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17节（第1页）

&esp;&esp;第二，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是在离开中国几年后，凭借记忆口述给其他人记述，他对很多事情，甚至一些重要细节总会有所遗漏或者记错。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把我们自己换到他的位置上，我们可能会漏掉更多的东西。

&esp;&esp;第三，至于《马可·波罗游记》中为何没有提及筷子、茶叶、长城等。元朝实行社会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突厥人、回族人等，也包括欧洲人），他们都是特权阶层。马可·波罗属于色目人。在等级制度下，他在中国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局限于蒙古人、色目人中，而这些人吃饭是不用筷子的。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比较流行的饮料是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

&esp;&esp;第四，马可·波罗是从中亚抵达中国的，他用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的叫法来称呼中国的地名也在情理之中。

&esp;&esp;如果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那么《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等事情就很难解释了，因为马可·波罗是记述此事的唯一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他能从哪里抄袭呢？马可波罗还在书中写道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

&esp;&esp;不仅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和马可·波罗叔父的遗嘱中都提到了蒙古大汗的牌子。这是由蒙古帝国中央政府发放的一种身份证明，一般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持有者享有特权。有关的史籍记载显示，只有那些为政府或权贵服务的人才能得到这种牌子。马可·波罗不但在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古帝国的各种牌子，还提到忽必烈以及远嫁西亚的蒙古公主赐给他金牌。他的遗产登记表明，直到他去世时蒙古大汗的金牌仍在他手中。这一点不但说明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还证明他在元朝的身份相当特殊，绝非普通商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涉及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著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的欧洲、西亚、中亚文献对元代中国的记述如此翔实。

&esp;&esp;由此可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他在书中有过于夸张的描述，这也许由于其对亲历中国这一难得经历的炫耀心理而已。

&esp;&esp;西夏遗址黑水城之谜

&esp;&esp;西夏遗址黑水城之谜

&esp;&esp;在我国的北部边陲，历史上闻名的居延海南侧，有一座城墙保存完好的古城遗址，从城内市井建筑的颓垣断壁可看出昔日街巷的布局，从城外残存的田畦沟渠可想到当年农业的兴盛。这就是有名的黑水城，蒙古语称作哈拉浩特(意为黑城）。传说过去黑水城是西夏都城，最后一位君主号称黑将军。他英武盖世，所向无敌，在与汉族争霸中原时，出师不利，退守孤城。中原大军久攻不克，见城外额济纳河流贯其间，便以沙袋塞其上流，断绝城中水源。守城者于城内掘井，至极深而滴水未见。黑将军被迫全力出战，未战前，以所存白金八十余车连同其他珍宝倾入井中，又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小，以免落入敌手，然后率士卒出战，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身亡。中原军队攻陷黑水城后，大肆搜寻而未能得见宝藏。这一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其中藏宝的传说却吸引着不少人。抛开这一传说，西夏王朝是怎样历经兴衰的？黑水城真的是西夏的都城吗？历史上的黑水之城到底是怎样被抛弃的？它又有哪些令人叹息的故事呢？

&esp;&esp;西夏，是一个800年前在我国西北与宋、辽（金）鼎立189年历史的封建王朝，它以党项族为主体。党项族，最早居住在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在隋末唐初的时候，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兴盛起来，他们以姓氏为部落的名称，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在党项族的许多部落中，尤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到了唐禧宗时，以党项族的领袖拓跋思恭镇压起义有功，于公元883年将其晋爵为夏国公，赐皇姓“李”。从此以后，拓跋思恭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五代十国时期，他们乘乱扩张势力范围，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到了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因其地处西北，又在黄河以西，所以史学家称之为“西夏”。

&esp;&esp;“西夏”地方割据政权建立以后，同宋朝时战时和，1115年，金灭辽。宋室南迁之后，西夏对南宋、金都采取和好政策，并广泛吸收汉族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当时，尽管形式上西夏必须向宋、辽称臣纳贡，实际上，它已经完全成为西北的一大军事强国。西夏当时的疆域达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esp;&esp;黑水城始建于11世纪初，是西夏王朝设在北部边境的一座重要的军事城堡，城堡早在西夏王朝正式建国以前就已建成。尽管城市规模较小，但因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经之路和交通枢纽，所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夏建国后，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管理，以防东面辽国和漠北蒙古的侵入，西夏王朝曾先后调集两个统军司来驻守黑水城及整个居延地区。并将大批人口迁到黑水城一带定居，让他们在当地屯垦造田、生产粮食，以满足大批军民的生活需要。

