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
因為過了星期二就是星期三。你在星期二做的事情會改變你即將遇到的星期三。
耶穌基督啊，神父，你就不能直話直說嗎？哪怕一次也好。
你以為我不會知道嗎？是我在告訴你發生了什麼，沒忘記吧？我知道所有人的所有事情。也包括你。
別繼續往後靠了，求求你，別轉身，別碰我的腿，他是不是蹺起了腿？除了英國基佬，其他人都不會蹺起腿坐著。他在看我，我能感覺到，就是那種感覺，後脖頸陣陣刺癢，因為你知道有人在看你。這會兒後脖頸開始抽搐，他媽的停不下來。他用什麼姿勢看我？像狗那樣歪著脖子，心想你怎麼會那麼滑稽，就像牙買加的孩子，見到我走過去會突然扭頭瞪著我，琢磨要是基督真的重臨，會不會也穿緊身牛仔褲？他會不會伸手捏住我的卵蛋？他能隔著被單看見我嗎？
同胞，你知道你搞砸了嗎？你知道你搞砸得有多嚴重嗎？這會兒我都不想說了。
怎麼了？上樓坐坐吧，兄弟，外面在下雨。我會跟前臺打招呼，讓他們別為難你。
我喜歡讓耶神給我洗洗澡。
別開玩笑了，神父。這會兒是晚上九點半。雷打得我都聽不清你在說什麼了。
上週一你來找我，你說，神父，我只想問他一個問題。我對你說，你可以去問，但是，第一，他不是非得回答不可，第二，要是他回答了，你恐怕不會喜歡他的回答。還記得嗎？
我當然記得，和你說話的是我，你說你跟羅爸爸說話要當心。
我說的不是羅爸爸。那天你提到的人不止他一個。
啥？你說的是警長殺手嗎？你沒幫我牽線，是我自己。
我說的是勞動黨的人，同胞。你和喬西·威爾斯說了話。
對。怎麼了？他在那兒。我問我能不能試試那屎貨，他說行啊，我就這麼問的。
我還說我的嘴巴很快就不得不封上了，因為他們開始聞到我有線人的味道了。同胞，我只是在說實話而已，我也不喜歡線人。
你當然不是線人，我懂。兄弟，進來談吧。
我還說別以為金斯敦的每一個人見到白人都會變成傻瓜。沒有貧民窟的護照就別去貧民窟。
神父——
沒有貧民窟的護照就別去，我跟你說了。
神父，你不覺得你有點扯遠了嗎？
我說，在我通知某些人之前，你別去某些區域。我說，除非有我陪著，否則別去某些區域。
他媽的神父，我花了好一陣子才明白他並沒有他自稱的那麼厲害。但從另一方面說，只有生活在最底層的渣滓才有可能接觸到最頂上的情報。毫無疑問，無論在什麼地方，線人永遠生活在最底層。不管你飛到哪個國家去，都想不到他們永遠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種人。三分之一是告密精，三分之一是騙子，三分之一是可悲的瘸腿窩囊廢，自己也清楚只有他號稱自己很重要的時候才算個人物。現在這個尤其如此，他胡言亂語得像是一個人寫出了《申命記》。街頭護照個屁，最後我在八條巷見到的人覺得他是整個貧民窟最他媽血逼的大笑話。神父以為他敢在八條巷扯他那些鬼蛋嗎？你以為他幫你說話或者陪著你，你就能隨便來這兒嗎？你知道為什麼大家叫他神父嗎？
他說因為只有他能在哥本哈根城和八條巷暢行無阻。
舔老子的屁股吧，他跟你那麼說？喂，同胞們，聽見神父怎麼跟他說的嗎？
不是真的？
不，哥們兒，那部分確實是真的，但不是因為他有耶穌的偉力，血逼白痴總說得好像他馬上要給你五餅兩魚了。
啥？
神父能在貧民窟隨便走動，是因為連貧民窟的娘們兒都不害怕他。你猜大家為啥叫他神父？
呃，他……
聽著吧，白小子。有很長一段時間，神父想當個牛逼槍手。很長一段時間。他每天都去問唐，唐，老大，給我一把槍吧？給我一把槍嗎？你看不出我天生就是個粗胚嗎？唉，警長殺手聽夠了他像個逼眼兒那樣哇哇哇嘮叨，給了他一把槍。你知道那小子幹了什麼嗎？那小子把槍插進短褲，然後就突然砰的一聲！他打掉了自己的雞巴。他沒死就算奇蹟了。
