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期間，莎士比亞書店也搬到了附近的劇院街上，這個新的店址，就像我原先的那個店址一樣，也是阿德里安娜發現的。她注意到劇院街十二號那個古玩商店的業主正要找人續租她的商鋪，所以，就急匆匆跑來告訴我，我連忙趕到十二號。能在劇院街上租到一個地方，那真是太幸運了，而且，這個店址正巧在阿德里安娜的書店對面，這真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這個新店比我原來的書店還要大，而且，樓上還有兩個房間。
所以，一九二一年夏天，瑪西尼和我就忙著將莎士比亞書店搬到劇院街上去。我們要搬的東西包括：所有的書籍，一筐筐上面寫著“急件”但還沒回復的信件，《尤利西斯》以及其他與喬伊斯有關的事務，我當時負責發行的各種出版物，小型的評論雜誌，曼·雷（May Ray）[8]所拍攝的我們同代人的照片，惠特曼的手稿，還有布萊克的素描等等。
當我們在新書店裡整理東西時，我發現阿格尼絲姨媽的惠特曼手稿不見了，這讓我一下子特別沮喪。在我幾乎放棄了所有希望時，搬家時也在場的姐姐霍莉問我是否找遍了所有地方。姐妹們有時可真讓人煩，我當然找過了所有的地方。但是霍莉說：“用我的辦法，你總是能找到東西。”“你的什麼辦法？”雖然我並不真感興趣，但我還是問她。霍莉說：“我的辦法嘛，就是你要仔細檢查每一個地方的每一樣東西，你要找的東西肯定會出來。”“真的嗎？”我說，但我不再理會她。我注意到她用她的辦法這裡看看那裡瞅瞅，我想那真是浪費時間。但是她居然拿著一堆紙來問我：“是這些麼？”果真就是。我欣喜若狂，如果惠特曼真的棄我們而去，對於劇院街十二號的書店來說，那將是個多麼糟糕的開始。
所以，莎士比亞書店於一九二一年搬到劇院街，而且，很快就把那條街給美國化了。雖然阿德里安娜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國人，但是我們還是盡了最大努力要同化她。
在薩特和波伏娃之前，聖日爾曼德普雷區的咖啡館就有許多說話不多的文人們出沒，例如，你能看見埃茲拉·龐德在雙偶咖啡館裡，而萊昂——保爾·法爾格則在對面街上的利波咖啡館（Lipp's）中。劇院街離聖日爾曼大街只有幾步之遙，除了我們兩家書店整天熱熱鬧鬧之外，整條街則安靜得如同一個鄉下小鎮。劇院街的另一頭是奧迪恩劇院（Odéon Theatre），所以，在那些看戲的人前往劇院或是戲散場的時候，街上才會人來人往。劇院裡的那些演出，如同這條街一樣，也絲毫沒有大都市的味道。當然，偶爾會有一些著名的製作人來接管劇院一段時間，我記得安託萬（Antoine）[9]曾經在劇院裡上演過《李爾王》。科波（Copeau）[10]也曾掌管過劇院一段時間，但是他的佈景如此簡單，所以，萊昂——保爾·法爾格稱之為“卡爾文教派的鬧劇”[11]。奧迪恩劇院讓阿德里安娜實現了一個夢想，這就是要住在“另一頭是一棟公共建築的街上”。
在我打算出版《尤利西斯》之後不久，手稿的收藏家約翰·奎恩就前來審查莎士比亞書店的情況。他是個長相英俊的男人，很讓人感興趣。我也很欣賞他的品位，他收藏的手稿包括葉芝、康拉德和喬伊斯，他還收藏了溫德姆·劉易斯的素描，以及許多印象主義畫派的精品。以後，這個畫派的作品在巴黎能賣很高的價錢。但我發現他脾氣暴躁，很容易發火。他第一次來我的書店時，那時書店還在杜普伊特倫街的舊址上，我要說，書店沒給他留下什麼好印象。店裡幾乎沒有辦公的傢俱和設施，再加上我是個女的，這讓他疑心重重。我能看出來，在出版《尤利西斯》這件事上，他會緊緊地盯著我，而且，他讓我覺得這一切都得怪我自己，因為我是如他所稱呼的“又是一個女人”。
喬伊斯和我都非常喜歡我們在杜普伊特倫街上的小店，搬走之後，我們一直很懷念那個老地方。約翰·奎恩第二次造訪時，我們已經搬到新店中，那個地區更大，街道也更寬，這是他最後一次來我的書店。店內寬敞多了，這樣奎恩在對我說教時能夠來回走動。他對我大說特說我應有的責任，更要向我抱怨龐德誘惑他收購的那些藝術品，特別是“溫德姆·劉易斯的那些玩意兒”，還有“葉芝的那些垃圾，連撿破爛的都不會多看一眼”。他還說他很高興《尤利西斯》“不會在那小棚屋裡出版”，他指的當然是我們原來在杜普伊特倫街上的書店。
可憐的奎恩！他這麼直率，心腸又好！我很高興能夠與他有這樣短暫的交往，我很有耐心地傾聽著他的所有抱怨，後來我才知道，其實他那個時候已經病得很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