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议执行。
沈砚看着那行字,忽然意识到:
代价,并不是在阻止他们做事。
它是在重塑“值得去做的事”的定义。
第四天,一次看似普通的人事调整,彻底暴露了问题的形状。
一名年轻成员,被调离了探索组。
理由不是能力。
不是失误。
而是——
“长期承载预测偏低。”
换句话说:
还没走到阈值,
就已经被提前避开。
这个决定,在程序上完全合理。
甚至显得负责任。
可当沈砚看到那份通知时,心中第一次生出明确的抵触。
“我们是不是……开始预防性牺牲人了?”
他在私下问一名老成员。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不这么做,代价会更大。”他说。
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
却也意味着——
代价,已经开始主导价值判断。
沈砚开始重新审视整个路径模型。
他现,所有被系统“优化”的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更少的人。
更稳定的决策。
更低的波动。
这在工程学上,是完美解。
但在人类层面,却意味着一件事:
探索正在被压缩成少数人的特权。
第五天清晨,沈砚召集了一次非正式讨论。
没有议题。
没有记录。
只是让所有核心成员坐在一起。
“你们有没有想过,”他开口,“如果这条路最终只能容纳个人继续前进,我们还会不会走?”
没有人立刻回答。
有人皱眉。
有人低头。
有人露出迟疑。
“如果不走,那前面的一切,可能永远不会被理解。”
有人终于说道。
“如果走,”另一人接话,“那后面的人怎么办?”
这不是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