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條大河，都起源於上流那一滴水滴；每一座高山，都奠基於最初的那粒石子。可是，沒人能淘盡三千弱水，找出那最初的水滴，更無法搬去巍峨高山，尋出那為高山奠基的石子。於是，我決定，從河流上游那條已經初具規模的小溪出發，泛舟而下，開始我的宋詞之旅。
前面已經介紹過，詞起源於唐，初唐、盛唐時期，就有很多詩人寫作過詞，清代張宗橚編的《詞林紀事》就收錄有唐玄宗李隆基、沈佺期、張說等人的作品。第一首詞是什麼樣的，正如河流開始的第一滴水，山脈開始的第一粒石子，我沒能查考，只找到了宋詞的河流上游的一條小溪，宋詞的山脈邊緣的一段山麓，並從這裡，開始我的宋詞之旅。這條小溪，這段山麓，就是李白的《憶秦娥·簫聲咽》。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關於這首詞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這並非李白所作。的確，我們很難想象，高歌“黃河之水天上來”、“直掛雲帆濟滄海”的謫仙人居然會有這樣的兒女柔情。其實，細想之下也很自然，每個人都有慷慨豪邁的一面，同時也有低首徘徊的一刻。李白有“會須一飲三百杯”的豪放之外，也有“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溫情，更有《長幹行》“妾發初覆額，折枝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的柔情。《詞林紀事》引《湘山野錄》說：這首詞最早被題在鼎州滄水驛站，不知道是誰寫的，魏道輔很喜歡這首詞。後來到長沙，在內翰曾子宣家裡看到一本古風集，上面寫著這首詞是李白所作。雖然到現在還有人爭論，但是大多數人還是認為李白就是作者。
《列仙傳》記載：春秋時蕭史善於吹簫，秦穆公把女兒弄玉嫁給了蕭史。一天晚上，夫婦倆在樓頭吹簫，引來了鳳凰，載二人飛去。可是，今天的簫聲，為何哽咽難以卒聽？物換星移，那秦樓的殘月，見證了多少悲歡離合，生離死別？漢代的樂遊原曾經盛極一時，可是現在，已經成為傷別之地；通往咸陽的古道曾經車水馬龍，而現在已經沒有行人了。殘陽如血，西風漸緊，破敗的漢闕魏碑，傾圮在歲月的風霜之下。
葉嘉瑩先生用符號學解說古詩詞，觀點十分精到。她引用俄國符號學家洛特曼的觀點說：
語言文字的符號的社會文化背景是重要的，每一個語言符號，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形成了一定的效果。
——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
葉先生將這種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能引起人一定聯想的文字元號稱為“語碼”（Code），她說：
而當一個語言符號，在一個國家、在一個社會里邊有了這樣普遍聯想的作用的時候，它就是一個語碼了。就說等於你一按這個鈕，就有一串聯想出現了。（同上）
而這首詞裡，就有幾個很重要的語碼。
首先是灞陵。灞陵是漢唐兩代長安的人們送別之所，後人也多以灞陵來指代送別。可見這首詞應該與送別有關，可是縱觀上下闕，詞人卻絲毫未提到送別的是何人，難道不是很奇怪嗎？因此我們繼續看下面的語碼：咸陽。
咸陽是秦代的首都，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也是一個建立在武力之上的王朝。秦始皇統一六國自不待說，在秦朝建立之後，為了防備北方匈奴的侵襲，“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賈誼《過秦論》）武功可謂赫赫，而今安在哉？
除了前面樂遊原與漢朝有關之外，這首詞詞尾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句子：漢家陵闕。在防禦外侮方面，漢代可謂是中國人最揚眉吐氣的時代。漢武帝多次派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深入大漠，覆軍殺將；東漢時，朝廷又派竇固、竇憲攻打匈奴，最後終於打得北匈奴遠竄大漠，南匈奴款塞入朝。這一切的榮耀和偉大，現在卻在歲月的洗刷下漫漶湮滅，剩下的只有西風殘照。
而在中國文化中，西風與殘陽本身象徵的也是蕭瑟與淒涼。這一點與西方文化也似有不同。雪萊《西風頌》中說：
西風啊，
請你吹響預言的號角，
喚醒沉睡的人類，
冬天已經來了，
春天還會遠嗎？
在這裡，西風象徵的是“秋之生命的呼吸”。而在中國，大抵是東風浩蕩，南風和煦，北風淒厲，而西風蕭瑟。所以王實甫《西廂記》裡有“西風緊，北雁南飛”的句子。東西方“西風”引發聯想的不同，似乎也可作為語碼必須植根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才能產生作用的一個證明。
再回到這首詞，不難看出，上闋作者言離別，到底別的是什麼？不是親朋，也不是好友，而是一個時代，一個以秦漢為代表的國力強盛、不畏外侮的時代。作者一直對這個時代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希望能在這個時代裡展示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可是，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當開元天寶的盛世被漁陽動地的鼙鼓擊得粉碎的時候，詩人的夢想也被敲碎了。“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永遠告別的，其實是個曾寄託著詩人夢想和豪情的時代。詩人不願直接面對這滿目的瘡痍，只願飛昇天際，從渺茫的太空俯瞰：“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李白《古風之十九》）可是，飛昇天際，只能是詩人的夢想，無法做到，於是，他只好登上殘破的宮垣，在蕭瑟的西風中，吟唱出這盛世的哀歌：“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很多人認為這首詞主旨是借樂遊原的昔盛今衰來寄託對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國的哀嘆。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說，這首詞大概是作於“安史之亂”中唐玄宗逃奔蜀地之後。（“想其情境，殆作於明皇西幸後乎？”）清代黃蘇在《蓼園詞評》裡也說：“此乃太白於君臣之際，難以顯言，因託興以抒幽思耳。……嘆古道之不復，或亦為天寶之亂而言乎？然思深而託興遠矣。”