有一次我問警長殺手，他是不是存心沒關保險，但他沒有回答我。
那以後他沒自殺也算奇蹟了。我是說，一個男人沒法操逼，他還活著幹什麼？
兄弟他還有舌頭啊。
你說什麼？
八條巷。沒錯，我進八條巷根本不是神父幫我牽的線。我只是走進牙買加教會協會，問一位緊張兮兮的女士，我能不能找那份和約背後的人談一談。她打了個電話，然後說我明天可以下去一趟。牙買加人，說話從來不會省略前置詞。不是上去這兒下去那兒就是下去這兒上去那兒。哥本哈根城肯定不一樣，這個我可以肯定。你在市場裡東轉西轉，光是看著各種各樣的東西就足夠眼花繚亂了，木頭貨架上擺滿香蕉、芒果、阿開果、葡萄柚、菠蘿蜜、荷葉邊裙子、做褲子的華達呢布料、眨眨眼就會錯過的捲筒紙，雷鬼音樂通通通響個不停，你在收音機裡永遠不會聽見這種屎貨，這時候你就會險些走過八條巷的第一條巷。
但每條巷都有拐角，每個拐角都站著四到六個人，隨時準備大打出手。他們沒理會我，我猜那是歌手的功勞，如今他們已經習慣了見到白人在他們的地盤閒逛。更好的答案：沒有唐的命令就不會有人動手。四個飢腸轆轆的小子等待出擊，拉住他們的是一條看不見的韁繩，這個場面確實非比尋常。神父忙著提醒我哥本哈根城如何如何，他根本沒想到我會去八條巷。就在我下去這兒的前一天，他對我說了這番話。神父還以為我在按照他的囑咐辦事呢。他以為我是個愚蠢的美國人，現在還活著完全是他的功勞。不過上帝做證，下來這兒也許確實是個愚蠢的點子。
想一想我花了多大力氣，才沒有和北海灘穿“牙買加瘋狂我”T恤的二貨們廝混，但你能有多少次機會說，兄弟，我去過真正的牙買加。滾石樂隊在動力聲音錄《羊頭湯》的時候我就這兒，不過我和那張唱片狗屁不如的事實毫無關係。從1976年往後的這些年裡，彼得·託什和我在同一個房間裡也不會堅持要我出去了。我對歌手說他翻唱的《而我愛她》是保羅·麥科特尼最喜歡的翻唱版本，當時你真該在旁邊看著。
所以，不，我不害怕深入金斯敦。但耶穌在上，深入金斯敦和這個畢竟不一樣。無論見過幾百次，你都會覺得你從來沒見過。我嘗試過仔細觀察，但在現場的時候就是做不到。你經過拐角的小子們，你絕對不會想到要抬頭看，要掃一眼周圍環境。於是你走過那些小子和玩骨牌的男人。面對我的男人高高抬起手，正要把一張牌狠狠拍在桌上，多半贏了，因為我看見他得意的笑容，但他看見你，放慢動作，只是把牌放在桌上，輕得好像打牌這件事實在太糟糕，被白人看見讓他覺得羞愧不已。
你繼續走，開始懷疑你是不是成了展覽物件。你猜到會有人看你，甚至盯著你，但你沒猜到事情會變得像是在演電影。所有動作都變成慢鏡頭，耳朵只聽見寂靜，就好像寂靜被開到了最大音量，你不禁琢磨是不是哪兒的音樂突然停下了，或者一塊玻璃碎了，或者兩個女人剛驚呼了一聲，或者這兒一直都這麼安靜。你走過第一幢房屋，不，不是房屋，也許是某人的家，但肯定不能算房屋，你儘量不去看門口的三個孩子。但你還是看了，你不禁琢磨照明為啥這麼好？那兒是房屋之間的過道，還是說屋頂不翼而飛了？牆壁是藍色的，色彩深邃，你不禁琢磨，想到要那麼裝飾這個地方的是誰？
小男孩身穿黃色的斯塔斯基與哈奇T恤，下襬拖到膝蓋，他在微笑，但兩個女孩，年齡都比他大，已經學會了面無表情。其中一個女孩站在底下一級貼近馬路的臺階上，撩起裙子，露出底下的牛仔短褲。他們背後的門經歷了日曬雨淋，早就該換掉了，但我儘量不看，因為兩英尺外有個女人在臺階上給一個比較大的女孩梳頭，女孩站在女人底下的一級臺階上。三個孩子和女人（他們的母親？）之間是一面磚牆，牆上抽掉了許多塊磚，因此變成了格子圖案。有人想把磚牆塗成白色，但剛起頭就放棄了。這個景象讓你有點詫異，因為民族黨贏了選舉，而這是民族黨的地盤。你以為他們自己的貧民窟應該像樣一點，實際上卻比勞動黨的地盤更差勁。差勁在金斯敦永遠是個每天都不一樣的相對概念——他媽的搞什麼，他媽的有個人他媽的坐在我床上，我卻在想他媽的十英里外他媽的貧民窟。
