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在中都時一樣，孔子大力推行禮教文化，努力扭轉魯國的不正之風，魯國新氣象逐漸形成。
僅僅幾個月，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制訂了一系列的懲戒措施與治理政策，都城曲阜人人無不遵從，鮮有人犯！
作為大司寇，孔子很少動用刑罰，往往以禮和理服人。孔子認為，刑罰的作用在於懲前毖後，如果不用刑罰而讓人們得到教訓並改正錯誤，這就是仁德。
對僭越禮制的慎潰氏，孔子並未動用刑罰，但略施小計就讓他流亡了，並因此而讓沈猶氏、淳于氏等原先的不法分子心生畏懼，從而不再犯法。
有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父親狀告兒子不孝，父子倆在堂上你一句我一句爭得面紅耳赤，互相仇視。
孔子並未直接給予判決，而是將父子二人都關在一個牢房裡。
三天後，孔子提審這對父子。
結果，父親卻當場撤訴了，而且他還向孔子認錯，說自己平時對兒子要求過分了，從未考慮兒子一家的不容易，如果大司寇要懲處，就應該懲處自己，請求大司寇放了兒子。
令人意外的是，兒子也居然當場認錯，說自己平時給錢給糧，總以為對父親已經夠孝敬了，但卻疏忽了老人家的內心需要，平時關心不夠，父親痛斥自己不孝沒有錯，自己願意接受懲處，請求大司寇放了父親。
孔子笑了，將兩人都釋放了。
這正是孔子之策。父子之間的矛盾，明面上是一回事，實質上又是一回事。將你子二人都關於一個牢房，兩人氣頭過後定然反思。
反思過後，定然會反悔。既然反悔互相告狀，則必會為對方求情。
父親為兒子求情，兒子為父親求情，這不正是父慈子孝嗎？
刑罰的目的是什麼？不是為了懲處，而是為了規矩。如果不必透過刑罰就能讓理應受罰者規矩起來，那又何必使用刑罰呢？
如這對父子，如果能夠透過讓他倆反思而達到幡然悔悟的目的，又何必懲處兩人呢？
父子倆被釋放回家，不但將先前隔閡消除了，從此成了當地父慈子孝的典範。因此，兩人非常感慨，更對孔子感恩戴德，時時向左鄰右舍講孔子是如何調解這次糾紛的故事。
這事一傳十，十傳百，百姓們都在傳誦孔子不但斷案公正，更有智慧，且貼近群眾。
孔子的名聲更大了，但執政上卿季孫斯卻非常不高興。
季孫斯對孔子的學生冉求道“孔夫子口上說是一套，實際做又是一套，他不是說過，欲治國家，推孝禮嗎？
那個兒子對父親不孝，父親忍無可忍才赴官府告狀，按理孔夫子應該斬了那個不孝子，以此典型案例來教育魯國百姓，魯國才會上下遵從孝禮。
如今，孔夫子居然釋放了那個不孝子，這不是違背孝禮嗎？”
冉求將季孫斯的話轉告了孔子，孔子長嘆一聲，對冉求道“子有，休聽那人胡言亂語，他哪裡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孝？！
軍隊打了敗仗回來，有殺了士兵問罪的嗎？要殺，那也得殺領兵的將軍！
孝道，本是人世間最基本的禮數，但在魯國，一個父親與他的兒子因家族矛盾，居然向官府提起訴訟，這說明我們魯國已經不講最基本的禮數了。
國家治民之道有問題，這能殺百姓嗎？要殺，就得殺負責治理的官員！
為師既為大司寇，先要做的是整頓牢獄，而不是懲處百姓。刑法未向民眾公佈，禮教未得到推行，怎麼可以濫用刑罰？”
季孫斯聽聞後，面紅耳赤，再也不敢就此事對孔子說三道四了。
禮教未得到推行，怎麼可以濫用刑罰？
這就是大司寇孔子的理念，所以，孔子很少動用刑罰，更不用說殺人了。
當然，該殺還是得殺，如前面講過的，少正卯這樣的人必須殺。
但孔子還是一直認為，執法務必重視教化與調解，他一直強調慎用刑罰！
孔子的治國之才，確實得到了整個魯國的認可！
孔門弟子無不以自己的老師為榮，不少弟子在孔子面前，都表現出了極度的尊重，連一向敢批評孔子的仲由都衝著孔子豎起了大拇指。
孔子嚴以律己，以禮治民，對國君恭敬，履職嚴謹認真，魯定公甚至魯國三桓都對孔子讚譽有加。
尤其是季孫斯，終於信賴起孔子了。他相信，孔子一定可以幫助季氏家族解決費邑危機。
而孔子則相信，如果能給自己多一些時間，那自己一定可以讓整個魯國煥然一新，人人遵從禮法，社會風氣轉好，經濟必然展，並帶動軍事實力的增強。
但這些僅僅是孔子出仕的初步目標，孔子很清楚，魯國如果一直是君弱臣強的局面，那要實現真正的復興周禮是天方夜譚！
三桓，才是魯國衰落的根本原因！
削弱三桓勢力，重整公室權力，這才是真正的周禮在魯國推行之要！
這是孔子隱藏在內心的真正目標，如果不實現魯國公室的振興，推行周禮那就是空中樓閣。
孔子相信，只要給自己一些時間，他一定會抓住機會，一步步削弱三桓。如今的三桓，正是力量薄弱期。
不但季氏家族存在費邑之憂，孟氏、叔氏都有著內部隱患。
只要三桓自己亂起來，那自己就可以幫助國君重拾公室威望。季氏的費邑問題，是時候解決了。
如果解決費邑問題，那就可以實現一箭三雕幫助季氏、削弱三桓、振興公室！
正當孔子有意提出解決費邑問題時，一個更好的機會來了。
這是三桓之一的叔氏家族提供給孔子的一個大好機會，當然，對叔氏家族來講，這絕對是一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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