這種感覺就像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說的，當維特有一天終於明白自己對綠蒂的愛情已經化為泡影時，他寫道：好像是一個老貴族，一直想把家鄉的一座祖傳的城堡作為遺產留給自己的兒子。可是，當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那座被他寄予無限希望的城堡，現在已經成了一座廢墟。
古人說：“詞為豔科。”且不說在詞剛誕生的唐代，即使在詞盛行一時的五代，它似乎都只能負擔起吟詠花前月下兒女私情的任務。可是，這首詞卻一反常態，上闋柔婉，下闋雄渾，結句八個字如一聲低吟，又如一聲吼叫，這低吟吼叫容納了太多的憤怒，太多的傷感，詩人有形的生命已經無法再容納，於是，藉著這八個字，由詩人胸腔中徐徐吐出。一千多年後的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
後人評說，李白的這首《憶秦娥·簫聲咽》和他另一首《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可稱“百代詞宗”。（《詞林紀事》評註引桃花庵語）這話一點不錯，因為從這時開始，詞的小溪已經在潺潺流淌，在經歷了盛唐的傾頹之後，它將流過夢想復興的中唐、蕭瑟的晚唐，將流過干戈四起的五代。在這旅程中，它的水面將越來越寬闊，水流將越來越湍急，直到抵達中國歷史上另一個文化的高峰——宋代。
菩薩蠻
李白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李白早年經道士吳筠推薦，曾在玄宗朝廷做過一段時間的翰林供奉。不過詩人散淡浪漫的性格與政府部門森嚴的等級制度實在不合拍，因此他後來被賜金還鄉。之後漫長的時間裡，除了“安史之亂”爆發後他糊里糊塗被捲入永王李璘幕府，還差點丟了性命之外，基本上沒與官場有太多的交集。這似乎也是大多數中國文人共同的道路：春風得意之時銳意仕進，仕途失意之後放情山水。跟李白差不多同時的張志和走的也是這條路。
《詞林紀事》說，張志和原名張龜齡，估計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健康長壽，後來他自己改名志和。他參加唐朝的明經考試被錄取，唐肅宗讓他待詔翰林院（跟李白是一個單位的）。可是不久他不知道因犯了什麼罪而被貶官，一氣之下，他辭官不做，從此“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又號元真子”。（《詞林紀事》卷一）世上的事情有時候就是如此弔詭，張志和當官的時候默默無聞，當隱士之後反而名滿天下，成了所謂的“著名隱士”。他成天乘船釣魚，船壞了就去找顏真卿，要他給自己換一艘，顏真卿當然樂於從命。甚至皇帝唐肅宗也開始欽佩張志和了，唐肅宗賜他一個奴僕，取名漁童，專門幫他撐船、收拾釣具；又賜給他一個婢女，取名樵青，幫他做飯燒茶之類。之所以給他如此的恩寵，唐肅宗多半也是讀了他這首《漁歌子》。
漁歌子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做個惡意揣測：如果張志和隱居不是釣魚而是去燒炭會怎麼樣？答案是：他很可能就成不了一個隱士了，只能當賣炭翁。因為隱士必須是雅的，至少在文化已經十分發達的唐代是如此。雅俗之辨，多在做事情是否有實利上。比如家裡有一陶盆，用來栽花是雅的，種小蔥就俗了；院子裡種幾竿竹子那是雅到極致，要是種的青菜蘿蔔那就俗不可耐。如魯迅先生所說：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裡，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裡。
此之謂“空靈”。
——魯迅《病後雜談》
可是，釣魚也會有實利的收穫又如何解釋？原因就在於，漁翁、釣叟在中國文化裡也是一個特殊的語碼。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最後釣到了周文王，並輔佐周武王滅商，建立了一番千秋偉業，從那時候起，“釣叟”就成了身懷安邦定國大才，卻從不招搖的高人的代名詞。李白的《行路難》裡就說“閒來垂釣碧溪上”，意思也是希望能像姜子牙一樣，遇到賞識自己的明君。而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說：“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這裡釣魚的人又成了身居高位、志得意滿的官員的代稱。至於柳宗元《江雪》裡描寫的那個在大雪天釣魚的漁翁，更多是被打擊排擠迫害的他自己的寫照。所以，釣叟這個形象在中國文化裡就具有了相當特殊的含義。
而這首小詞將垂釣者安放在大自然清新美麗的環境中：山清水秀，白鷺高飛，粉紅的桃花映襯在碧綠的水中。而垂釣者的衣著也與環境十分合拍：青綠的斗笠與蓑衣，綠色而環保，人與自然和諧一體，莫可分離，這也與中國傳統哲學對自然的尊崇與喜愛是完全一致的。在這樣美麗的風景中做這般雅緻的事情，當然樂而忘返了。
張志和還有個哥哥叫張松齡，擔任浦陽縣尉這樣一個小官。張志和隱居之後，覺得其樂無窮，因此寫了上面這首詞來邀請哥哥一起隱居。他哥哥也寫了一首《漁父》作為回應：
漁父
樂在風波釣是閒，草堂松檜已勝攀。
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看來這兩兄弟的確是志趣不同，弟弟勸哥哥隱居，哥哥希望弟弟回家。不過，他們似乎都各安所依，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出海口。出仕也好，隱居也好，屬於自己的歡樂，往往是很難與人言說的，更多的則是“欲辯已忘言”。不過，出仕的精進與壯志，似乎用言志載道的詩來表達更為合適；而隱居的閒適與逍遙，可能用“要眇宜修”的詞（王國維《人間詞話》：詞之為體要眇宜修）來傳遞更為合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