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梅記實力最強，今年6月、9月分別派遣了三十艘四百料大船集中出海，可以說是聲勢浩大，蔚為壯觀。
而為了裝滿這些船，梅記的‘下游供貨商’幾乎遍及整個浙江，寧波市舶司最大的一處商鋪就是梅記經營的。
相比較而言，福建和泉州市舶司也有一些大的商賈，但規模顯然小於寧波。
王鏊給皇帝放到東南這地方來，就是要穩住開海的局勢，所以於寧波舉足輕重的梅記他如何能不來呢？
不要說梅記的銀子和他沒關係，梅記畢竟在他管的地界上做生意，述職之時，提到要起解多少銀兩入京，也是核心問題之一。
此外，
市舶司設立之後，朝廷陸續完善了稅賦、查驗、審批等機制。
所以今年朝廷在東南的銀子，主要是三塊。
第一，便是浙、閩兩省原本的田賦。
這方面浙江多些，夏稅秋糧加起來要將近二百八十萬石，福建少些，大約在九十萬石。
這一點他這個福建總督都是有數的，今年浙江和福建無遍及全省的大災，而且兩省官員，除了他還有王瓊、毛紀、豐熙、章黎、王守仁……
在這麼多人合力下，浙江的田賦也算是有所增加，去年為二百五十萬石，今年足足增加三十萬。
這很不容易。
大概也有浙江的貪官、宗族殺得更多的因素。
福建則動靜不大，其往年也能上交85萬石。
不過福建從來都是兵家不爭之地，大明歲入兩千八百萬石，天天折騰這田賦不到一百萬的地方也不容易有顯著的成效。
第二，就是各地市舶司的所收的關稅。
按照浙閩總督衙門給皇帝所上的奏疏，開海初期為了鼓勵商人出海，三地市舶司的抽稅比例都低，朝廷中有人建議十抽二，那就是20%。
這個比例朱厚照沒有同意，他還是贊同總督衙門的意見，以低稅而養海貿，所以最終定稅二十五抽一。
而且一開始，朝廷就否定了‘稅出多頭’的政策，即對船、對人、對貨各自收稅，這樣名目繁多實在不利於管理。
所以統一起來，三地市舶司只針對出海的貨物徵收實物稅。
今年是第一年，即便民間熱情高漲，三地市舶司所出去的貨物，也不過七百多萬兩，商人盈利很多，但朝廷關稅收入只有20多萬兩。
基本上是留於當地，用於市舶司三地的一些行政開支和俸祿發放。
而上繳的那部分，主要還是針對海外輸入商品所徵的關稅，但大明是小農經濟，除非開船過來，架起大炮，否則想在這裡行銷商品，那可不是容易事，所以基本也可以忽略不濟。
主要朝廷也不是很在意，
因為朝廷獲利的大頭並不在這上面。
而是在梅記、杭州製造局這些官辦商鋪之中。
也就是這第三點：海貿盈餘。
其實所謂的商人盈利很多，當中超過四成還是‘皇商’的盈利。
王鏊是知道大概的數的，梅記和織造局去年就給皇帝運了兩百四十萬兩白銀，今年怕是要翻個倍，而且還有一趟船沒回來。這些都有賬可查，雖然說其中免不了貪汙、中飽私囊，不過如今的天子並不好騙，去年沒有開海的那個數，今年要是不翻個倍，你能交差？
海貿之利實在驚人，難怪宋高宗留下一句‘市舶之利最厚’、也難怪當初皇帝不顧一切要這麼搞
除此之外，兩淮鹽場之案，震動天下。
現如今的朝廷，匯聚的民間之利……有些過於多了。
從杭州再往北去，就可以換乘水路走京杭大運河。
王鏊帶著王守仁，以及皇帝要他推薦的兩位知府一起站在船頭看著官府的人一箱一箱的往船上抬銀子。
而為了保護這些銀子，他們這艘船的前後各有兩艘兵船。
可以說算是規模較大的船隊了。
“以往說東南財稅半天下，往後，怕是要說海貿之利半天下了。”
王鏊身後的官員感慨。
也難怪，他們已經數了幾十箱了。
“梅老闆這些銀子入京，怕是要引起不小的轟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