&esp;&esp;到西夏鼎盛时期，黑水城已不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城堡，逐渐变成一座经济、文化都较为发达的繁荣城市。当时的黑水城内，官署、民居、店铺、驿站、佛教寺院以及印制佛经、制作工具的各种作坊布满了城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esp;&esp;1226年，北方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征伐西夏，首先攻克了黑水城，并由此南下，直取西夏的国都中兴府，次年，西夏灭亡。元朝建立后，由于黑水城是漠北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元朝统治者不仅派遣了大量军队来黑水城驻防，还从各地迁来许多汉族和蒙古族人，来这里与当地人共同发展农牧业生产。这一时期的黑水城继续发展，成为了当时的繁华城市。是当时“北走岭北、西抵新疆、南通河西、东往银川”的交通要冲和元朝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

&esp;&esp;但是好景不长，14世纪中叶，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绿洲被沙漠吞噬，变成了一片荒漠，昔日繁华昌盛的黑水城也变成了一座废城。

&esp;&esp;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受黑水城传说的吸引，为了寻找那藏在井中的大批珍宝，他率队来到我国进行“探险”。此时正值我国腐朽的清王朝行将崩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失于防范。当年3月科兹洛夫终于找到了哈拉浩特，并在这里进行了发掘。1909年5月，他们从西藏东部返回时又重到哈拉浩特，对这座古城再一次大肆发掘。他们虽然没有找到所曾幻想的“神秘宝藏”，但却在城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献。其中既有刻本，又有写本，既有大量的佛经，又有多种多样的世俗文献。除此之外，还有汉文、回鹘文、蒙文、叙利亚文、突厥文等多种文献。此次发掘甚至被称为找到了一个“完整的书库”。这批文献运到彼得堡(列宁格勒）后，共编了8000多个编号，大约有两千册书。

&esp;&esp;科兹洛夫的野蛮发掘给黑水城遗址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他在黑水城周际一共挖掉了30多座原先保存完好的佛塔，几乎毁了黑水城80％的塔！科兹洛夫因为他的野蛮行为，在离开黑水城时似乎“良心”有所发现，他在自己的“考察记”中这样写道：“随着考察队与死亡之城距离的增加，不由自主的难过之情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了我。我仿佛觉得在这毫无生命的废墟中，还存留着为我所亲近、珍视以后将不断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舍不得与之别离的东西。我无数次的回望这座被尘土遮盖的城堡，在和自己‘苍老的朋友’告别时，我带着某种可怕的感觉意识到，哈拉浩特城（黑水城）现在只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塔了，这座塔的内容已经无可挽回地死亡了——被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精神给摧毁了……”

&esp;&esp;失色的黑水城，成了今天那些仍然在关注着西夏文化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痛。此外，就要被大漠掩埋了的它向人们证实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被湮没在沙海里的城池是西夏王国当年最漂亮最发达的城市，而这里的每一个沙丘都是牧人们当年的家！发白的牛骨、残存的瓦砾、考古专家刚刚发现的600年前的儿童干尸都在向人们述说着黑水城的过去。而黑水城的败亡之谜也吸引着我们继续向前探索……

&esp;&esp;古墓怪异符号暴露契丹失踪之谜

&esp;&esp;古墓怪异符号暴露契丹失踪之谜

&esp;&esp;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以“镔铁”自称的民族，他们就是契丹民族，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饮马黄河。在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esp;&esp;据《辽史》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国南部的契丹人，还有一些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黄河流域不断出土的文物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事实上，在金朝统治时期，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这也从侧面证明，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esp;&esp;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

&esp;&esp;有人认为契丹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了。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esp;&esp;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虽然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当地民族完全同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致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esp;&esp;也有人认为契丹民族没有被融合，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仍然存在。一种说法认为，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就是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内容，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具体定论尚待进一步的证明。

&esp;&esp;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部落最后流落到了云南地区。他们的根据是，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他们分布在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本人”的先祖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契丹人。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还发现了一本《勐版蒋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蒋氏家族的来源：“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版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esp;&esp;为了解开契丹民族的神秘失踪之谜，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利用了dna技术。他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esp;&esp;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契丹民族消失的千古之谜终被解开。即使如此，由于契丹族1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早已经不存在了。

&esp;&esp;济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学高僧

&esp;&esp;济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学高僧

&esp;&esp;“济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罗汉化身的济公在人间惩恶扬善、治病救人。老百姓将他视为“活佛”，而那些为富不仁、坏事做绝的恶人则对他又恨又怕。那么，济公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他是何许人也？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esp;&esp;济公的传说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六朝以来，浙江南部的天台山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佛教圣地，晋代《西域记》把天台石桥方广寺称为五百罗汉显化之地；唐代被称为三贤的寒山、拾得和丰干，就以疯癫著称，因此，天台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许多罗汉、颠僧的传说。

