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敢相信，我在這短短數十載中竟然寫下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可另一方面，我也時常好奇其他作家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時間的。
對我而言，寫作就如同呼吸一樣自然，無須做任何計劃或安排，完全是靠本能的驅使。收錄在這部短篇集中的所有故事，其靈感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爆發出來的，我必須立即坐在打字機跟前趁著熱乎勁兒把它們一股腦兒地轉化成文字。
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報喪女妖》。當時我在愛爾蘭為約翰·休斯頓導演的電影《白鯨記》撰寫劇本，我們經常在深夜圍坐在壁爐前，品嚐愛爾蘭威士忌。我其實並不很愛喝酒，但他對那酒很喜歡，所以我也跟著喝點兒。有時休斯頓會在把酒言歡時突然停下來，閉上雙眼，聽寒風在屋外呼嘯。然後他會一下子睜開眼睛，用手指著我大喊，說愛爾蘭的天空上盤旋著好多報喪女妖，也許我應該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並招呼她們進來。
他總是這樣嚇唬我，那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腦海裡，等我回到美國家中時，最終根據他那怪異行為留給我的靈感寫下了這篇小說。
寫《湯因比暖房器》則是由於當時我們經常在報紙標題或電視報道中感受到絕望的轟炸，全社會都瀰漫著末日將至的氣氛。這種情緒不斷髮酵，可人們卻沒回過頭去想一想它究竟從何而來，又究竟對我們造成了哪些改變。
後來有一天，我終於再也抑制不住這種感覺，決定要做些什麼，於是我創造了一個角色來說出我心中的想法。
《勞萊與哈代愛情故事》則源於我對這對完美喜劇組合一生不變的熱愛。
很多年前抵達愛爾蘭時，我開啟一份《愛爾蘭時報》，發現裡面有這樣一則小小的廣告：
<blockquote>今日 僅此一次！ 為愛爾蘭的孤兒們義演 勞萊與哈代親自獻藝！</blockquote>
我一路狂奔到劇院，幸運地買到了最後一張票，還是前排正當中！大幕捲起，那兩位可愛的人兒在臺上表演著他們最偉大劇目中最經典的場景。我坐在臺下，被驚異和快樂深深地衝擊，淚水滑過臉頰。
回到家後，那些情景仍然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想起有一回一個朋友帶我去了一段階梯旁，就是勞萊和哈代扛著鋼琴爬上去的那段，結果他們卻是被鋼琴趕了下來。於是我讓故事繼續。
《暗夜獨行客》是《華氏451》的先兆。我在五十五年前曾經和一位朋友共進晚餐，飯後我們決定沿著洛杉磯的威爾夏大道走一走。可是沒過幾分鐘，我們就被一輛警車攔了下來。警官問我們在做什麼。我回答他：“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的前面。”我顯然回答錯了。警官懷疑地看著我，因為當時人行道上空無一人——整個洛杉磯都沒人會在這條道上散步。
我回到家，為此事惱火不已，想不通為什麼連散步這麼簡單而自然的行為都會被制止。於是，我寫下了一篇發生在未來的故事，某位行人因為散步而遭到拘捕，並被處決。
幾個月後，我又讓那位獨行客在晚上散步，並安排他在拐角處遇見了一位名叫克拉麗斯·麥克萊倫的女孩。九天後，中篇小說《消防員》誕生了，它後來被擴充套件成了《華氏451》。
《垃圾工》的靈感來源於1952年初洛杉磯報紙上的一則新聞，當時市長宣佈，如果有原子彈擊中洛杉磯，那麼死難者的屍體將由垃圾清掃工負責處理。他的這番言辭令我怒不可遏，於是我坐下，抒發出胸中怒火，寫成了這個故事。
《軍令如山》也源自現實。許多年前，我有時會在下午跟朋友一起到國賓酒店的泳池裡游泳。那位泳池看管者嚴厲得幾乎不近人情，總會讓他年幼的兒子站在泳池邊，向他灌輸關於人生各式各樣的死板規矩。我一天天看著那無止無休的說教，忍不住幻想在未來的某一天，他那乖巧的兒子會突然奮起反抗。我坐在桌前，腦海裡醞釀著這似乎註定要出現的一幕，寫下了這個故事。
