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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创作无法评价人物性格，纵观元稹生平诗作，他在《行宫》中写白头宫女，《织妇词》言织女不敢婚嫁，《会真诗三十韵》也是美好期冀更多，对妇女的同情贯彻始终，和他人谈及莺莺张生，与之交好的李绅叹莺莺之情，落点终在怜惜，而非赞同薄幸。

在人物塑造上，莺莺也是虽然没那么清醒，但脱离传统形象的——恋情的重心从来不在张生，而在莺莺的态度。她严词拒绝，张生只有辗转反侧的份，她决心回应，才有后来的一切。后来再嫁，回绝见面请求的，到底还是她。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不仅是莺莺的劝告，也是她对后来张生妻子的善意。

虽然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故事的套路，但《西厢记》中那个勇敢的、鲜明的崔莺莺底色，其实在《莺莺传》中，就已初见其心了。】

第117章咱真不是那样人⑤

【元稹的张生自比说之所以为人深信，除了错误的求证，也有个人形象和其他绯闻强绑定的缘故。薛涛，这个前面解释过，《云溪友议》远隔多年捏造的艳闻，今天结合真实历史情况往细里深究一下。

先是《云溪友议》其书，志怪故事和文人八卦齐聚，后来被评价“失于考证”、“诲谑古圣”，属于文人激情创作产物，大多是草野传闻，不能尽信。

再看其中对元薛相关的记载：元稹听说西蜀有才女薛涛，心中向往，任监察御史时请求出使剑门，但职责范围也接触不到。等到他担任拾遗，府公严绶为之牵线，常遣薛涛前往，二人相识，分别，赠情诗。

从元稹个人在官场的经历看，元和元年，元稹任左拾遗，上了一堆奏本支持监察御史裴度，为宰相所不满，同年就被贬走，因母丧回乡丁忧。

元和四年回到工作岗位，当了监察御史，三月前往剑南东川查贪腐，得罪一堆人，被排挤到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等到七月，元稹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上了新奏书，和“及为监察，求使剑门……及就除拾遗”的记载完全矛盾。

而传闻中严绶在元和四年帮元稹结识薛涛，也与史实不符。严格来讲，直到元和六年严绶出任江陵节度使，才与当时是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有所往来。

流言的另一位主角薛涛身在西川，地理位置远得很，元稹一没高铁坐，二没水浒戴宗日行几百里的本事，当然没有和她见面的可能。时任节度使为武元衡，荆南的严绶手伸不了那么长。

元稹当时作出的诗也能稍微展示他入川后有多忙，“文案床席满，卷舒赃罪名。惨凄且烦倦，弃之阶下行。”满床都是案卷记录，工作尽头是烦得到处乱转，没有丁点约会的空闲。】

朱棣抚掌，光看元稹在元和几年间的官职变动，上疏，被贬，查贪腐，被排挤，再上疏，可称不易，却被街巷口舌所毁。

时至今日，记得他在东川平反冤案之人甚少，红粉知己的空话却漫漫。况且，他记得元稹从东川归来被贬不久后发妻便身故，方有《遣悲怀》诗组……怎一个惨字了得。

他在皇位上感慨，左右臣子见君王面色变幻，对视几眼，默默颔首致意——陛下这是同病相怜了。

虽非年节岁首，但为抒解郁气，白居易仍觅一古镜，怀镜胸前默问，再出门听人言，以听到之言占吉凶未来。

天幕正絮絮叨叨说话，四周俱寂，他在友人“卷舒赃罪名”的境况中烦倦而行，终于听到声息。隔墙小童正低声念诵着他抄录多日，传散天涯的元微之之作——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

古镜寒幽，未破也有明光，他低头望去，从中捞出一片清白月。

【传说中元稹与薛涛互相唱和的情诗也并未收集于他的个人诗集中，大多为假，没有更多实证。身为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总要有点小烦恼，元稹就和白居易抱怨过自己的诗文驳杂，有人冒名顶替，写宫词百篇杂诗两卷说是元诗，仔细勘验，无一篇是。

他的知交白居易也有类似的困扰，写《白氏长庆集》还要在后续中再三强调“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为谬耳”，顶流难做啊。

再回到《云溪友议》，除了元薛恋情，作者还首创了另一桩绯闻，说元稹正打算派人接薛涛时，遇见了刘采春，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此诗也未收录入诗集，且无旁证，刘采春已有夫婿，二人并无更多交集。

风流韵事到此告一段落，再转向婚姻。不得不说，元稹是个满身黑锅的人，不结婚吧，说他玩弄女性又狠心抛弃，结婚吧，说他巧婚负心，纯粹的薄情郎。

“巧婚”之说，指的是元稹为求显宦，抛弃落魄贵女莺莺与高门韦氏结亲。莺莺相关已剖析过，而“巧婚”一词很值得玩味，当时韦父是太子宾客，但已有退隐之意，元稹写诗赠岳父，称对方“常言退休之志”，没有进取之心，他的官职也一直在校书郎徘徊，没有被岳家大佬带着越级升迁的迹象。

