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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失格四975（第2页）

马克本能地用中文回应：“铭文说，王赏赐贵族土地和奴隶，以表彰他的忠诚。”

男人惊讶地挑眉：“你读得懂金文？”

马克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他看向鼎上的铭文——那些弯曲的、古老的文字，他应该完全不认识。但在刚才那一瞬间，他确实“读”懂了，就像读懂现代汉字一样自然。

“我我不确定。”马克结巴了。

“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姓周。”男人递上名片，“你是？”

马克介绍了自己，简单提及自己的语言状况。周教授眼睛亮：“有意思。金文的识别需要专门训练，即使中国人也大多不认识。你的情况可能不只是现代汉语的能力。”

他们一起参观了其他展品，周教授测试了马克的古汉语能力。马克现自己能理解一些古代碑文，虽然不是全部，但远过任何未经训练的人应有的水平。更奇怪的是，当他试图阅读时，脑海中会浮现两种理解：一种是字面的、学术的翻译；另一种是直觉的、情感的理解，伴随着画面和感受。

“这可能是联觉的变体，”周教授推测，“语言与感官体验的直接连接。古代文字是象形起源，对早期使用者来说，文字不仅是符号，也是它所代表事物的‘影子’。你可能直接体验到了这种原始连接。”

离开博物馆时，周教授邀请马克参加他的研究生讨论课。“我想让学生们见识一下，语言能力可以有多么不同寻常的表现形式。”

马克答应了，但心中不安。他的能力正在扩展，出他理解的边界。现代汉语、方言理解、古文字识别下一个是什么？

当晚，江医生打来紧急电话：“马克，我有一个新现。在重新分析你的脑部扫描时，我注意到一些以前忽略的细节。你大脑中激活的区域不仅仅是语言相关区域，还有一些通常与自传体记忆相关的区域。”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的语言能力可能与特定人物的记忆绑定。那些闪回，可能不是随机的记忆碎片，而是具体人物的生活片段。”江医生声音严肃，“我有个理论，需要验证。你能来北京一趟吗？我这里有更先进的脑成像设备。”

马克犹豫了。一方面，他渴望答案；另一方面，他害怕答案可能是什么。

“我需要考虑。”他说。

挂断电话后，马克打开电脑，搜索“奇美拉”这个词。除了神话中的怪物，这个词在现代生物学中指的是含有两种以上基因型的生物体。在心理学中，奇美拉人格指的是身份认同的分裂或混合。

他在日志中写下：“如果我是语言奇美拉，那么构成我的各部分来自哪里？我大学的中文老师？我看过的中国电影？我读过的中文小说？还是更深层的东西——集体无意识中的中文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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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马克在工作中明显分心。在测试新开的“商务中文”模块时，他看到模拟的会议室场景，突然想起一个具体情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家国企的会议室里，人们在争论是否要与外资合作。他能听到那些人的声音，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碰撞，旧思维与新思维的冲突。

“马克？”测试团队在等他反馈。

“这个场景需要更多时代背景信息。”马克努力保持专业，“九十年代的商业环境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合资企业’是新鲜事物，很多中国管理者对外资既渴望又警惕。”

他详细描述了那个时期的特点，团队认真记录。但马克内心震惊：这些知识从哪里来的？他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了解应该很有限。

李薇会后找他谈话：“马克，你需要休息。公司可以给你放带薪假。”

“我不想停下，”马克说，“工作让我保持现实感。”

“但你现在看上去像是在梦游。”李薇的声音温柔下来，“听着，我知道你的情况特殊。但即使是特殊情况的人也需要休息。你的公寓附近有个不错的公园，去走走，暂时离开屏幕和语言分析。”

马克听从了建议。第二天他没有去公司，而是去了世纪公园。雨停了，天空依然阴沉。他在湖边散步，看着中国家庭周末出游：孩子们放风筝，情侣划船，老人在打太极。

这些场景本该让他感到疏离——他是外国人，与这些人的生活不同。但相反，他感到一种深层的熟悉感，仿佛这些场景触动了某种文化记忆。不是他个人的记忆，而是某种更广阔的、共享的记忆场。

他在长椅上坐下，打开手机，看到父母来的照片：墨尔本家中后院，父亲新种了一棵柠檬树。照片下是母亲的留言：“你爸说，等你回来，柠檬正好成熟，可以做你最喜欢的柠檬派。”

马克感到一阵尖锐的乡愁，但混杂着陌生感。柠檬派是他童年最爱的甜点，但现在想起它时，他同时也想到中国的桂花糕；想起墨尔本海滩时，也想到从未去过的西湖；想起英语的亲切感时，也感到中文的深邃。

这种双重感知不再是分裂，而成为常态——他的意识变成了双声道，同时播放两种文化配乐。

手机振动，是林先生的孙女艾米丽来的信息：“马克老师，我通过了hsk四级考试！爷爷说要请你吃饭庆祝。你周末有空吗？”

马克回复表示祝贺并答应。他突然意识到，艾米丽可能是他在上海最亲近的人之一——不是血缘或文化上的亲近，而是理解上的亲近。艾米丽是abc，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虽然她的混合与马克的不同，但本质相似：都是两个世界的居民。

周末晚餐在一家本帮菜馆。林先生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更虚弱，但精神很好。艾米丽兴奋地展示她的hsk证书。

“爷爷说我应该考虑去中国留学，”艾米丽用中英混杂的语言说，“但我不确定。我觉得自己既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澳大利亚人。”

“欢迎来到俱乐部。”马克用中文说。

林先生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你们这一代人有福气。可以同时拥有两个世界。我们那一代人，离开中国就是断裂，再也回不去。现在，世界是连续的。”

晚餐进行到一半，林先生突然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艾米丽和马克都紧张起来。林先生摆手表示没事，但马克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

“医生说我时间不多了，”林先生平静地说，仿佛在说别人的事，“肝癌晚期。但我很满足，看到了孙女长大，还遇到了你这样有趣的人。”

马克不知如何回应。他能流利地说中文，但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他的语言突然变得贫乏——不仅是词汇上的，更是文化理解上的。他不知道在中国文化中，该如何谈论死亡才是恰当的。

林先生似乎看出了他的困惑：“在中文里，我们不说‘死’，说‘走了’‘去世’‘过世’。这些词都有距离感，有婉转的敬意。但对我来说，死亡就像语言转换——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不是终结，是变化。”

这话击中了马克。语言转换作为死亡的隐喻——旧的自我的“死亡”，新的自我的“诞生”。但他的情况是双向的：英语自我没有完全死亡，中文自我没有完全诞生。他是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像蝴蝶被困在蛹中，既不是毛毛虫，也不是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