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家， 中國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 。以博採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雜家的出現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
雜家的特點是“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雜家雖是以道為本集合眾說，兼收幷蓄，然而透過採集各家言論，貫徹其政治意圖和學術主張，所以也可稱為一家。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的對策與治國主張。為了打敗其他流派，各學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說，或以攻詰對方，或以補自己學說的缺陷。
屍佼(約前39o－前33o年)。魏國曲沃(今山西省曲沃縣)人。亦有魯人、楚人之說。 秦相衛鞅客。秦相衛鞅從前36o年到秦，執政選2o年，屍佼為其“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提供重要決策意見，為秦國富強，統一六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雜家的代表性人物呂不韋(約前29o—前235年)，戰國末年秦相。衛國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原為家累千金的陽翟大賈。呂不韋在趙都邯鄲見入質於趙的秦公子子楚(即異人)，認為“奇貨可居”，遂予重金資助，並遊說秦太子安國君寵姬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後子楚與呂不韋逃歸秦國。“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稱“雜家”。執政時曾攻取周、趙、衛的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對秦王政兼併六國的事業有重大貢獻。後因叛亂事受牽連，被免除相國職務，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覆命其舉家遷蜀，呂不韋恐誅，乃飲鴆而死。
劉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劉長被廢王位，在旅途中絕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來的淮南國一分為三封給劉安兄弟三人，劉安以長子身份襲封為淮南王，時年十六歲。他才思敏捷，好讀書，善文辭，樂於鼓琴。劉安是世界上最早嘗試熱氣球升空的實踐者，他將雞蛋去汁，以艾燃燒取熱氣，使蛋殼浮升。劉安是我國豆腐的創始人。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後）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纂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在公元前239寫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前夜。書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的思想，同時以道為主，融合儒、墨、法、兵眾家長處，形成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道德、軍事各方面的理論體系。呂不韋的目的在於綜合百家之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以後的秦國統治提供長久的治國方略。書中還提出了“法天地”“傳言必察”等思想，和適情節慾、運動達鬱的健身之道，有著唯物主義因素。同時，書中還儲存了很多的舊說傳聞，在理論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另外，書中也有一些天人感應的迷信思想，應該加以分辨。
《淮南子》又稱《淮南鴻烈》，是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蘇非、李尚等編著的雜家著作。《淮南子》以道家思想為主，糅合儒、法、陰陽五行等多家思想，並從唯物主義的角度提出了“道”“氣”等的學說和觀點，同時還包含和保留了許多自然科學史的材料。
屍佼賦予“宇宙”以精切而簡明的界說。他說： “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說明整個空間就是宇，整個時間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時空屬性的運動著的客觀世界。
黃老道家是戰國中後期的顯學。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曾說各家皆是”務為治者“，都致力於服務君王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服務“王治”治世，為它們學派存在的基本原則，而各家哲學中以道家最為完美，對各家治國王治之道無所不包沒有不貫通的。江瑔有一個說法是很有啟的，他說：“其得道家之正傳，而所得於道家亦較諸家唯獨多者，則惟雜家。蓋雜家者道家之宗子，而諸家皆道家之旁支也。惟其學雖本於道家，而亦旁通博綜，更兼採儒墨名法之說：故世名之曰雜家。
老子的積極思想體現在他的大一統思想等等思想中，道家大一統思想博大精深是天下一統的歷史大勢在意識形態領域成熟的鮮明標誌。道家的大一統思想集中地也是最初、最原本、最精要地反映在《老子》中。由於《老子》以至道家的大一統思想建立在具有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之上因而強有力地滲入意識領域成為當時以至以後中華民族世界觀、社會觀的重要內容在中國歷史上揮了重大而深遠的作用。
