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连车都没支稳,几步冲进屋里,二话不说,把近期的《光明日报》拍在他面前,指着头版一条消息,声音都在发颤:“你不是超龄了吗?这个研究生,就是给你准备的!好好准备!”
那是一九七八年三月,报纸头条登的,是教育部通知各地放宽报考研究生年龄限制的消息,报考年龄从35岁放宽到了40周岁,而且对学历不作任何规定。
李在然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
他一把抓过报纸,凑到眼前,把那几行字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恨不得吞进肚里。
报纸上说,这次招研究生,采取的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全国统一考试,设初试和复试。
李在然念着念着,喉咙就堵住了,眼眶发酸,一个字都念不下去了。
他忽然想起,就在上个月,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在北京开过,报纸上说,要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社会都在给知识分子翻案、平反、撑腰。
报纸上还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年受的委屈,要一笔一笔地还回去。
李在然当时只觉得那是别人的春天,跟他这个还趴在乡下写检讨的人没关系。
那些口号他听过太多回了,一回比一回响,可没一回真正落到他头上。
他早就不敢指望什么春天了,只求这口饭能吃安稳,这身皮能少挨几下。
可眼下这张报纸告诉他,春天,是真的要来敲门了。
他捏着报纸的手,一直在抖。
那抖,不是冷,是憋了十年的那口气,终于找到了出口。
他吸了吸鼻子,把那口气咽回肚里,又从头把那行字念了一遍,这回念得字正腔圆,像是在念一篇课文。
来送信的是邻村村小的老师,整个公社里,唯一跟他合得来、又真心同情他的同志。
那人也是知识青年,不过他是回乡知青,家就在这个村里,根在这里,跑不了。
两人身份差不多,都是知青,又都是乡村教师,自然能说到一处去,处着处着就有了情分。
有一年冬天,李在然病在炕上,是这人端着一碗热汤面,踏着雪给他送到炕头来的。
两个人在灯下就着一碟咸菜,说了半宿的话,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梦。
如今真有梦能做了,这人二话不说,把自己攒的复习提纲,连夜抄了一份,揣在怀里给他送来。
当初李在然被高考挡在门外、彻底绝了念想的时候,就是这人留了心,一有风吹草动,立马跑来报信。
这人还撂下一句话:“你要是考上,往后替我们这些走不了的,多读几本书,也算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
李在然听了,眼眶又是一热,想说句谢,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挤出来。
年龄终于够了,身份也不追究了,李在然的机会,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可那股子高兴劲儿没撑过一袋烟的工夫,心里就七上八下地打起鼓来。
他太清楚了,校长不会放他走。
可这样的机会,错过这一村,下辈子兴许都遇不上第二回。
“不同意,我也得考!”李在然把牙一咬,心里恶狠狠地想。
他这辈子,从没这么麻利过,撂下笔就往学校赶,冲进办公室,直筒筒地对校长说:“我要考研。”
话一出口,他心里已经做好了被劈头盖脸骂一顿的准备。
谁知校长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喝了口茶,轻飘飘一个字:“行。”
李在然愣住了,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他张了张嘴,想再问一遍,又怕这一问,校长就改口了。
从办公室出来,日头正好照在操场上,他站在那儿,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十年了,他头一回觉得,脚下的地,是实的。
他原以为,总会有哪个上级跳出来,拿他刚当上教导主任说事儿,阻挠他去考。
可事实上,一个都没有。
这个乡村小学,校长之下就是他李在然,说是教导主任,其实里里外外就这俩人撑摊子。
前两年还有两个知青在这儿代课,后来人家都考上大学走了,诺大的学校,一下子空了一大半。
要是李在然再考走,这学校就剩下校长一个光杆司令了。
可校长偏偏半点不慌,那份云淡风轻,看得李在然心里直打鼓。
直到有一天两人闲聊,李在然才明白,校长那点豁达,是早就得了信儿的。
随着高考恢复,教育系统人人奔走相告,都觉得教育的春天总算来了。
各地教育局眼看知青和农村知识青年一茬茬考走,农村教师青黄不接,愁得直挠头,最后定了个主意:让邻近几个村合署办学,老师凑一块儿,学生也凑一块儿,办成一所联中,一个萝卜一个坑,缺的坑就能填上了。
校长那神色里藏着的,正是他要调去新办的联中当校长的好消息。
既然要走了,李在然这个多一个少一个,于他又有何干?
这么轻易就到手的“批准”,反倒让李在然浑身不自在。
要知道,这在他身上,可是破天荒头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