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失去一致性的,并不是判断。
而是——
行动。
清晨例行任务开始前,调度系统第一次给出了两个互不兼容的执行方案。
不是系统错误。
不是权限冲突。
而是两套方案,在所有既定参数下,都被判定为“合理”。
“这不应该。”调度员反复核对,“按照以往规则,系统会自动选择风险最低的那一条。”
“现在呢?”沈砚问。
调度员迟疑了一下:“现在……它拒绝排序。”
屏幕上,两条方案并列显示。
一条,要求立即封闭外围三号遗址,停止进一步掘,以防不稳定结构扩散;
另一条,则建议继续推进,趁结构尚未完全固化,抢先获取核心信息。
保守。
激进。
在过去,这样的分歧会在模型层被迅压平。
而现在,它们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像两条同样清晰的道路。
“这不是技术问题。”沈砚说道,“这是选择问题。”
调度会议被临时提前。
原本只负责执行的成员,被第一次要求参与判断。
会议室里,气氛明显不同于以往。
没有激烈争吵。
却有一种难以忽视的紧绷感。
“我支持封闭。”一名负责结构安全的工程人员率先开口,“三号遗址的稳定性评估已经低于安全阈值,继续深入,意味着不可控风险。”
“不可控,不等于不值得。”另一名考古分析员立刻回应,“我们已经多次错过关键节点,只因为‘风险过高’。”
“你是在用假设,赌现实。”工程人员皱眉。
“而你是在用安全,掩盖未知。”分析员反击。
沈砚没有打断。
他看着这场对话,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已经不再是立场分歧。
而是对“责任归属”的不同理解。
一方认为,责任在于避免损失;
另一方认为,责任在于不放弃可能。
“如果两条方案同时存在,我们怎么选?”有人问。
所有目光,第一次,没有落在沈砚身上。
而是在彼此之间游移。
这让沈砚微微一怔。
他忽然意识到——
裂纹,已经从认知层,延伸到了结构层。
最终,没有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