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種人喜歡說話，大家都知道。我和歌手合得來，因為他也喜歡說話，哪怕是他拿起吉他、用“主義”押韻“對立”的時候也還在說話。哪怕是他用“主義”押韻“對立”的時候，他依然期待你的回應，因為人們啊，咱們這是在對話。要我說，雷鬼無非是一個人在說話，向另一個人講道理，來來回回地對話。
但你也要知道。有些人不說話。喜歡說話的人和喜歡說話的人來往，而保持安靜的人和保持安靜的人來往。保持秘密的人和保持秘密的人來往。你去一定的派對、一定的會議，你見到喬西·威爾斯去找一定的人或者一定的人來找他，他們在一起同樣保持安靜。但昨夜很熱，沒有月亮，這會兒第二天幾乎還沒誕生。我睡了一個小時，因為靈魂中的不安而驚醒。太久了，有些東西困在我的腦袋裡實在太久了，必須從我的嘴裡吐出來才行。假如我是作家，我會把它們寫出來。假如我是天主教徒，我會用言語淹沒整個懺悔室。
我女人去廚房煮茶，燉醃豬肉和山藥。她知道我喜歡什麼，我罵她夜裡打鼾像驢叫，她卻哈哈大笑。咱在夜裡發出其他聲音的時候你可沒有抱怨，她邊說邊晃著屁股走向廚房。我趕在她走遠前上去拍了一巴掌，她看著我說提醒我告訴你唱歌的朋友，你還在偷偷吃豬肉。有一秒鐘我以為她是說真的，但她哈哈一笑，唱著《姑娘我有個約會》走開了。有些男人一輩子都找不到能治好他們獵女症的女人。但就連我妻子對我靈魂中的不安也無能為力。她能讓食物更甘美，用更柔和的動作按摩我的頭部，她知道該在什麼時候叫他們今天別來家裡，但她也知道無論她做什麼說什麼，都無法平靜我的靈魂。
也許是因為十二月。畢竟只有到了《啟示錄》才能看清《創世紀》，對吧？進入十二月讓我想起一月。不僅因為民族黨把這個國家搞得亂七八糟。人人都知道共產主義已經滲入牙買加。越來越多的古巴人來到牙買加，但沒有人知道也有越來越多的牙買加人去古巴。等他們回來，AK47在他們手上就會熟練得像是天生會用。是的，聖凱瑟琳正在建造一所學校，工地上沒有一個人說英語。沒等上帝醒悟過來說，等一等這是搞什麼？所有醫院裡的醫生就都叫恩內斯托或帕勃羅了。一月從我這兒拿走了某些東西交給喬西·威爾斯，而現在人人都知道了。
十二月初，在給我們任何任務、任何酬勞和任何聖誕禮物之前，彼得·納薩爾先給我帶了個信。他說，告訴你的手下，這一季和接下來的日子裡，要多煮香蕉、烤山藥、炸土豆、挖芋頭，但別惦記包子、麵點、蛋糕和其他需要麵粉的東西了。我沒太琢磨他的這番話，甚至忘了轉告我的社群和散播這個訊息，但我告訴了我的女人。
12月30日，第一個。1月2日，又是三個。1月22日，上帝拋棄了聖托馬斯。十三個人，家人和朋友，開始頭痛、嘔吐、抽搐，有幾個人瞎了。他們狂瀉不停，昏迷、醒來又昏迷，顫抖得像是上帝在用雷霆懲罰他們。就連死後，他們依然無法停止腹瀉和顫抖。他們都死於同一天的同一頓飯。謠言四起，就像1964年的小兒麻痺症瘟疫，許多男女害怕得把自己鎖在家裡。在麵粉裡，在麵粉裡，在麵粉裡，他們說。麵粉裡寫著死亡，死神在十七個人的心臟上做了標記。第二天，衛生部說一艘德國商船運到牙買加的散裝麵粉裡被下了俗稱“岳母藥”的除草劑。不過牙買加人知道這種毒藥，我們早在《十一羅漢》之前就禁用了它。
彼得·納薩爾在一月露面。他再次來擁抱我，但問喬西·威爾斯車換了新電池情況如何，我不禁心想那和他有什麼關係。但他和我說話與和喬西·威爾斯說話的方式不同。他說IMF【109】應該代表“都是曼利的錯”，他不可能拯救這個國家，不可能保護她，甚至不可能控制她。有趣的是他和喬西·威爾斯聊電池和姑娘，邀請他週二去打飛靶，和我談的卻是政治。我對喬西·威爾斯、中國佬、哭包和其他人說，白種商人和政客要來說服大家相信總理能夠管好這個國家。等我們成功之後，他們甚至不該相信他能管好金斯敦。
