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月底以後，各地的主政官員開始紛紛入宮。
和山東、應天的情況類似，隨著四川巡撫費宏、河南巡撫彭澤、福建巡撫豐熙、浙江巡撫王瓊以及順天巡撫顧人儀等一大批正直而精幹的官員主政地方。
各地的政治環境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淨化，惡性事件頻發的勢頭得到遏制，關鍵是土地、水利這兩方面至少沒有‘亂政’了。
沒有人折騰老百姓，這比什麼都重要。
坐鎮中央的皇帝沒有向全國攤派額外的賦稅，不僅如此，因為開海，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大為改善，還會反哺一些遇到災害的省份，除此之外對於那種明顯侵佔土地案，朝廷也加大了處罰力度。
應該說，除開一些特殊省份，其他地方都迎來了一段難得的、安寧的太平盛世。
不過太平盛世的背後，是大部分省份的主要官員至今沒有動過。
至正德五年，費宏已經在四川主政五年，短的如河南巡撫彭澤也有三年，浙江巡撫王瓊如果算上他之前在浙江任布政使，那也快六年了。
朱厚照最初的想法是保持人員的穩定，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穩定地方。
不過隨著時間的拉長，調動的心思一直在他的心裡縈繞，且一年強過一年，至今年基本已經到了不得不動的時候了，再拖下去，有些人深耕地方，其實會有些不好。
浙江巡撫王瓊原先和劉瑾還有私下往來，這傢伙政務能力很強，不用可惜，用，卻要小心的用。
所以至少這個人，他是不打算繼續讓其待在浙江。
王瓊年過五十，和楊廷和同歲，歷史上這兩人也不太和，如果說楊廷和是從翰林院熬起來的清流，那王瓊就是一層層幹上來的實幹家。
也因為經歷太複雜，王瓊不可避免的沾染些官場習氣。但另一方面，浙江在他的手裡又煥發出勃勃生機。
“……自古以來，歷朝歷代的稅賦無非兩種，一是以土地為基礎的地銀、一是以人丁為基礎的丁銀。為此，大明開國以來，以路引而控制人員流動。但微臣以為路引之制在內陸省份都尚可為之，唯獨浙江，卻不適用，尤其近幾年，更不適用。”
朱厚照一邊聽他說，一邊在從頭看他上的奏疏。
一貫優容大臣的皇帝沒有讓王瓊起身，所以他一直是低頭跪奏。
“是因為開海？”
王瓊拱手，“陛下聖明，正是因為開海。開海以後，海貿在浙江湖州、寧波、嘉興等地快速興起，百姓以利而聚，且經商無侍田之辛勞，甚至有一旦開張，數月無虞之說，因而浙江各府商業大興。而商業所賴者，人流、貨物要各地貫通，如此一來，土地與人口的聯絡便斷了。”
朱厚照眉頭蹙起來。
王瓊說的，已經是封建社會經濟中比較深刻的一面了，土地稅、人頭稅，這裡面的學問足夠養活數不清的現代歷史學教授。
其實古代一定要以農為本、以商為末，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為了收稅的穩定，根本上是為了國家財政的穩定。
因為人老是亂跑，人頭稅收起來就特別的麻煩，比如你的土地在嘉興，但人在杭州，那麼土地稅應當嘉興收對不對？人頭稅呢？誰收？
杭州收？杭州官府如何界定在杭州只收你的人頭稅而不收你的土地稅？如果要證實你的土地在嘉興已經交過稅了，那麼要去和嘉興官府核實，這怎麼可能呢？
而且一個人還好核實，滿大街都是這樣的怎麼辦？
現實就是以古時候官員行政能力，根本做不到把這些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朱元璋搞的魚鱗圖冊十年更新一次，都做不好，更何況是這麼複雜的事。
而且就算分清楚了，收稅效率也會大大降低，之後就是不可避免的會帶來國家稅賦的降低，如果蔓延至全國，那財政會在幾十年內崩掉。
所以說，人和地在一個地方這事兒才簡單。
社會政策很多都是因為背後的經濟政策，以單純的統治者很壞為理由其實是有些膚淺了。
如果以更長的視角來看，唐朝中期兩稅法改革以後，中國稅收經濟一直有兩個大的趨勢。
其一，就是稅收從實物化向貨幣化轉變，也就是將以前收糧食、收布帛、收棉花的稅收體系改為統一收取貨幣。
其二，就是兩稅合一，也就是將土地稅和人頭稅合成一種稅。所謂攤丁入畝，就是將丁銀（人頭稅）合到土地裡去。
這兩種趨勢，根本原因是因為土地兼併。因為兼併了土地，使得無地百姓逃亡，那麼這部分人的稅收便消失了，可朝廷不會輕易寬恕收不到稅的官員，那麼地方官只能向剩餘的百姓加徵稅賦，這就會導致更多的人逃亡。
但我們祖先也不傻，都看得到這種弊端的。所以唐朝有兩稅法改革，宋朝有王安石變法，明朝有一條鞭法，清朝有攤丁入畝。
這些稅法改革，本質上都是稅收體系逐漸崩解以後，中央政府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減輕百姓負擔所進行的求變之法。
現在王瓊向朱厚照提到這個問題，應該是他確實看到了浙江在開海以後，現行的稅收體制已經不適用了。
所以朱厚照才用他啊，儘管有些官僚習氣，但王瓊本身的能力是有的。
“嗯……”皇帝拖出長長的鼻音，“這倒是個問題，你以為眼下就應當解決嗎？”
朱厚照有些疑問，經濟形式改變以後，稅收體制必須要跟著改，不過這才幾年，浙江能變到哪裡去，所以他對立馬就變有些疑慮。
不過王瓊聽到皇帝這樣講，心中卻帶著還有幾分激動。
入宮之前，他去拜訪了福建巡撫豐熙。
福建和浙江有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