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冷汗像一條條小蟲，蠕蠕爬下來……
回想最初，只不過是電話。
“鈴——鈴——”
電話響了。我知道又是這可惡的神秘人：“喂——喂——”
果然！
我入夥才一個月，裝修、搬家、整頓一切，已累得半死，還要受這種無頭電話的折騰——我猜“她”是女人，憑我對輕微呼吸的直覺。她好像逼切地找一個人，但又不敢開口。
不知這電話號碼上手是誰。但我有時工作至午夜，靈感被它打擾，實在太氣惱了。終於我向電話公司要求：如果來電拒絕顯示號碼，一律不接聽，或進入“電訊箱”留言。
間中，電訊箱仍有不肯留言的沉默來電，沒有號碼顯示。這個神秘人也許覺得沒趣，就放過我了。
我自加拿大回港五年，現在一家廣告公司當美術設計，包括天王歌星的CD、愛情小說，或大公司週年紀念的一系列推廣計劃及紀念禮品。
才從一個在股票市場慘敗，需賣樓套現救急的業主手上，超低價買入這七百多呎的單位，把牆全拆掉，所有間格打通，以強化玻璃分隔睡房、大廳和工作間。我甚至把浴缸也扔棄，改用企缸。
裝修個半月下來，全屋沒有一塊磚是原來的遺物。我把一間俗套的房子，佈置成自己的安樂窩，我終於自立了。
買這房子，是阿力介紹的地產代理特別留神。我以為阿力有點“暗示”，但他沒有什麼，只是忙自己的事。
我選用的顏色，是藍、白、灰、黑。主調很冷，但牆上掛上的，都是阿力的攝影作品——他不是名家，器材也不名貴，他喜歡拍“動”的東西，體育性強的，稍縱即逝的。一個男人游泳時背部如豹的肌理、幾乎撞向民居的飛機等等。
他與我是兩種人。
但我們是同類人。
一邊聽著Lou Reed的Perfect Day和Sex With Your Parents,我攤開一地試用APS超廣角鏡頭相機拍下的生活照，捕捉感覺。
仍未到“死線”，所以我的心懶散得很，把罐頭洋蔥湯幹掉，吃了一條法國麵包，羊奶軟芝士也報銷了，癱瘓在沙發上，電視正播放世界盃。
四年前，也是世界盃的大日子，我在銅鑼灣一家酒吧認識阿力。那時我剛回港不久，我們晚晚泡在一起。但這幾天，我的行動電話沒有他的聲音。他只來看過裝修兩次。像局外人，而我卻把他的作品都放在當眼的地方。多配了一條門匙，還沒交到他手上——“我的大門隨時讓你開啟”？這情形有點可笑。也可恨。
球賽在三十七度酷熱的法國舉行，足球無休止地動彈不安。我在冷氣間渴睡起來。
然後我便睡著了。
如同所有前途無限的新中產階級一樣，在一個“繭”中工作、通訊、吃喝玩樂、睡覺。追求賞心悅目，但嚮往風平浪靜。
我的房子簡單、通透，很舒服——我只需頭腦亢奮便成了。
忽地門鈴響起來，是郵差送來掛號信。我看看鐘，已經是上午十一時了。
那封信由銀行發出。
我沒有存錢在這銀行，不是他們客戶。
銀行通知我，保險箱到期了，請我去辦理手續。收件人“Paul Chiu”，是我英文名字。不過我在任何檔案上，都用“趙品軒”的譯名，所以我懷疑這信不是給我的。
不理它。
隔了三天，掛號信又來了，務必要我去一趟。編號是B237ZQ。
我沒有什麼貴重物品，也沒有秘密，不需放進保險箱中。惟一家當是屋契，但做了按揭，當然不由我保管。我回了銀行一個電話，告訴他們弄錯了。
“沒有錯，趙先生，是這個地址——我們是依循留言通知你的。這留言是十年前所定的。”
“但我根本沒租用過保險箱，也從未交費。十年前我還在加拿大。”
“你是趙保羅先生嗎？Paul Chiu？”
“我不會付你十年的欠款的！”
——但，費用早已付了。
我說：
“我沒有鑰匙，又不想要保險箱中的東西。你們把它扔掉好了。”
在經理面前，我無奈地攤牌：
“我不會付‘爆箱’的費用，這一千元太冤枉。我只是希望你們不要再寄通知信來煩我——再說，誰會預知我新居的地址？”
他把我的身份證交回：
“趙先生，身份證號碼相符，這B237ZQ 裡頭的物件請你取回。當然你可以繼續租用。”
我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