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定南大洋的歸屬，邵勇讓曉陽帶人把莆和葦子割了。自己和道明去劉柳鎮醫院看羅嬸。
羅嬸送到鎮醫院後，一直昏迷不醒。如今轉移到特護病房觀察。羅木匠入院吊了瓶點滴，當天就痊癒了。胡大夫、文明和派去護理的婦女，當晚就被羅木匠攆了回來。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羅木匠鬍子拉碴，面容憔悴。本就營養不良，現在腮幫子塌了坑，明明四十歲上下，看上去卻足有六十多。邵勇和馬道明見了，互相遞了眼色，心裡暗自長嘆。羅木匠並不見外，把哥倆領到特護病房。說是特護病房，其實就是一個單間，屋角置備著氧氣瓶。羅嬸死人一樣躺在病床上，全靠扎葡萄糖維持生命。
邵勇和道明揹著羅木匠商量，都覺得乾等著不是辦法，相跟著去找主治醫生。主治醫生和院長也正在為此愁。院長和主治醫生交換過意見，對邵勇和文明說：
“像病人這種情況，我們從來沒碰到過。醫院小，技術、裝置有限，趕緊轉院吧！”
至於往哪轉，邵勇和道明不好拿主意。幾個人一起回到病院。羅木匠聽了，眼裡頓時噙了淚。院長不忍，主動聯絡鞍陽中心醫院救護車。到了鞍陽醫院，做了幾項檢查，結果第二天才能出來。安頓好病人入住，邵勇把身上的錢扔下，又從道明身上搜刮。倆人把錢湊在一起，數了數，也不到二十塊錢。錢多錢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南大洋窮，又不是一天兩天，哪個人心裡都清楚。
晚上，羅木匠哭著打來電話，傳醫生的話，讓家屬準備後事。邵勇聞訊，帶著道明、文明一起去了鞍陽市中心醫院。
羅嬸躺在病床上，面如死灰，陷入深度昏迷。羅木匠見家鄉人來，伏在老婆身上放聲長嚎。邵勇、道明和文明上前輪番解勸，可羅木匠誰的話也聽不進。撕心裂肺的哭聲，深深刺痛了邵勇。想起羅嬸的精明、善良、能幹，邵勇感覺自己的心尖在滴血。
羅嬸本不屬於南大洋，年輕時在鞍鋼工作，經人介紹跟羅木匠結成連理。在城裡，有房有車（腳踏車），穿衣打扮，受蘇聯影響，相當洋氣。
一九六二年，羅木匠下放，羅嬸來了南大洋。理，裁剪，縫紉，編織，烹飪，羅嬸樣樣精通。從小到大，邵勇的頭和衣服都被羅嬸包了。
南大洋村窮，可南大洋人講感情。長期壓抑在邵勇心頭的悲憤，此刻化作了無形的勇氣和力量。邵勇抹了一把臉上的淚水，轉身出了病房。他找到主治醫生詢問：
“大夫，羅嬸得的是啥病？為啥不下藥治啊？”
“我們沒有先進的儀器，不知道患者的具體情況。根據患者家屬主述，單單食物中毒，造成患者一個多月昏迷不醒。這樣的病例，我們醫院還沒有碰到過。”向路過打招呼的醫護揮手，“本著對患者負責的態度，我們在無法確診的情況下，不能用藥治療。如果不明病情病因，擅自開方，那不是救人，而是殺人。”
醫生面帶愧疚，但態度誠懇。
邵勇呆呆地站在那裡，頓時感到天旋地轉，兩腿軟。他定了定神，使勁閉上眼睛，兩股晶瑩的液體從眼角流淌下來。緩了緩，邵勇覺得身上又有了些力氣，他想說話，卻口乾舌燥，下意識張了張嘴，現聲音已經嘶啞。他艱難從嗓子眼擠出幾個字：
“還有救嗎？”
“如果有條件，可以到盛京碰碰運氣。”
主治醫生謹慎地建議。
邵勇回到病房，拉起伏在老婆身上號啕不止的羅木匠。道明和文明見邵勇臉色難看，目光透著剛毅，知道事情不妙，眼睛定定地看著，誰也不出聲，只等邵勇話。
邵勇艱難地嚥了口唾液，潤了潤火燒火燎的喉嚨。從小到大，他還是第一次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定，其結果直接關係一個人的生死，一個家庭的命運。他聲音沙啞，卻異常堅定地對羅木匠說：
“我管你叫叔，可你也是我的師傅。羅嬸就是我的師孃。叔，你怕不怕人財兩空？如果豁得出去，我們到盛京闖一闖！”
羅木匠抬起淚眼，哭訴：
“你嬸還不到四十歲，你的弟弟妹妹還未成人，俺不怕人財兩空，要死咱也死個明白！”
羅木匠一跺腳，下了決心。
邵勇留文明幫著羅木匠收拾東西，辦轉院手續，自己和道明去了小型廠，找馬天風弄鋼管紮了副擔架。回來抬上羅嬸就走。出醫院正門，不遠就是公交車站。幾個人費力地搭叮叮噹噹的有軌電車，穿過繁華喧鬧的市區，直奔火車站。
鞍陽市火車站緊傍著著名的虹橋，是一幢巴洛特式建築，八根石柱裝飾著門面，中間高左右低，中間是候車大廳，大門屋頂上，立著三個足有一層樓高，紅底白邊，陰刻黑體字——“鞍陽站”。
提鞍陽站的歷史，那得從晚清說起。
一八四o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加快了瓜分中國的程序。大清國的北方鄰居沙皇俄國制定了吞併中國東北的國策。為了方便拓展俄國勢力，他們開始醞釀修建貫穿東北的鐵路，把遠東重鎮海參崴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鐵路東段連線。
清光緒二十二年，即公元一八九六年，沙俄趁清朝特使李鴻章出席沙皇加冕典禮，誘使清政府簽訂《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簡稱《中俄秘約》，同意俄國修築東清鐵路。
同年十二月，沙俄將鐵路擅自更名為滿洲鐵路，遭到清政府的反對，並以取消“允給之應需地畝權”相要挾，逼迫沙俄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