&esp;&esp;济公其实是一个有史可查的人物，最早记录见于南宋高僧释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和释如《赞济颠》。济公，法名道济，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驸马、镇国军节度使。父亲李茂春和母亲王氏住在浙江天台北门外永宁村。李氏家族人丁不是很旺盛，但因历世仕宦，家境富裕，也称得上是天台的望族了。赭溪西岸的一大片田地，就属于这个家族所有，至今人们还称作“李家”。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无嗣，虔诚拜佛终求得子。济公出生后，国清寺住持为他取俗名修缘，从此与佛门结下了深缘。

&esp;&esp;少年济公成长在赭溪畔，读书于赤城山。由于受天台山“佛宗道源”和李府世代积善信佛家族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先入国清寺，后投奔灵隐寺瞎堂慧远，这位“佛海禅师”为济公授具足戒。

&esp;&esp;济公被人们神化为“活佛”，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扶困济贫、除暴安良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所致。济公出家后，不像其他世俗和尚那样守着寺院的清规戒律循规蹈矩地生活，而是成天吃荤喝酒，衣衫褴褛，浮沉市井，救死扶弱。不过，在一般僧俗眼里，道济的言行出格，被认为不是正常的人。有的僧人向方丈告状，说道济违犯禅门戒规，应责打并逐出山门。谁知，方丈瞎堂慧远一边口宣：“法律之设原为常人，岂可一概而施！”并在首座呈上的单纸上批了：“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此后无人再敢诟逐。瞎堂圆寂后，道济去净慈寺投德辉长老，后来做了书记僧。

&esp;&esp;济公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癫，实际上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由于济公法行高超，达官贵族都以与其结交为荣，但是，道济却轻易不入侯门，而用他精湛的医术为老僧、贫民悉心治疾，疑难杂症多得根治。净慈寺失火后，他自撰榜文，前去严陵山一带募化，使之恢复旧观。他好打抱不平，息人之争，救人之命。于是人们又以他扶危济困而称之为“济颠”，尊之为“济公活佛”。济公诞生时正好碰上国清寺罗汉堂里的第17尊罗汉（即降龙罗汉）突然倾倒，于是人们便把济公说成是罗汉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会呼唤英雄，当人民十分需要圣贤的时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济成为历代供奉祭祀的神灵，其成佛后的尊号长达28个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先师三元赞化天尊”，集佛道儒于一身，堪称神化之极致。

&esp;&esp;不过，也有人认为，济公的原型为金陵高僧宝志，是南北朝时建康（南京）人。宝志，自小出家，住京师(即建康）道林寺，修习禅业。又曾向西域来的著名禅师学习禅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初年，忽然出现反常行为，居止无定，饮食无常，留着长长的头发，喜欢赤脚走街串巷。出门时总是扛着一根锡杖，杖头挂着剪刀和镜子，或者挂一两匹布帛。他那诡异乖张的行止，常常招致人们的好奇和讪笑。

&esp;&esp;据《南史·陶宏景传》后面所附的沙门宝志事：“宋泰始中（468年）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齐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这样一直到南齐建元中(479～482年），宝志有时一连几天不吃饭，而没有饥饿的神色；有时言辞闪烁隐晦，难以捉摸，事后却发现他说的话都应验了。不时自编自唱半通不通的歌谣，结果都成了某些大事的预言。

&esp;&esp;据说梁武帝在位时，宝公有诗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38岁做了皇帝，83岁时他曾“舍身”当和尚的所在地同泰寺发生火灾，火起之日为四月十四日。宝志和尚的话都得到了应验。在此之前的齐武帝，曾将他关押起来，次日，人们却在大街上见到了他。齐武帝很惊讶，亲往狱中察看，却见他依然在押。齐武帝无奈，只好恭请他出狱，对其敬奉有加。

&esp;&esp;天监十二年的一天，宝志忽然将寺中的金刚像搬出，自语道：“菩萨当去。”到了第二天就无疾而卒。宝志死后，梁武帝女儿永定公主出资，在钟山玩珠峰开善寺（明初称蒋山寺）前为他建塔下葬，称宝公塔。琅琊王筠奉命为宝志撰写碑文，文词丽逸。后人便依此碑文演误其名为道济，朝代为南宋。

&esp;&esp;到了明初，朱元璋为了营建孝陵，选中了蒋山寺这块风水宝地，决定迁移蒋山寺及宝公塔。谁知在拆塔掘基时，却见宝公尸体未腐，手缠腰，发披体，容貌如生，朱元璋视之生畏。遂许愿金棺银椁，以葬宝公。随后将其移至钟山东南麓，重建寺塔，即今之灵谷寺、宝公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