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的時候，謝洪武已經在人大幹預下，解除關押，被送到一家復員軍人療養院。關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長滿到我膝蓋的瓜蔓，漆綠的大葉子上刺手的絨毛，野氣森森。地基還在，我撥開雜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寬，不到兩米長，剛夠躺下一個人吧。這樣的牢房有三個，都是關押精神病人的。我問看守所工作人員，這個牢室有窗嗎？他們說大約兩米高的地方有過一個窗。從這個窗看出去，是另一堵牆。
從看守所出來之後，謝洪武獲得六十多萬元的國家賠償。但他年過六十，沒有親人，村裡的房子拆了蓋了學校，只能在復員軍人療養院過下去，屬於他的物品是一隻瓷缸子。醫生說剛出來時謝洪武的腰彎得像一隻球，各個關節都萎縮了，他不願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於駝背，四肢肌肉萎縮，躺著睡不著，要坐著才能睡著”。
他二十多年沒有與外界說過話，語言能力基本喪失了，但醫生說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療養院的服務專案裡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飯，病人的碗都是醫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總洗得乾乾淨淨才送去。採訪的時候，我給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進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遞給我，讓我喝。
我想跟他在紙上談談，可他只會寫“毛主席”三個字了。
沒有辦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著他。他的臉又小又皺，牙掉得沒有幾顆了，只有眼睛是幾乎透明的淡綠色，像小孩兒一樣單純。
他忽然拉著我的手，讓我摸他的膝蓋，中間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個，空的。
我吃驚地看著他。
旁邊的人說，這是當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這個牢房裡頭，沒有出來過，沒有放風，沒有書報，大便小便也在裡面，他被認為是精神病，但檔案裡沒有鑑定記錄，我採訪看守所所長，他說：“都說他是神經病，再說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關押，所長說：“他已經沒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裡，他七十多歲的哥哥還在世，只是謝洪武當年是“管制物件”，哥哥不敢過問他的下落，認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頭燒把紙。
我問所長：“他在你這兒已經關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張拘留證，你不關心嗎？這個人為什麼被關，為什麼沒放出去？”
“如果關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為什麼不關心他呢？”
“我說了，沒有那個精力，不問那個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麼說，好像合法一樣。以前幾個所長都把他放在瘋人室裡，我上來還照樣。我又管這麼一攤子，管他們有吃有喝，不凍死、餓死。早沒有想，如果想了早就處理了，有那麼高境界，我們早就先進了。”
黃昏採訪完夕陽正好，謝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療養院規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員拉來一批椅子，讓老人們整齊地背對滿天紅霞坐成一排，謝洪武彎在藤椅裡直視前方，看上去無動於衷，沒有意願。但我還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員說：“能不能把他們的椅子轉一下，換成另一個方向？”
他有點莫名其妙，但還是換了。
聚會上，朋友說，你現在做的這些題目太邊緣了，大多數人根本不會碰到這些問題。作家野夫說：“那是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大多數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免於受辱了。”
一群人裡有教授，有記者，有公務員，都沉默不語。
王小波說過，你在家裡，在單位，在認識的人面前，你被當成一個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個沒人認識你的地方，你可能會被當成東西對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當成人，不是東西，這就是尊嚴。
有人半開玩笑半擠兌，說：“你們這麼拍黃賭毒，再下去的話就該拍同性戀了。”
我說：“確實是要拍他們了。”
他愣一下說：“這節目我看都不要看，噁心。”
旁邊有人聽到了，脫口說：“你要去採訪同性戀患者？”
有朋友說，他喜歡《費城故事》裡律師事務所的那個合夥人：“他可以那麼得體地把那個感染艾滋的同性戀開掉。”他看了看我：“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你不能去要求別人寬容。”
我問：“你理解他們嗎？”
“怎麼不理解？”他說，曾有一個同性戀男子向他表白，他從此再不理這人。“就是覺得噁心。”
“為什麼你會覺得噁心？”
“反正從小的教育就是這樣的。”他可能不太願意多談這個話題，臉轉過去了。
同性戀者就這樣隱身在這個國家之中，將近三千萬人，這個群體之前從來沒在央視出現過。
“我可以對別人說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說自己是同性戀者。”二十一歲的大瑋說，“在感染艾滋的人裡頭，有血液傳播的，吸毒的，還有嫖娼的，同性戀是最底層的，最被人瞧不起。”
“醫生問起，你就說是找了小姐。”張北川教授對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戀者說。他擔心會有麻煩。
他是中國對同性戀研究最早、最有成績的學者。
他的話不多慮。
我在青島見到一個男孩子，他說他有過兩百多個性伴侶，患性病後從外地來治療，當地醫院的醫生知道他的同性戀身份後拒絕醫治。醫生說，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給你治：“你不嫌丟人啊，你這種人在社會上將來怎麼辦？”
他在醫生面前跪下了。
沒有用。
一個母親帶著剛剛二十歲的孩子來找張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戀者，那個母親說：“早知這樣生下來我就該把他掐死。”
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工作、上學，努力活著，但他們不能公開身份，絕大多數不得不與異性結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場所是在公廁或是浴池，但那樣的地方不大可能產生愛情，只能產生性行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間。
“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對於同性戀者來說有巨大的好處，這個好處就是安全。”張教授說。
安全？我很意外，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兩個人完了關係大家互相都不認識，不用擔心身份的洩露。”
在沒有過去和未來的地方，愛活不下來，只有性。
“我曾經說過，只要自己不是那種人，我願意一無所有。”翼飛坐在我對面，長得很清秀。他拿“那種人”來形容自己，連“同性戀”這三個字都恥於啟齒，“我覺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個人不正常。因為我覺得自己那種現象是一種不健康，是一種病態。我強迫自己不去接觸任何一個男孩子，儘量疏遠他們，儘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對自己壓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為自己的性傾向入獄，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戀是先天基因決定的，幾十種羚羊類動物裡面，也觀察到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了，在靈長類動物裡邊，還觀察到了依戀現象，人類的依戀現象，在某種程度我們就稱之為愛了。”張北川說。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不再將同性戀者統稱為精神病人，但“同性戀”還是被歸於“性心理障礙”條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