我從來不需要說服，民族黨沒有為民族黨之外的任何人做過任何事情。而勞動黨，我們沒有懇求，他們就來到了貧民窟，那是五十年代，我剛長到該去上學的年紀，他們把屎尿橫流的骯髒地方變成了建築物，就像《美好時光》電視劇裡的樓房。然後他們建造了哥本哈根城，我母親一生中第一次在有遮蔽的地方洗澡。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但來貧民窟的不是民族黨，他們是在哥本哈根城建成後來的，匆匆忙忙建起了名叫八條巷的狗屁地方。他們在狹窄的巷子裡塞滿了與我們敵對的民族黨支持者，塞滿了會開槍的任何一個白痴。
但誰能贏得西金斯敦就能贏得金斯敦，誰能贏得金斯敦就能贏得牙買加，1974年，民族黨釋放了兩頭叢林野獸，一個叫邦廷-班頓，另一個叫抹布。民族黨從來就不可能贏下西金斯敦，當時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因此他們玩弄陰謀，創造了一個名叫中央金斯敦的新區，把他們的人塞進去。他們讓誰管理那裡？邦廷-班頓和抹布。在他們之前，貧民窟的戰鬥只是刀戰。他們的幫派有三十多號人，騎著紅色和黑色的摩托車穿過金斯敦，嗡嗡嗡的聲音像是黃蜂軍隊。邦廷-班頓和抹布的幫派在一場葬禮上襲擊我們，我們立刻明白遊戲有了新的規則。人們總以為現在誰也不記得是誰先挑起事端的了，但是，體面人啊，請不要扭曲貧民窟的歷史。首先挑起事端的是邦廷-班頓和抹布。民族黨在1972年大選中獲勝後，天下大亂。
他們先搶走了我們僅僅在四年前得到的工作，然後那兩個小子開始驅趕我們離開城區，就好像我們是地痞，他們是懷亞特·厄普【110】。他們連自己人也不放過，砍死與自己黨派有關係的工會首領，因為他號召勞動者起來罷工。差不多去年這個時候，一輛白色麵包車開到退隱路勞動黨總部門口停下。麵包車擋住裡面人的視線，他們陡然冒了出來，殺人蜂發動攻擊，班頓/抹布幫派騎著摩托車嗡嗡突襲。他們砸碎傢俱，撕爛檔案，殺死男人，毆打女人，強姦兩名女性後離開。有一點最特別的：從頭到尾，他們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個字。
但這個幫派只是懦夫。他們不敢來哥本哈根城，不敢挑戰頭腦，只敢砍殺手指和腳趾，他們殺個沒完，最後我對彼得·納薩爾說，沉睡的巨人必須甦醒了。等我們收拾完他們，六號巷被燒成白地，所有女人跪地哭號，因為她們以前從不需要把腦漿塞回死去兒子的腦殼。等我們收拾完他們，七號巷只剩下蜥蜴還能動彈。
但他倆開始認為他們能操縱民族黨了。黨送他們去古巴。抹布，他有這個外號是因為他是拉斯塔法裡教徒，他的髒辮看上去就像破抹布，他來到古巴，參加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派對。沒有人告訴過這位同胞，古巴的國菜是豬肉。他大發雷霆，就好像耶穌進了被猶太人變成市場的神殿。他甚至踢翻了卡斯特羅的桌子。抹布變成了他所屬黨派的麻煩。這時候一個人找了另一個人，這個人找到神父，神父是唯一能在勞動黨和民族黨的土地上暢行無阻的人，神父找到我。我親自摸清那個逼眼兒的行蹤，吩咐中國佬去斯坦頓酒吧，悄悄走向姑娘們四散逃開的起點，姑娘們會邊咒罵邊捂住她們的屁股、胸部或下體。中國佬身手很好，能用一顆子彈幹掉一個小子，他走到抹布背後，朝著後腦袋就是一槍，那張桌子周圍的女人都沒尖叫，直到第三顆子彈打進第一顆子彈打出的窟窿，鮮血濺到她們身上。中國佬打光六顆子彈，像一絲後悔似的消失得無影無蹤。
1975年3月，警長殺手在一位女教眾的聖經裡留下字條，告訴我邦廷-班頓會在什麼地方出現。就在達令街上，他去找他的女人，離目的地只剩下三個路口了，喬西和四個人在他的車旁邊停下，用子彈給逼眼兒洗了個澡，打得連發動機都熄火了。邦廷-班頓的葬禮非常隆重，據說有兩千民眾前去弔唁。我不知道具體數字，但我知道總理、副總理和勞工部部長都去了。
但那是1975年，現在是1976年12月，一年就像過了一個世紀。與怪物搏鬥的人也會變成怪物，金斯敦至少有一個女人認為我扼殺了名為希望的所有事物。人們認為我失去理智是因為誤殺那個學生讓我無法釋懷，但他們不知道我之所以失去理智，是因為我應該煩惱卻並不煩惱。不過現在我的女人在叫我了，大老闆，快來吃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