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還手的時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著攻擊的前提是，有一個公正的遊戲規則，並且深信對方會回到遊戲規則當中來。
而二十六歲的馬丁·路德·金，就是這個群體中，第一代最懂得熟練地運用這個制度的操作規則的人。
《論公民的不服從》，這篇曾帶給馬丁·路德·金啟發的文章，今天被收錄在《美國語文》裡，是不少中學生的課本，教材裡這篇文章後面有三道思考題：
梭羅暗示誰應該對墨西哥戰爭負責任？根據梭羅的觀點，為什麼一小部分人可以濫用政府而免受懲罰？根據梭羅的觀點，什麼時候美國人將會獲得在可能範圍內的最好的政府？這樣的問題，提給上中學的孩子。
二十歲的我，讀的是財會專業。
我也有政治課，但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學政治經濟學課上的一二三四，為了應付考試，我都背了，從來沒主動問過問題，也沒人需要我們參與討論，背了標準答案就可以了，一個字也沒往心裡去，書的邊角上抄著流行歌詞。年輕的時候，是對社會參與最有熱情的階段，可是我到做了記者，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政治和我有什麼關係？教育是用來幹什麼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我採訪陳丹青時，這位知名的畫家從清華辭去了美術學院教授和博導的職務，因為現行的政治和英語考試，讓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學生。他說：“政治本來是一門學問，但我們的政治考試是反政治的，沒有人尊敬這個學科。”
他給我看一個女生的畫，很有莫迪裡阿尼的味道，一根線條可以輕盈地抽打人一下，他喜歡她畫裡“水汪汪的勁兒”。這姑娘叫吳雯，想考陳的研究生，考了兩年，第一年政治、英語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語差三分。她未能考上陳丹青的研究生，但同一年她被倫敦城市大學藝術系錄取。我們越洋採訪她，她說：“我來了倫敦就去馬克思墓園看過，馬克思現在給我的感覺，跟政治書裡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陳丹青其他的學生都不再考了，他說：“我接觸最多的情況不是質疑、反抗、叫罵，而是──這是讓我最難過的──所有人都認了。”
“怎麼叫‘認了’？”我問他。他笑了一下：“我現在隨便到馬路上拉一個人來，你見到這個人，就知道他認了，從很深處認了。”
編完這期節目，老郝去游泳，說光靠目測泳池的濁度就超了標，她一扭身出來，找到前臺。人家是老國企了：“我們這兒，只要進去就不退錢的。”
“找你們館長來。”
“這兩天機器壞了，正在修……”
“機器壞了你們還放這麼多人進去？”
“把你的錢退你不就完了……”
她拿手機撥通了114：“喂，請問海淀區防疫站的監督電話？”……晚上還寫了部落格公開此事，寫到“找你們館長來”，還問讀者：“你能想象我的表情麼？”
我樂了，因為老範在底下跟了個貼－－“我能”。
我們這種多年壓抑後激發出來的維權意識可能過狠了一點兒。有一天，張潔興致上來說要軍訓。大家去找他，說都這麼大歲數了，能不能不軍訓，搞點拓展也成啊。張潔是個一直對下屬比較民主的領導，也是一個無敵大好人，大概這次我和老郝太不講究方式方法了，領導有點下不來臺，問有幾個人像她倆這麼想，在場的人都舉手。
他說：“就沒人贊成軍訓麼？那個誰，你進來，你說。”那個誰把腳尖一踢，繃在空中：“我就喜歡在太陽底下流汗的感覺。”領導擰身出門，把門一摔：“就這麼定了，訓練的就是服從。”
兩天後，一群成年人穿著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陽底下練向左向右轉，我扎著一塊鮮紅的頭巾，老郝在槍上別朵野花，我倆吊兒郎當地站著，把軍體拳打得妖風四起。半夜還要拉練，讓把被子打成豆腐塊背在身上，我這輩子也沒這麼疊過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後一堆，心一橫等著來檢查。
連長來了：“怎麼沒疊？”
我說：“不會。”
對方沒不高興，反倒樂了：“我給你疊。”
我不好意思了，覺得自己孩子氣。張潔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歡那種整整齊齊的理想主義朝氣，也只有他能容許我們以這樣的方式表達不滿。但我還是忍不住寫了篇文章，寫美國有個新聞人克朗凱特，小的時候剛轉學到一個學校。老師問：“二乘二等於幾？”“四。”他很積極，第一次舉手回答。
“不對。應該答什麼？”
“四。”他肯定自己是對的。
“過來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想想正確答案。”女教師說。
他站在那裡，穿著母親為他準備的最好的衣服，面對著還沒有認識的正在竊笑的同學們，試圖忍住淚水。
下課鈴聲響了，教師問：“現在，你想出答案來了？”他承認沒有。
她啟發他：“應該這樣回答：‘四，夫人。’”克朗凱特在七十年之後寫道：“直到後來，這種特性才在我身上強烈地顯露出來：我厭惡哪怕是最輕微的兵營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這種獨立的迫切性，促使許多人選擇了新聞業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發採訪全國牙防組被訴一事。
李剛是提起訴訟的律師，他調查發現牙防組沒有法定意義上的認證資格，卻為牙膏企業提供認證，起訴一年多，未果。他曾經懷疑這會像之前他提起“進津費”、“進滬費”等訴訟一樣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師陳江以同樣理由在上海提起訴訟，他稱之為聲援。於是媒體再一次掀起報道熱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蹤，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國牙防組召開新聞釋出會，對這一事件作出解釋，二〇〇七年，全國牙防組被衛生部撤銷。
李剛說他非常意外：“不在預期當中。”
“為什麼？”
他說：“因為老百姓在向強力機構發出疑問的時候，已經習慣了沒有回應。”但這次不同，如果沒有結果，也許會是不停止的訴訟和報道。推動這一切的，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師和記者，還有那些買了報紙，開啟電視，關注這個訊息，打電話去牙防組詢問的普通人。
我把他們的故事寫成一篇部落格，叫《我只是討厭屈服》。留言裡聽到了很多聲音，有人說：“為什麼許多人都選擇屈服？因為他們覺得投入太多，收穫很少或根本沒有。”
也有很多人在部落格裡留言：“說話，真不容易呢，我們絕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卻希望其他人都能做個公民，這樣才會有人幫我們爭取更多的利益、權利……”
還有人說：“在國家壟斷企業面前，很多人首先沒有自信，為什麼沒有自信？中國人習慣了聽從權威，大家都被這樣教育著，權威是至高無上的。”
有部電影叫《飛越瘋人院》。麥克默菲是一個裝瘋躲進精神病院逃避懲罰的流浪漢。所有的病人都在醫生安排下統一按程式打針、服藥、聊天。但他不肯。進行例行心理治療的討論時，他建議將白天的日程換到晚上進行，因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錦標賽的實況轉播。
護士拉奇德小姐說：“你要求的是改變一項經過仔細研究後製定的規章制度。”
麥克默菲說：“小小的改變沒有害處。”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過了很久才適應了作息制度，如果現在一下改變了，他們會感到非常不習慣。”麥克默菲說：“這可是世界棒球賽，比賽結束以後，還可以改過來。”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讓步了：“這樣吧，我們進行一次表決，按多數人的意見辦。”麥克默菲十分贊成：“好極了！”他第一個高高地舉起了手。切斯威克也舉起了手。泰伯也想舉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馬上把手縮了回來；馬蒂尼手剛舉起，就停留在頭頂，裝著抓癢；塞夫爾手放在胸前，兩眼看著周圍，等著大多數人舉手，他也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