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後，當我們習慣性地把詩稱為“詩歌”的時候，大概很少有人會想到，詩與音樂，在很長一段時期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
這種聯絡大概在世界各個民族都存在。從《荷馬史詩》到《羅蘭之歌》，從《格薩爾王》到《詩經·蒹葭》，莫不是如此。
叔本華說過一句讓文人喪氣的話：“音樂與文學結婚就是王子與貧兒結婚。”因為他認為：“音樂的內容聯絡著宇宙的永恆，音樂的可能性與功能超越其他一切藝術之上。”雖然這段話文學家們不見得願意聽，但是卻道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文學與音樂結合後，文學的表現力和傳播力便大大增強了。畢竟，記歌詞要比背古詩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讓人愉快得多。
音樂與詩歌的聯姻由來已久，《詩經》三百零五篇，每篇都可以合樂歌唱，所以古人稱為“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古人還說：“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毛詩·鄭風·子衿傳》）屈原的《九歌》《九章》在當時也是能合樂歌唱的。到漢代，樂府本身就是一個音樂機構，負責蒐集各地歌曲，以供朝廷樂工演奏歌唱之用。而到了唐代，唐詩也是可以由伶人演唱的。
薛用弱《集異記》裡說：
開元中，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來旗亭小飲，正好有十多個梨園伶官和四位著名歌妓也來此會宴，他們三人便在旁邊一面烤火一面觀看。王昌齡提議說，我們各擅詩名，究竟誰勝於誰，今天我們可看她們所唱誰的詩多，誰便為優者。第一個歌妓唱的是王昌齡的“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在壁上為自己畫了一道。第二個唱的是高適的“開篋淚沾臆”，高適也為自己畫了一道。隨後王昌齡又添得一道。王之渙說，這幾位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里巴人。應看那位最佳的歌妓唱的是誰的詩。若唱的不是我的詩，則終身不敢與你們二位爭衡了。待那名妓唱時，果然為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三人不覺開心地笑起來。諸伶因他們大笑而見問，知是王之渙等，非常高興，即拜請他們入席。
因此，與其說音樂與文學的聯姻是王子與貧兒的結合，還不如說是兩種最能打動人心的藝術形式的強強聯手。也許是由於兩個都太強了，所以很早以前，它們就沒有逃過過於早慧的中國人的法眼。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音樂與文學強大的功能，並本著維護統治權力的意圖，有意將音樂與文學都納入載道的大船中。孔子就提出“放鄭聲”，並將其與“遠佞人”並列（《論語·衛靈公》）。因為他覺得鄭國的音樂過於“淫”，與宏大敘事、莊嚴肅穆的雅樂是不合拍的，屬於精神汙染一類，因此必須禁絕。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藝術最大的功用是教化，而不是表現與傳播美。後世儒生將詩歌和音樂列於“六經”之中，即《詩經》《尚書》《樂經》《禮記》《易》《春秋》（《樂經》後亡佚，故今人多稱“五經”）。看上去，中國古人對詩歌和音樂真是極度重視了。
不過這種重視很難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很多東西大凡列入封建教化的範疇，就由草根搖身變成了經典，而經典大抵都是單調乏味甚至面目可憎的。正因為這樣，當權者才在臺上聲嘶力竭地號召大家讀經典名著聽古典音樂，當然他們自己下來之後還是會偷偷地看《金瓶梅》、聽靡靡之音。可見領導真的分裂得很辛苦。
這種辛苦的領導戰國時候就有了。一次齊宣王偷偷地給大臣莊暴透露了一個驚天大秘密：自己身為一國之君，居然不喜歡那些正經高雅的先王之樂，卻喜好那些市井草民歡唱的低俗歌曲。後來莊暴把這話告訴了孟子，孟子見到齊宣王，劈頭第一句話就問：“大王曾經跟莊暴說您喜歡低俗音樂，有這回事嗎？”齊宣王聽到之後臉色都變了，只好無比羞澀地承認自己喜歡低俗音樂。（《孟子·梁惠王下》）
孔子的擔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人過分沉浸於下里巴人之中，品位難免變得低下，格調也肯定會跌破底線。可是先儒們似乎又犯了另一個錯誤，他們過分相信權力的強大，甚至認為權力可以決定人性，於是脖子上青筋暴起，拼了老命要與三俗宣戰，而這場戰爭結果註定是悲壯的。即使孔子刪了《詩經》裡那麼多郎情妾意的詩篇，還是擋不住留下眾多哥哥妹妹之間暗送秋波的文字。無奈之下，後世儒生們只好說這些詩篇表現的是君王與后妃的恩愛，似乎君王與后妃的關係就不是男女關係了。後來大儒們似乎也覺得這樣解釋不妥當，乾脆說這講的是君王與大臣之間的關係，就是俗稱的“香草美人法”。儒生們終於鬆了口氣：這樣一來，《詩經》終於“思無邪”了。
這種雅與俗的戰爭在歷史上從未停止過，但是到了唐朝，局勢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出身隴西的李氏家族據說是鮮卑族拓跋氏的後代，他們似乎並沒有大儒們那麼多的條條框框，而是以寬宏的胸懷和自信的態度從容地對待外來的文化，包括音樂。
葉嘉瑩先生指出：
中國過去的音樂，是宗廟朝廷祭祀典禮所演奏的莊嚴肅穆的音樂，謂之雅樂，端莊肅穆。到了六朝的時候，就有了所謂的清樂，是比較接近民間的清商的樂曲，……各種民間音樂在內的一種音樂總稱。……我們中國把從外邊傳來的都稱“胡”，比如胡琴，因此從外邊傳來的音樂就謂之“胡樂”。……還有宗教的音樂，我們管它叫“法曲”。
外來的胡樂與宗教的法曲跟清樂相結合，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音樂，我們管它叫“燕樂”。燕樂又叫“宴樂”，它是當時流行的一種音樂。
——葉嘉瑩《迦陵說詞講稿》第一講：從西方文論看花間詞的美感特質
用現在的話來說，在唐朝，由於統治者的自信和寬宏，外國流行音樂得以傳入中國。這些音樂，有些來自天竺（今印度）、高麗（今朝鮮半島地），來自康國（今烏茲別克馬爾罕地）、安國（今烏茲別克布哈拉地）等地，有的來自我國西北部少數民族邊遠地帶，如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地）、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區）、西涼（今甘肅敦煌西）、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等地。外來音樂經過改造（有的首先在邊區與各民族音樂相融合），逐漸中國化，並逐漸與漢民族固有的傳統音樂（雅樂和清商樂）相互交融結合，形成一種各民族形式相融合的新型民族音樂。（施議對《詞與音樂關係研究》）
有了新的音樂，那麼以前合樂而歌的唐詩似乎就不能適應現在的需要了，於是，一種新的詩歌在唐代悄悄地興起，經過上百年的演變，它在宋代成為最流行的文學體裁，併成為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讓中國自豪的瑰寶。
這就是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