元稹悼亡诗中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被断章取义为贫困夫妻事事悲哀，多年来被用于警戒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纠其原义，贫贱夫妻一词他在祭文中就有所提及，婚后始知贱贫，然不悔于色，不戚于言，因而是“诚知死别之恨人人皆有，但你我是共苦夫妻死别，更觉哀痛。”

困苦至此，与负心另娶高门之说又有所矛盾。韦丛去世两年后元稹纳妾，再过四年再娶，我们无从评判这种婚娶对错，时代局限性这个词老生常谈了。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今人读悼亡诗，感当时情谊者有之，觉文学伪饰者有之，见仁见智，但有些谣传却不必。剔除误传的，据史料判断真实的，才是我们要做的。】

“从三国时魏文帝陈思王到元稹为发妻悼亡，天幕在谈论此类故事时，常提及文学之伪饰。”李清照沉吟。

身为文人，她固然知晓有些书生在落笔时会将情绪放大，一分凄楚写成十分，但人在困苦之极时，也多的是满腔愁怨凝诸笔端，只能吐出“载不动，许多愁”六字的时候。

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哀痛自有力量，人若只能赏玩文字，见之便思考其中是否巧言令色，那要错失多少情味。

李清照信手抚摩金石文玩，思考起品鉴诗文与情感的界限。

欧阳修无奈：“如今榜下捉婿之风盛行，达官显贵豪门奢族在放榜时观察新科进士，相看绿衣郎，与之结亲，本就是一种政治投资，如何称得上巧婚。”

中唐，元稹与他抱有同样的困惑，却是追念更多。忆及亡故的发妻，又念及绕床而行帐前啼哭的稚女和困顿的往日，最终只能落下一声长叹。

【我们深恶痛绝又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象是，就古代大环境而言，男性不管多负心薄幸，都能被评一句风流才子多情客，不会上升到个人品行道德败坏的地步。

但从后世文人考证看，从晚唐开始，元稹的形象就开始跌落，自宋艳闻增多，再到后面不断下滑。

易中天在讲三国时有个观点，历史人物大多都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这三个形象相辅相成，历史形象造就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又深刻影响民间形象，民间的认知有时也会对前二者有所改变。

元稹在民间的渣男认知普遍来自宋朝生产的文学作品，但写野史也得有原因，为何中唐这么多文人，要选取元稹来进行这种再创作？他在历史上、在政治上究竟是何种面貌，才会让部分人对其心生恶感，散播出元稹打压迫害年仅三四岁李贺这样的奇葩之语？】

原本还未从红楼中回过神的李贺听闻天幕口中自己的名字，无意识抬起头，只略扫一眼，便惊立当场。

半空展示的那本《剧谈录》又是何种异闻，为何他这个当事人不清楚？年少轻狂有才名，对元稹拒门不见，被其怀恨在心，才在他科考时故意打压，此人言哉？

且不说没有高位者来访后生拒见的道理，真有此事他也不必科考了，狂生之名应当满京都了，据他所知，当年自己拜谒韩愈韩大人时，元相国正因直言上谏被贬去河南，科考时也已被贬去江陵，何来打压学子的时间与手段。

李贺原本还因无法入仕颇为伤怀，不久前听天幕说青史变迁，桑田沧海，已稍微削减了几分不平。后来见《红楼》奇书，沉浸其间推算后续，不觉光阴流逝，今日再听后人解读，元稹在官场求索多年，身后名却狼藉潦草，可见宦海风波。

人生于世，不于官场建功立业，还可在何处后世留名？诗人心中块垒骤然而松，虽仍有郁结，到底能支撑他在人世寻觅。

【说完这纷乱的、冗杂的情事后，我们将视线回转到中唐的朝堂与元稹的政治生涯。

盛世的铸造很艰难，摧毁只需一念。但在它崩塌毁坏之后，再接手王朝的后来者，面对的就是来自天下人的期许，以及伪人先祖的恶意。

处在太平年岁过渡期的人总是很尴尬的，试想，你听闻过、如果年长也许还亲眼见过那些璀璨的世代，先人写令人狂热的诗，四方朝盛大的王朝。

但就像昭陵不复生，后人又非常清楚，这一切都已经离去，无论是大众的精神偶像，还是推动倒塌的那片阴霾都不会回来，中唐之人站在苟延残喘的王朝上，看它既没能成废墟，又追不回往日，只能想尽办法拖延它的死亡。

史家有言，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取之矣。在皇帝这个位置上，开国后的几位耗尽了李家大半气运，后来就算有能称小太宗的皇帝出现，也没有哪位能真做这个命世雄才。

代宗平复了安史之乱后的纷扰，怀柔藩镇，播下宦官专权的种子；德宗削藩生乱后疲软下去，从疏远到委任宦官，贬斥臣子；顺宗永贞革新改革失败，被迫退位；宪宗革弊政，为宦官所杀，党争兴起，此后绵延多年。

而元稹，就在这样天下之政既去的时代中，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