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在鞋膛里停了一瞬,感受着那股从棉花里透出来的暖意,像是有人提前用手将这双鞋捂热了才递给他。
还有一包用油纸包着的、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放在所有东西的最边上。
油纸包得严严实实,从外面完全看不到里面的内容,但那个包的形状是长条形的,摸上去硬硬的,像是什么细长的物件被仔细地包裹在层层油纸里。
温云清站在那里,看着炕桌上这些东西,一时间没有说话。
他的目光从肉罐头移到红糖,从红糖移到奶糖,从奶糖移到秋衣秋裤,从秋衣秋裤移到棉鞋,然后停在了那包用油纸包着的、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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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光在那包东西上停留了很久。
他的喉结微微动了一下。
那是吞咽的动作。
不是因为嘴里有口水——虽然确实有,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身体本能地做出了反应,但那不是馋,而是某种更深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身体里涌动。
那种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他的喉咙会紧,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咽不下去,也说不出来。
他说不出话来。
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来。
有一千句话、一万句话堵在他的喉咙里,挤成了一团,互相纠缠着、推搡着,谁都不肯第一个出来。
他想说“岳哥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想说“这些你留着自己用啊”,想说“部队里的票你自己不用吗”,想说“你大老远背这么重的东西不累吗”。
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全部卡住了。
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岳哥“顺便”带的。
岳哥不是那种会“顺便”做任何事情的人。
岳哥做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经过思考的、认真准备的。
这几罐罐头,这包红糖,这包奶糖,这套秋衣秋裤,这双棉鞋,这几本书,还有那包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每一样都是岳哥精心挑选的,每一样都是他觉得“自己可能用得上”的,每一样都是他从自己的生活里省下来的。
岳哥把自己的津贴省下来,换成了这些东西,装进那个军绿色的帆布包,扛上肩膀,坐上火车,倒了好几趟车,在冰冷的车厢里晃荡了好几天,一路颠簸,千里迢迢地背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村。
温云清想到这里的时候,鼻子微微酸。
那种酸意不浓,不是想哭的那种酸,而是一种更淡的、更持久的、像是含了一片柠檬在嘴里的那种酸。
不刺激,但一直在那里,丝丝缕缕地弥漫着,让他的整个鼻腔都变得敏感起来。
秦岳坐在炕沿上,没有看他。
他正低着头,伸手将帆布包里的最后一样东西拿了出来。
那个东西压在包的最底下,他伸手进去摸了一下才找到,手指勾着带子将它从包里抽出来。
那是一个军用水壶。
不是新的。
壶身上有几处磕碰的痕迹,凹进去的小坑,被刮掉漆的划痕,还有一些长期使用才会形成的、细密的、像蛛网一样的纹路。但保养得很好,壶身被擦得锃亮,金属的光泽在灯光下闪动着,那些磕碰和划痕不但没有让它显得破旧,反而给它增添了一种经历过岁月的、沉稳的质感。壶盖上的带子系得规规矩矩,带子的边缘被磨得起了一点毛边,那是长期使用才会留下的痕迹。
温云清认得这个水壶。
它在很多封信里被提起过。
秦岳在信里写过,说他去拉练的时候带着这个水壶,水壶里的水在冬天会结冰,他把水壶揣在怀里用体温捂热;说他去参加演习的时候这个水壶帮他扛过了整整两天的高温,金属的壶身被太阳晒得烫手,但里面的水还是凉的;说这个水壶跟着他走过了很多地方,从南到北,从平原到山地,它见证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成长。
这个水壶对秦岳来说,大概不仅仅是一个装水的容器。
它是一件陪伴了他很多年的东西,是一个沉默的伙伴,上面刻着他的痕迹——不是名字,不是编号,而是那些磕碰、那些划痕、那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生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小故事。
秦岳将这个水壶放在桌上所有东西的最前面。