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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十月，我和周正龍在地上擺放石子，還原他和老虎、石頭、樹之間的距離。真相往往就在於毫末之間，把一杯水從桌上端到嘴邊並不吃力，把它準確地移動一毫米卻要花更長時間和更多氣力，精確是一件笨重的事。（圖片來自影片截圖）
<h2>第十三章 事實就是如此</h2>
二〇〇七年，陝西農民周正龍稱自己在一處山崖旁，拍到了野生華南虎，陝西省林業廳召開新聞釋出會展示這些老虎照片，宣佈已滅絕二十年的華南虎再現。
外界質疑很多，一些人覺得照片上褐紅色老虎太假，一動不動，兩眼圓瞪，呆呆地頂著大葉子，不像真的，但也只是狐疑，沒有定論。
我們開會，討論做不做此事。
有人說：“一張小破照片兒，有勁麼？做什麼呀？……找個第二落點吧。”第二落點，這是陳虻同志的常用語，意思是比別人高一個臺階想問題。我也犯愁：“找什麼落點呀？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利益鏈條？……”
開完會第二天，老郝說，麻煩了，南院裡不管碰見誰，都問：“聽說你們要去做華南虎啦？哎那照片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管你的第二落點多漂亮，根本就繞不過去人的疑問：“真的，還是假的？”
老郝、小宏、陳威、小畢、我，就這麼坐了二十小時的火車，一路打著牌出發了。沒一張策劃案，也沒有采訪提綱，輸的人興高采烈貼著一腦門子白紙條，誰也不討論節目——討論什麼呢？真和假都不清楚，未知的全在現場呢。
鎮坪縣很小，有五萬人，從離得最近的安康坐車過去也需要近五小時。縣城像個豌豆，小而圓，散個步二十分鐘就走完了。街上已經掛起大廣告牌：“聞華南虎嘯，品鎮坪臘肉"，右下角印著只顯眼的老虎，兩眼直視前方，用的就是周正龍拍的照片。他拍照的相機是從親戚那裡借的，親戚是縣經貿局局長，正籌備註冊鎮坪華南虎商標，成立一個公司，開發虎牌產品。
周家在大巴山腳下。去的時候山已經封了，說要保護野生動物。記者們進不去，都在周正龍家門口待著，青山彎裡一棵鮮紅的柿子樹下，幾把竹凳子，團團坐喝茶，都是同行，互相打招呼：“喲，也來啦？”
周正龍正接受採訪，細長眼睛，鼻尖唇薄，拿著尺把長的刀，講當年作為一個老獵人是怎麼把一頭大野豬幹掉的。
我聽了一耳朵，記者正問到：“現在你是很多新聞媒體追逐採訪的物件，有沒有覺得自己的生活變化特別大？”
“一天平均有五六班吧，一班人都有三四個。有時候搞到晚上十一二點，雖然我拿命把華南虎照片換來了，無非就是起這個作用，我個人也沒什麼好處。”
記者問：“聽說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後落淚了，這是你這一輩子唯一一次掉眼淚，是嗎？”
周說：“我可以說五十幾了沒流過淚，包括我父母死我都沒流過淚……一看到那個老虎照片……我都不想回憶了。”
他有點哽咽。
我們幾個站邊上閒聊，陳威和小宏都認為周正龍沒撒謊。
我和老郝對望一眼，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判斷。陳威說，周正龍披個大黑襖，坐在一個山腳的菜地裡，背景是漫山遍野的秋天，逆著點兒光坐著，他笑：“從鏡頭裡看，那就是個老英雄啊。”
“我也看著他像。”小宏說，“撒謊的人怎麼敢直視鏡頭呢？”
幾個人聊了半天，事實不清楚時，每個人審美和直覺都不同，要靠這個來判斷，誰也說服不了誰。牟森有次跟我聊天，說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主義，“所以人們對世界的知識不能來自評論，要來自報道”。“報道”就是對“事實和因果”的梳理。
人都走了，我和周正龍，兩隻小板凳，坐在他家大門口樹底下，開始採訪。拿了幾個小石子，請他擺一下樹、岩石、他、老虎的位置。秋天日光還長，有的是時間問，不著急。
我問：“華南虎照片是真的嗎？”
他的回答挺有意思：“我認為百分之百是真的，沒有一點假。”
接著往下問：“你當時大概離老虎有多遠？”
“從這兒就到上面那個樹。”
我回頭看了看那棵山崖上的樹：“那這麼估計的話，不到五十米？”
他說：“那不止的，我往前頭爬的時候，它耳朵一下就豎起來了。”
“隔了這麼五十米之外，你能看到老虎的耳朵豎起來嗎？”
“哎呀，那就講不清楚了，反正很近了。那個閃光燈我也不清楚，是怎麼開啟的，我也不太會使，反正這麼一按，‘咔嚓’一下，當時我把那個機子都甩掉了。”
我確認了一下：“你就沒拍了？”
他有點不耐煩：“它聽到一響，‘嗷’的一聲。那個時候你還拍什麼？拍石頭啊？！”
我看了看手裡的資料：“但是根據你數碼相機的時間記錄，你閃光燈亮起的時候，是三十多張照片當中的第四張。”
他重複我的話：“第四張？”
“對。”
他像剛明白過來：“後面還有二十多張是不是？”
“對，這是相機的記錄。”我遞給他看。他看了一會兒，說：“現在有點記不清楚了，到底是在這兒閃的，還是在那兒閃的，時間有點長了。”
“拿證據來。”記者兩手空空，就靠這一句話，從因果鏈條的終端倒著一環一環上溯。
野生華南虎在中國未見蹤影已經二十年，光靠照片不能認定它的存在。按照林業部門的工作程式，需要在盡短時間內，由兩名以上工作人員對現場動物遺留痕跡作出專業的測量、拍攝、分類，對周圍的植被地理等環境作出準確描述，還需要對當事人及周邊群眾進行調査走訪，並作出記錄和初步判斷，以保證核查資訊的及時可靠和完整。
林業局負責實地調查的人叫李騫，是個小夥子。向他索要材料，才發現他沒有任何資料證明有過這次核查。問到後來，他說：“我相信周正龍，因為他是個農民。”
我問他的上司覃局長：“李騫當時有沒有給你出示他認為拍照物件真實存在的證據？”
“那就是口頭上，就是這樣。”
“僅靠他一個人的說法嗎？”
他反問：“難道不可以相信他嗎？我對我的幹部，我在用他的時候，我對他們是很省心的。”
再問局長的上司，縣長說：“我相信我的幹部的說法，因為他是我培養起來的。”
林業廳負責人說：“我相信鎮坪的說法，因為他們是一級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性格》。他觀察到當時的國人有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分佈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