《拉斐特，永別了》基於一個真實而悲慘的故事，那是我家隔壁的一位老電影攝影師講給我聽的。他偶爾會到我家來做客，喝上一杯紅酒。他告訴我，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最後幾個月裡，他曾是拉斐特飛行隊的成員。回想起自己曾經擊落德國雙翼飛機時他不禁潸然淚下，那些年輕帥氣計程車兵死前的面容多年以後仍然在他心頭徘徊不去。我無力幫他做任何事，唯有用手裡的筆讓他獲得些許慰藉。
《夏天奔跑的聲音》的誕生也實屬偶然。我當時正坐在大巴上穿過西木村，一個小男孩突然跳上車，把錢塞進投幣箱裡，從車廂前頭跑到我對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來。我無比羨慕地看著他，心想，天哪，要是我有他這身活力就能每天都寫一個短篇故事，每晚寫三首詩，每月完工一部小說。我低頭看向他的腳，發現那活力是有原因的，他穿了一雙顯眼的新網球鞋。我突然記起在自己成長中的那些特殊的日子。每年剛一入夏，父親就會帶我到鞋店，給我買一雙嶄新的網球鞋，讓我煥發出全世界的能量。我當時在車裡就恨不得能馬上到家，坐下來寫個關於小男孩盼望一雙新網球鞋，好在夏日裡縱情奔跑的故事。
寫《上週一的大碰撞》是因為我當時在都柏林隨手買了一份《愛爾蘭時報》。報上登著一條可怕的新聞——1953年全年，愛爾蘭總共有375名騎車人在事故中喪生。我想，這是多麼不可思議啊。我們在美國很少會讀到這樣的新聞，通常是人們在汽車類交通事故中遇難。接著讀下去，我發現了原因所在。在愛爾蘭境內有一萬多輛腳踏車，人們總是會以每小時四十至五十英里的速度騎行，然後迎面相撞，所以當頭部受到撞擊時，必然會遭受嚴重的顱骨損傷。我想世界上沒人知道這一點！也許我應該寫個故事出來。於是就那樣做了。
《夏伊洛之戰的鼓手》的靈感來源於《洛杉磯時報》上刊登的某個小演員的訃告，那個演員名叫奧林·豪蘭，我看過他出演的很多部電影。訃告中提及他的父親是夏伊洛之戰的鼓手。那些言辭傷感而充滿魔力，引我回想起往日歲月，使我立即決定用打字機把心中的感悟寫下來，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我寫出了這篇故事。
《親愛的阿道夫》的緣起則更加簡單。我在某天下午路過環球影城，遇見一位身穿納粹制服，臉上還黏著希特勒鬍鬚的群眾演員。我不由得設想當他在影城附近或大街上走來走去時會發生什麼事，人們看到跟希特勒相貌如此相仿的人會作何反應。當晚那篇故事寫成了。
從來都不是我支配我的故事，而是那些故事支配著我的雙手。每當新的靈感出現時，它們都會命令我賦予它們聲音、形態與生命力。正如我在這些年中對其他作家建議的那樣：大膽從懸崖上跳下去，在下落的過程中再想法給自己插上翅膀。
在過去六十多年的歲月裡，我跳過無數次懸崖，在打字機前苦思冥想如何給故事加上結尾，好讓結局不至於太過突兀。而在剛剛過去的那幾年裡，我回顧了自己少年時站在街角賣報紙，每天寫作的日子，意識到自己當年竟然那麼努力。我為什麼會那麼做呢，為什麼會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從懸崖上跳下去？
答案還是那句陳詞濫調：出於熱愛。
當時的自己不顧一切往前衝，全心全意地熱愛那些書籍、作者和圖書館，專注於練就自己，而根本沒留意到我只是個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天賦欠缺的少年。也許，在腦海中的某個角落裡，我是知道的。可我仍然堅持不懈地去寫，去創造，那動力就像血液在我體內奔湧，至今未怠。
我總是幻想著有一天，當我走進圖書館，在書架上翻找圖書時，能看到印著自己名字的書跟萊曼·弗蘭克·鮑姆或埃德加·賴斯·巴勒斯的作品擺放在一起，上層書架上還有其他名家的著作，比如說埃德加·愛倫·坡、赫伯特·喬治·威爾斯，還有儒勒·凡爾納。我深深地熱愛著他們以及他們筆下的世界，而其他作家，像是薩默塞特·毛姆和約翰·斯坦貝克，則使我熱情滿滿，在這些貴客的陪伴下，我早已忘記自己是《巴黎聖母院》裡的那個駝背的鐘樓怪人。
然而隨著時間一年又一年流逝，我褪去青澀，終於成了一位短篇小說作家，成了散文家、詩人和劇作家。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不斷褪去舊的自我，是熱愛在一路上召喚我前行。
在這本短篇集中，你將讀到在我漫長寫作生涯裡頗具代表性的故事。我深深感念往昔歲月以及激勵我不斷前進的那份熱愛。當我看著這本書的目錄時，眼裡充滿淚水，這些親愛的朋友啊——這些活在我想象中的惡魔與天使。
他們都在書裡了。這是一本精彩的合集，希望你們也能喜歡它。
雷·布拉德伯裡
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