老子的大一統思想 ,指老子以其道論哲學為指導 ,從“自然”之“道”(天道 )推及人和社會之“道”(人道 )的認識體系。“道”是核心 ,一切皆統一於“道”,並在“道”的規範下演變展。老子的道論在思維方式上 ,主張整體性、和諧性和統一性 ;在社會政治思想上 ,著眼於中國自然主義的政治和倫理,探求解決社會矛盾和對立的根本原則 ,希望透過返樸歸真的規勸和改良使充滿矛盾與對立的“天下”復歸到“道治”的境地。
當莊子還在宋國的隱居處表避世、遊世、出世的高論時，東方的齊國、楚國，道家正生著劃時代的變革；老子哲學中積極入世的思想基因，已吸收諸子百家的營養，已成長育成極具“攻擊力”的黃老學派，將在未來的中國歷史舞臺上領數千年風騷。道家到莊子成為道家展的另一個高峰之間，於莊子同時或早的道家展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即是稷下黃老之學。
秦道家思想的第一個特點是反對壓制慾望,主張順導情慾。在道家重生、尊生的共同點上,秦道家提出人如何對待情慾的問題。呂氏春秋學派作《情慾》篇劈頭便說:“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認為面對情慾,不必迴避;也不同意“寡慾”的主張,而強調“六慾皆得其宜”(《貴生》)。這主張不同於原始儒、道對情慾之一味採取剋制的態度,頗有助於個性的展。
秦道家思想的第二個特點是強調生命之動出。主虛靜是為道家的重要標誌之一,但秦道家則於動靜相養中提出主動說。老子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如有無相生、虛實相涵、動靜相養。“動”、“靜”作為哲學一對範疇,和“有”、“無”一樣,成為整個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概念。一般人都知道老子主靜(如謂“靜為躁君”),但忽略他是以動靜相養為前提。如《老子》15章說:“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這句名言意謂動極宜靜、靜極宜動,這是動靜相養的最佳說明。而老子重視“動”的一面,常為人所忽視,如他認為道體是恆動的(“反者道之動”、“周行而不殆”),他說天地之間是“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這都說明“動”的重要性。
在禮樂文化領域裡,秦道家突破了原始道家的侷限,開闢了寬廣的園地。老莊對於禮樂是採取潛移默化的“不言之教”;老子論樂有其辯證觀點,一方面直陳其流弊,另方面隱說其深義。但論者多隻注視前者而罔顧後者。
在道家各流派中,秦道家思想獨具開創性,他們不僅在哲學思想上開創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而且在語言風格及其所突顯的人格風範上也是獨樹一幟的。黃老道家在思想內涵上顯然不及老莊的開創性,他們和孔孟一樣,述而有作,無論齊道家或秦道家,其祖述老子卻能掌握時代精神而援禮法以入道,如此為老學開闢了廣大的倫理空間與法制領域。他們的特長乃在於具有寬厚的涵容性。黃老道家之述而有作,即在“述”中採擷百家之長,此即今人所謂“創造性的轉化”,同時也在“述”中表現了他們難能可貴的歷史文化感,這方面的特點在秦道家的著作中尤為顯見。
秦道家思想的第五個特點是高揚國士獨立特行的風範。先秦諸子多屬“士”的階層,故而莫不以士的立場願。至老子始標示“善為士者”的理想人格,或以“君子”、“大丈夫”期許1,自後孔、墨繼之,並對士人有諸多寄望。重士之風,乃春秋戰國時代智識階層湧現之時勢使然;重士言論,並非儒者獨有現象,道、儒、名、墨各家皆然,唯各家所標示的人格型態互有差異,乃屬同中之異。
秦道家思想的第六個特點是提出貴眾之說。春秋戰國之動盪不安,禍根來自統治階級。由於製造問題與解決問題端賴上層,故諸子多目光朝上提出諍諫、建言。在諍諫、建言中出現民本思想。而諸子中墨派立場較關注“農與工肆之人”(《尚賢》)。老子已強調施政要“以百姓心為心”(49章),並說“高以下為基”(39章),這就是要以百姓的願望為願望,以百姓的意見為意見。
一是取長補短之意。《用眾》謂:“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這些話正反映了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說的黃老道家採眾說之善的特長。《用眾》還譬喻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這種掇取“眾白”以成裘的方式,也正是《呂氏春秋》作者那種涵容幷包的風範的表現。
二是提出“眾知無畏乎堯舜”的特殊看法。《用眾》說:“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秦道家強調眾勇、眾力、眾視、眾知所匯聚的力量之強大作用,這主張在道家或諸子中是極為特別的。
三個特點是提出“君之立出乎眾”的時代意義主張。在古代,王位的取得及君權的來源等問題,總要染上天意授受一類的神話,即使在孔、孟思想中都不免透露出這痕跡。宗法世襲制行之已久,弊害顯見,墨子對儒家主張的宗親血緣政治做出猛烈的批評,如謂“骨肉之親,無故富貴”(《尚賢下》),僅僅緣於“骨肉之親”,連白痴都肆居高位而享特權,因而禪讓說的提出實已是對世襲制的一種挑戰《用眾》說:“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己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這裡,提出兩個十分根本性的主張,一是君位出於民眾的說法;另一是民為本君為末的觀念。後者比孟子民貴君輕之說更跨進一步,而君民為“本末”關係之說,這觀念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顯然,《呂氏春秋》這種時代的主張和秦始皇的理念根本截然對立,這類主張便足以使呂不韋招致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