該死，哥們兒，坐起來，別繼續往後靠了。你坐在那兒多久了，十分鐘？你睡著了不成？我也擺過這個姿勢，額頭放在雙手裡，胳膊肘撐著膝蓋，但通常不是在睡覺，而是嗑了藥幻遊。我說不準。媽的，我要翻身了。還能發生什麼更糟糕的事情？他稍稍一驚，然後意識到我還在睡夢中。翻身實在太自然了，我要是一動不動他反而會覺得奇怪。對吧？我想看清他那張操蛋的臉。我揉了揉後腦勺，我看見他是個光頭，雙手是發紅的棕色？也許是因為血液湧流？我要翻個身，一腳踢在他背上。對，我就該怎麼做。
不，我只是想在我他媽的旅館房間裡醒來，要一杯他媽的咖啡，咖啡必然很爛，因為這是一家廉價旅館，覺得美國佬太蠢，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咖啡是什麼味道，說起來也沒大錯，因為再爛的咖啡你也總能喝完最後一滴，不過喝我還是要喝的，因為謄抄昨天那捲錄音帶的時候我不能讓嘴巴閒著，但那捲錄音帶上多半沒有任何好料。
然後我可以抓起我的揹包，穿好牛仔褲，跳上公共汽車，看著人們心想“我操，車上有個白人”，不過他們並不會那麼想，我會自顧自地做我的事情，到《集錦報》門口的車站下車，找比爾·比爾森聊聊，雖說他是勞動黨和美國政府的傀儡，常年往《紐約時報》那小子嘴裡填狗屎屁話。但他為人大體而言還不錯，匿名引用他一兩句內部訊息也挺配合，我想問他的是既然喬西·威爾斯不記得歌手遭槍擊（多麼可怕的悲劇）究竟是哪一天，他又怎麼可能告訴我歌手中槍的時候，他剛好要把葡萄柚遞給經紀人，但除了歌手、經紀人和我之外，誰都不可能知道這個小細節，因為他們只向我透露過這一點。明白我的意思嗎？那當然不是什麼秘密，但只有在你做了許多艱苦工作，讓訪談物件舒舒服服放鬆下來之後，他才有可能吐露這種瑣碎細節。
當然了，我不會提到葡萄柚，但這個唐似乎非常清楚那次未遂刺殺裡裡外外的細節，順便說一句，他們不許我管那次的事情叫“未遂刺殺”。上次我問歌手到底是誰企圖殺害他，他只是看著我，笑嘻嘻地說那是最高機密。我沒有向喬西·威爾斯提起，因為怎麼說呢？上次我照鏡子的時候，沒見到我腦門上文著“操蛋的娘娘腔”這幾個字。
媽的，我管不住我奔放的思緒。事情不是這麼發生的。我是說，這件事還沒有發生，我還在八條巷的邊緣尋找警長殺手，而不是喬西·威爾斯。我他媽為什麼會想到喬西·威爾斯呢？他不是任何人會時時刻刻掛念的那種人，我敢拿腦袋打賭他就喜歡這樣。喬西·威爾斯是哥本哈根城。那是後來了，阿歷克斯·皮爾斯。你在八條巷得知的事情帶你走向哥本哈根城，只是為了搞清楚事實。但我首先去的是八條巷。既然來到了八條巷，那我就想見一見警長殺手。我想知道和約是不是還生效，因為上週在橙街和佩瓊街路口爆發了殺人兇案，勞動黨的一名年輕人因為爭風吃醋而射殺了民族黨的一名年輕人。另外在最近一次與警方的衝突中，穿黑紅衣衫的小子起獲了一批槍支和彈藥，你在美國國民警衛隊裡都找不到這樣的武器。
當然了，我絕對不能問這種問題。歡迎委員會向我透露了神父的真面目之後，我看見我要找的人坐在路燈下等我。事實上，他的原話是這樣的：同胞，我等了咱很長時間。這個咱指的是你，指的也是我。貧民窟的聯絡手段，比電話落後，也比電話先進。他坐在一張不鏽鋼酒吧高腳凳上，高腳凳真的來自一家酒吧，這兒離我進來的那個拐角只有三十英尺，他邊抽菸邊喝喜力，看著別人打骨牌。他怎麼看都像你會走過去向他問路的那種人，哎，見沒見過一個叫警長殺手的哥們兒？
——說起來，很難想象會在這兒見到一個光閃閃的酒吧高腳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