉我回了城裡。這回他用上了苦肉計，用話激我，想讓我動手打他。我才不幹那傻事呢，打他我就違法了。車走到長安街上，警察把我們給攔住了。原來他實在不知道怎麼對付我了，偷著用車上的報警裝備報了警。
警察把我請下車，這場持久戰才算結束。人家警察瞭解完情況，也沒讓我給車錢，還幫我攔了輛車。那哥們兒只能認倒黴，兩百多塊的活兒白拉。
有句老話兒叫“順情說好話”，這絕不是教人油滑。該較真兒的地方一定要較真兒，但是像我跟那出租司機似的，誰也不認識誰，因為挨不著的事兒抬槓，就太沒有必要了。
如果我們倆人說話的時候都注意對方的感受，“的哥”不至於一下午一分錢沒掙著，我也不至於幾個小時窩在計程車裡度過。
這叫什麼呀？就叫吃飽了撐的。
也搭著那時候年輕氣盛。現在遇到態度不好的的哥，我才不跟他計較呢，真動手也打不過人家呀！現在混得臉熟了，很多司機都能認出我來，聊得跟一家人似的。
有一回打車還碰到個快板兒愛好者，車上放著竹板兒，等活兒的時候就拿出來打兩下兒。我抄起竹板給他示範開了，馬路上所有司機的目光都聚集到我們這輛車上，因為快板兒聲傳出好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